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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刘备真是因祸得福，通过这场战事，成了暴发户。当曹操撤回北方，周瑜围曹仁于江陵时，刘备和诸葛亮等带兵南征，取得了荆州的江南四郡，表明刘备是有一定的军事实力的。后来孙、刘两家因为荆州问题翻了脸，鲁肃与关羽单刀相会时，关羽在会上说：
  “乌林之役（就是赤壁之战），左将军（刘备）身在行间（身在军队之中），寝不脱介（睡觉时不脱掉铠甲），戮力破魏……”（《三国志·鲁肃传》裴注引《吴书》）
  这是刘备积极参加赤壁之战的写照。
  总之，赤壁之战之所以至今迷雾重重、疑问甚多，是因为各种记载具有片面性，像瞎子摸象一样。我们必须把大家所摸到的各个部位正确地拼凑在一起，才能知道全象是个什么样子。
  28　两个“空城计”（1）
  三国历史上究竟是否有过空城计，还是一个需要讨论的问题。易书在附录《心平气和说空城》中，重点讨论了曹操的“空城计”；同时他也透露：有一位叫“红茶杨威利”的网友，否认曹操与吕布乘氏之战那件事是所谓“空城计”，却认为文聘使用过“空城计”，赵云使用过“空营计”。现在我也来凑凑热闹，谈谈“空城计”的问题。
  诸葛亮的“空城计”是最典型的“空城计”，但那毫无史实根据，只能算是一个民间故事，所以我不想再谈它。赵云用过“空营计”，见《三国志·赵云传》裴注引《赵云别传》，这确实是“空营计”，人们似乎没有什么争议，所以我也不去谈它。我所要谈的是两个“空城计”，就是易中天所认同的曹操的“空城计”，和网友“红茶杨威利”所认同的文聘的“空城计”。
  曹操的“空城计”，见《三国志·武帝纪》裴注引《魏书》。先把原文抄在下面：
  “于是兵皆出取麦，在者不能千人，屯营不固。太祖乃令妇人守陴（音皮），悉兵拒之。屯西有大堤，其南树木幽深。布疑有伏，乃相谓曰：‘曹操多疑，勿入伏中。’引军屯南十余里。明日复来，太祖隐兵堤里，出半兵堤外。布益进，乃令轻兵挑战，既合，伏兵乃悉乘堤，步骑并进，大破之，获其鼓车，追至其营而还。”
  这段文字有的地方不太好理解。我结合《武帝纪》的正文，试着讲解一下。
  这是兴平二年（公元195）的事，吕布和陈宫率一万多人从东缗（今山东金乡）到乘氏（今山东巨野西南）来打曹操。曹操的部队大部分收麦子去了，留守的不到一千人，营盘不巩固。于是曹操“命妇人守陴，悉兵拒之。”我们讲到这里，就讲不下去了，出现了疑问。
  疑问之一：说是“屯营不固”，曹操的军营在乘氏城内还是城外另有营盘？“陴”是城上的女墙，营盘不是城，哪来的女墙？如果说营盘就是城，为什么不说城不巩固而说“屯营不固”？为什么又说“屯西有大堤”，而不说“城西有大堤”？
  疑问之二：“悉兵拒之”，易中天解释为“所有的兵力也都用上”。但把兵用上干什么？是和妇女一同守城（守营），还是都去迎击敌人？既说“拒之”，该是这不足千人之兵都去迎击敌人。
  好了，我们再往下讲。军营（城？）的西边有大堤，堤南树木幽深。吕布怀疑大堤里有伏兵，对左右说：“曹操很狡猾，不要中了他的埋伏。”便向南后退十余里。大概吕布琢磨了一夜，愈想愈不甘心，第二天又来了。这时曹操方面定是割麦子的兵已经回来，曹操早已把兵隐藏在堤内，有一半兵暴露在外面（以示其少，同时可使敌人产生堤后没有伏兵的错觉。）吕布靠近了一些，利用轻兵挑战。两军相交之后，伏兵便从堤后冲了出来，步骑并进，大破敌军，缴获了他们的鼓车（载鼓之车），追到他们的兵营而还。
