言来规范历史人物的行动。
  总之，我认为：既然“三顾茅庐“之说见于正史《三国志》，诸葛亮在《出师表》中自己也加以证实，陈寿在《上〈诸葛亮集〉表》也说：”左将军刘备以亮有殊量，乃三顾亮于草庐之中“，我们还是应该相信”三顾“说的。另外，《黄陵庙记》也说：“遂蒙刘氏顾草庐”。《黄陵庙记》一文，相传为诸葛亮作，但学者考证乃是南宋以后的伪作。不过至少可以说明：南宋以来的古人是相信“三顾”说而不相信“自荐说”的。
  有的学者考证：《魏略》一书的作者鱼豢。生卒年代不详。他写此书的时间，应在魏齐王曹芳嘉平年间（公元249…254），是记载魏国历史的专著。裴松之注《三国志》，共采用《魏略》160多条，有关蜀事的只有12条，其中7条是记载与魏国人有关的事，5条记载蜀国人事（包括这条诸葛亮自荐），多与正史有出入，经不起推敲。（《诸葛亮研究会资料汇编、诸葛亮与三国》第一辑，张云轩文）所以我们研究“三顾茅庐”事，根据《魏略》是靠不住的。
  我们研究完了刘晓的文章，再研究一下易中天的说法。易中天说：
  “看来，《魏略》和《九州春秋》的说法，也是轻易否定不了的。而如果既要接受《魏略》和《九州春秋》，同时又不否定《出师表》和《三国志》，就只有一种可能，即两种说法都是事实，而且“登门自荐”在前，“三顾茅庐”在后。也就是说：诸葛亮先去找刘备，刘备也接受了他的建议，但仍然没有给予足够的重视，于是诸葛亮就又回去了。等到刘备意识到诸葛亮的价值时，只好亲自出马“三顾茅庐”，重新把诸葛亮请了出来。正因为有前面那个曲折，这才需要亲自出马，也才需要“三顾”而不是“一顾”。这可是历史上不曾有过的说法，但这个猜想是不是太大胆了一点呢？”（《品三国》151页）
  我们说：确实是太大胆了一点。两种说法，一个出于魏人的“异国传闻”，一个出于诸葛亮的自述和有“良史”之称的陈寿《三国志》的记载，怎能和稀泥、掺和在一起？这种和稀泥的说法，和比较可靠的一些记载来对照，是不通的，那就会把这段历史搞得乱七八糟，简直是愈理愈乱了。
  为了展开下面的讨论，我们把几条有关的资料抄录在下面：
  《三国志·诸葛亮传》：“徐庶……谓先主曰：‘诸葛孔明者，卧龙也，将军岂愿见之乎？”先主曰：‘君与俱来。’庶曰：‘此人可就见，不可屈致也。将军宜枉驾顾之。’由是先主遂诣亮，凡三往，乃见。”
  诸葛亮《出师表》：“臣本布衣，躬耕于南阳，苟全性命于乱世，不求闻达于诸侯。先帝不以臣卑鄙，猥自枉屈，三顾臣于草庐之中，谘臣以当世之事，由是感激，遂许先帝以驱驰。”
  《三国志·诸葛亮传》裴注引《襄阳记》：“刘备访世事于司马德操，德操曰：‘儒生俗士，岂识时务？识时务者在乎俊杰。此间自有伏龙、凤雏。’备问为谁，曰：‘诸葛孔明，庞士元也。’”
  通过上述资料，我们发现了什么问题呢？
  第一．　刘备先是听到了徐庶和司马徽（德操）的推荐，才去拜访诸葛亮的。如果诸葛亮自己早就跑来见过刘备，二人是老相识了，徐庶和司马徽还向刘备介绍诸葛亮干什么？岂非多此一举吗？
  第二．　司马徽说这里有伏龙（即卧龙），凤雏，刘备还不知道这两人是谁；另外从徐庶“将军岂愿见乎”的话头来看，刘备在以前是没有见过诸葛亮的。
  第三．　如果诸葛亮以前见过刘备，刘备没有给予足够的重视，诸葛亮又回去了，这回刘备醒了腔，又去登门拜访，徐庶和司马徽就应该这样说：“将军过去对孔明没有重视，使人家前来投奔的热情受到了打击，现在诸葛亮还在隆中等着你，看你是否提高了认识。将军不要犹豫了，赶紧备好礼品去看看人家吧！”