  古人为文，叙事简略，有一定的模糊性。对于当时的环境，我们只有采取城屯合一的假定，才能讲得通。就是曹操的军营是一个堡垒式的小城，当时称为坞或坞堡，除了军事堡垒之外，很多豪门大院也是这样构建的。吕布来攻时，曹兵不满千人，于是曹操便命妇女守城，不足千人的士兵完全出城迎击敌人。吕布见城西大堤的南面树木幽深，产生了怀疑，便退兵了。第二天，吕布又来了，曹操打了一个漂亮的伏击战。
  我们可以压下第二天的事情不表，单说这第一天，算不算空城计？那就得看所谓空城计的标准是什么。易中天说：
  “（空城计）最基本的要素和内核，那就是公开示弱示虚，让对方不知深浅不知虚实，进而因生疑而不敢进攻甚至撤退。”（《品三国》223页）
  他又引用了钱钟书先生的三个标准，就是“偃兵开城门”、“开城门延贼”、“开门以待之”，都和城门有关。本来嘛，既曰“空城计”，就不能离开“城”这个主体，仅仅是“公开示弱示虚”，而和“城”没有关系，那就是“弱兵计”，怎么是“空城”计呢？
  针对乘氏之战这件事，我们结合易中天和钱钟书的标准，可以认定：
  第一．　曹操并未偃旗息鼓，隐兵不出，也没有大开城门以待，而是把不足一千人的全部兵力都去迎击敌人了。用妇女守城，是被逼无奈，临时抱佛脚，反正有人总比没人强，若是敌人用云梯攻城，妇女扔下滚木擂石来砸，也满可以抵挡一阵子。如果有意示人以弱，使敌人生疑而不敢进攻，便应该大开城门，城上空空的，连妇女也不用，城楼上顶多有两个童儿伺候曹操饮酒抚琴（曹操不出来表演也可以）；这不足千人的士兵也不应该暴露出来，而应当隐藏在适当的地方。总之，你表现得愈弱、愈虚、愈不设防，敌人心里就愈嘀咕，就愈不敢贸然进城。像曹操这样，说空城不是空城，说实城又不是实城，只能算是拼命三郎，破罐子破摔，算什么空城计？
  第二．　吕布生疑退走，是因为看到大堤和树木幽深之处生疑，与空城实城没有关系。这时那不足一千的曹兵冲上来和吕布的一万人拼命，吕布可能想：曹操不止这么一点兵啊，藏到哪里去了呢？噢！那大堤和密林里能藏兵，曹操诡计多端，不要上他的当，还是退走吧！当然这不是曹操精心设计的，只是吕布疑心太重，曹操才侥幸地渡过了一关，真是歪打正着，出乎意料之外。
  《武帝纪》的正文说：
  布复从东缗与陈宫将万余人来战，时太祖兵少，设伏，纵奇兵击，大破之。“
  这说的是那场伏击战，而在这以前的所谓“空城计”，却为正史所不载，因而《魏书》的记载是值得怀疑的。如果真有那第一天的所谓“空城计”，那也算是曹操一桩神谋奇计，正史为什么没有一个字提及呢！易中天埋怨《资治通鉴》删去了第一天的所谓“空城计”，是司马光的“猫腻”，其实这恰恰是司马光的严谨之处。至于说《考异》上没有，那也并不奇怪，本来《魏书》上只是一个孤证，而且又和正史对不上号，那又有什么“异”可考呢？
  再说文聘的那件事。那是魏黄初七年（公元226）的事。5月，魏文帝曹丕死去，孙权乘魏国大丧之机，进攻江夏郡。（魏之江夏郡，郡治上昶城，今湖北安陆西南）。据《三国志·文聘传》裴注引《魏略》说：孙权率领数万士兵进攻石阳（今湖北应城东南），当时下了大雨，城墙崩坏，还没有来得及修补。江夏太守文聘正在屯守石阳，听说孙权来了，心想：“莫若潜默（潜伏、沉默），可以疑之。”于是命全城之人都不要抛头露面，自己也躺在屋子里不起来。孙权果然产生了怀疑，对左右说：“北方认为此人是忠臣，所以把此郡委任于他。如今我来了，他却不动弹。如果他不是内有密谋，就是外有救兵。”于是便不敢进攻而退走了。
  这个记载虽然没有说是否大开城门，但既然说城墙已经被大雨冲坏，那就等于是对敌人敞开了城门。文聘对孙权故意示弱示虚，把城内的兵力都隐藏起来，又对损坏的城墙不加设防，目的是让敌人生疑而不敢进攻，而他的目的达到了，这应该算是一个空城计了。不过，这件事情的真实性是值得怀疑的。裴松之把《魏略》的这条资料注于《三国志·文聘传》以后，紧接着便说了一句话：
  “《魏略》此语，与本传反。”
  为什么相反呢？《文聘传》说：
  “孙权以五万众自围聘于石阳，甚急。聘坚守不动，权住二十余日乃解去。聘追击破之。”
  可见，根据正史的记载，孙权进攻石阳时，石阳城墙并没有被雨毁坏，孙权围攻了二十多天没有攻下，便退走了。哪里有什么空城计的影子？所谓“不动”，是文聘坚守阵地、城地巍然不动，并不是他故意躺在屋子里不动弹。所以这只能算是《魏略》的作者所提供的一条错误信息，绝不是在历史上真正发生过的空城计。
  29　为司马温公鸣冤（1）
  易中天对北宋史学家、《资治通鉴》的作者司马光（因为他被封为温国公，人称司马温公），颇有非议。他说：“……我们不可迷信《资治通鉴》。这本书其实是有倾向性的。我们知道：作为历史学家，司马光不可能编故事，但他可以选故事，还可以改故事。一些有利于曹操、或者不利于刘备的史料，就被他删除。孙权对鲁肃说的‘此天以卿赐我也’这句话，也被删除。曹操和吕布的‘乘氏之战’，则被他从两天改成了一天。《资治通鉴》的‘猫腻’如此之多，我们怎么能不多一个心眼？”（《品三国》202…203页）作为司马温公的同行，我以为易中天对他的态度是不公允的，我颇为他鸣冤叫屈，少不了要为他辩白几句。
  《资治通鉴》是我国古代的史学名著，堪称是我国古代史学、甚至是中国古代文化的瑰宝。司马光有感于古代史书卷帙浩繁，学者难以遍览，便立志编一部编年体史书，摄取各种史书（主要是十几部正史）的精要，侧重于政治军事方面的史实，着重展示历代君臣的治乱成败，作为后世治理国家的借鉴。编这样一部史学巨著，在皇帝的支持下，动用了大量的人力物力，共历时十九年，称得起是一项巨大的文化工程。编撰过程共分三个步骤。第一步，搜集资料，编成丛目，就是列出题目和提纲。第二步，考辩史料，进行编写，对史料进行粗加工。这部分文字数量很大，称为“长编”。以上两个步骤，都是司马光领导助手们共同完成的。第三步，由司马光对“长编”进一步考订和大力删减，写成定稿。此书问世后，对史学界乃至整个文化界震动很大，堪称是一部具有典范性的史学著作。这不仅是因为他在史书的体例上，使编年体的写作模式趋于成熟，更重要的还在于它的思想性强，对封建社会的统治者能起到鉴戒作用，有经世济用的功能。甚至到了今天，对我们现代人也有很大的启发性。史学大师顾颉刚在其著作中曾谈过：毛泽东主席在案头最常读的两部书是《资治通鉴》和顾祖禹的《读史方舆纪要》（顾祖禹是清人，此书是军事地理学著作）。可见《资治通鉴》的思想精髓，对今天的革命和建设，仍然有滋补作用。
  作为一部脍炙人口，影响几十代人的史学巨著的作者，司马光的修史态度是严谨和公允的，绝不像易中天所说的那样，存在着许多“猫腻”。主要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第一．　他对正闰的观念比较淡薄。古代史家往往有封建正统观念，认为在同一时期并立的国家，有的国家是正统，有的国家是闰统。拿三国史来说，西晋人陈寿写《三国志》，以魏为正统，所以魏国皇帝的传记（包括曹操在内），便称为纪，如《武帝纪》、《文帝纪》等等；吴、蜀之主则称为传，如《先主传》、《吴主传》等等。而东晋史学家习凿齿写《汉晋春秋》，则以蜀为正统，其它史书参差不一。而温公在《资治通鉴》的史评中则认为：像周、秦、汉、晋、唐这样的朝代，都曾经使国家统一过，可以全用天子的制度君临天下，其它“地丑德齐”（地盘的大小相类似，德行也相同），而且彼此之间本来就不是君臣，那就都算是列国，“彼此均敌，无所抑扬”。但在天下分崩离析之时，不能不有一个统一的年、时、月、日的观念，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