  第四．　先前刘备的不重视，已经伤了诸葛亮的心。好马不吃回头草，我若是诸葛亮，别说你“三顾”，就是“八顾”我也不出来。惹烦了我，我还要报警，说你骚扰我的正常生活呢！
  第五．　从诸葛亮“由是感激，遂许先帝以驱驰”的话来看，诸葛亮是感激刘备的“三顾”才出山的，如果先前不重视，现在又来回访，诸葛亮能这么感激么？
  第六．　陈寿对刘备的评价是：“先主之弘毅宽厚，知人待士，盖有高祖之风，英雄之器焉。”（《三国志。先主传》）如果对送上门来的诸葛亮都看走了眼，不予重视，让人家乘兴而来，败兴而返，还算什么“知人待士”有“英雄之器”？
  还有一个问题：刘备“三顾茅庐”，是见了三次，谈了三次呢？还是见了一次，谈了一次呢？史学界对此看法不一，易中天参照尹韵公的说法，认为是见了三次，谈了三次。他的理由有三点，我以为都是站不住脚的。
  第一．　他说：诸葛亮的《出师表》和陈寿的《上〈诸葛亮集〉表》，一则说：“三顾臣于草庐之中”；一则说：“乃三顾亮于草庐之中”，都是去了三次，见了三次的意思。但我认为：三顾是去了三次，但不等于见了三次。因为《三国志·诸葛亮传》的“凡三往，乃见。”是去了三次，只见了一次的意思。
  第二．　他又说：“至于《诸葛亮传》说‘凡三往，乃见。’也不是去了三次才见到。这个‘乃’和‘乃三顾臣于草庐之中’的‘乃’一样，是‘于是’、‘就’的意思。因此，‘凡三往，乃见。’应该翻译为：一共去了三次，就见面了。”但你不觉得这么翻译太别扭了吗？哪有这样说话的？应该翻译为“去了三次才见面”。这和“我找了三个地方才找到你。”“我来了三回才见到你”的语势是一样的。
  第三．　易中天引用了唐代大诗人杜甫的诗句：“三顾频烦天下计”，说刘备多次光顾隆中，向诸葛亮“再三”、“频繁”地请教当世之事。不过，这如果是诸葛亮自己做的诗，倒可以说明刘备来了三次，谈了三次（或来了多次，谈了多次）。但这是唐朝人的诗啊，距离三国已经四、五百年，怎能当作三国时期的史料用呢！
  在没有其他证据之前，我还是宁肯相信《三国志》的“凡三往，乃见。”去了三次，最后一次才见面。只有这样，才能和后面的《隆中对策》有机地结合起来，不然有许多问题便不好解释了。例如：既然常来常往，刘备在《隆中对》前面的那一番开场白岂不显得多余？《隆中对》是在哪一次谈话中提出的？其它两次谈话的内容为什么一句也没有传下来？
  研究历史和写小说不同。小说要求细节的细腻生动；研究历史则首先要求真实。有的问题史料非常丰富，能做到细腻生动当然更好；但大部分问题的记载却是简单笼统的。你硬要把它细腻化、具体化，并没有史料支持你，那就只能用推理的、附会的、想当然的方法得出逻辑性的结论，恐怕那就要失去真实性了。因而我们在描述某些历史事件时，是宜粗不宜细的，不能分解的太烦琐了。因为客观上并没有那么多资料，你非要设置那么多的问号，谁能解答得了？如果硬要解答，那就不可避免地就要混入主观的东西，争论起来会无尽无休，一万年也解决不了。这样的争论，只能是浪费精力，糟蹋笔墨和资源，是毫无意义的。就我们现在讨论的问题而言，是“三顾茅庐”或“自荐”，涉及古代用人政策以及知识分子风度形象的方方面面；而见了几次、谈了几次，并没有太大的意义，而且研究起来又难得要领，似乎不必太钻牛角尖了。
  20　所谓《隆中对》的四个版本（1）
  在易书第十七集《隆中对策》中，说是《隆中对》有四个版本。除了诸葛亮的《隆中对》之外，还有曹操版的《隆中对》、袁绍版的《隆中对》和孙权版的《隆中对》。现在我们就把诸葛亮《隆中对》以外的三种版本抄录如下：1．　曹操版：初平二年（公元192）（毛）玠语太祖曰：“今天下分崩，国主迁移，生民废业，饥馑流亡，公家无经岁之储，百姓无安固之志，难以持久。今袁绍、刘表，虽士民众强，皆无经远之虑，未有树基建本者也。夫兵义者胜，守位以财，宜奉天子以令不臣，修耕植，畜军资，如此则霸王之业可成也。”（《三国志·毛玠传》）2．　袁绍版：兴平二年（公元195）沮授说绍云：“将军累叶辅弼，世济忠义。今朝廷播越，宗庙毁坏，观诸州郡外托义兵，内图相灭，未有存主恤民者。且今州城粗定，宜迎大驾，安宫邺都，挟天子而令诸侯，蓄士马以讨不庭，谁能御之！”（《三国志·袁绍传》裴注引《献帝传》）3．　孙权版：建安五年（公元200）权即见肃，与语甚悦之。众宾罢退，肃亦辞出，乃独引肃还，合榻对饮。因密议曰：“今汉室倾危，四方云扰，孤承父兄余业，思有桓文之功。君既惠顾，何以佐之？”肃对曰：“昔高帝（指刘邦）区区欲尊事义帝而不获者，以项羽为害也。今之曹操，犹昔之项羽，将军何由得为桓文乎？肃窃料之，汉室不可复兴，曹操不可卒除。为将军计，唯有鼎足江东，以观天下之衅……剿除黄祖，进伐刘表，竟长江所极，据而有之，然后建号帝王以图天下，此高帝之业也。”（《三国志·鲁肃传》）这三段谈话内容，称之为《隆中对》，是带括号的，是一种风趣的比方。但发言的主体是毛玠，沮授和鲁肃，所以称之为毛玠版、沮授版和鲁肃版就更合适了，这样可以不侵犯人家的署名权。
  现在我们要讨论的问题是：为什么说那三个人的发言是不同版本的《隆中对》？总该有个标准才是。那标准既要符合“对策”的一般特点，也要和诸葛亮《隆中对》的特点大体上相仿。因此我们提出了这么几条：1．　对策，简称对，是下属对上级、臣对君所提出的有关时政、策略等问题的回答，类似考试中的问答题。有问才有答，有咨询的主体才有对。凡是不针对咨询而主动地提出建议或上书言事，便不叫对，而叫议、奏、疏、表等等。
  2．　《隆中对》所回答的是策略问题，是未来发展的根本大计。
  3．　《隆中对》包括分析形势、估计实力、提出任务、规划策略、瞻望未来等五部分内容，其中核心问题是规划发展策略。
  4．　事后应该大体上付诸实施，对发展过程有指导作用。如果是马耳东风，说完拉倒，就没有什么实际意义了。
  用以上的标准来衡量，那么毛玠版不符合第一条，那是“玠语太祖曰”，是毛玠主动提出建议，而不是回答曹操的提问。沮授版也不符合，那是“从事沮授说绍曰”，也是主动发言，不是回答袁绍的问题。只有鲁肃版符合第一条。《三国志·鲁肃传》说：众宾客退出之后，孙权单独地与鲁肃“合榻对饮”，二人“密议”，孙权提出问题后，“肃对曰”。有问有对，这才是真正的对策。
  我们暂时放下这个硬杠杠不谈，再拿2…4条来对照，那么，毛玠基本符合2…4条；沮授符合2条，3条不全，4条谈不到。鲁肃1…4条全符合。由此我们可以得出结论，只有鲁肃的发言完全符合，说是鲁肃版的《隆中对》是可以的。沮授的话既不是对策，内容也不完善，而且“绍不能用”，说了是白说，可以排除。至于毛玠所说的一席话，从策略层面上完全符合，曹操也采纳施行了，虽然在形式上不算是“对”，但和《隆中对》的思想和作用是可以比拟的，我们也可以勉强地称为“毛玠版的《隆中对》”。
  总之，我的意思是：研究历史还是严谨、平实一些为好，萝卜就是萝卜，白菜就是白菜，不要肆意标新立异，把不同的事物随便归类，扰乱人们的文化历史知识。如果有人再搞出什么张三版的《出师表》、李四版的《述志令》、王二麻子版的什么什么来，岂非愈搞愈乱吗？
  鲁肃的所谓的《隆中对》，比诸葛亮的《隆中对》早了7年。7年前上市的商品，怎么会冒充人家7年后才上市的商标呢？这实在是一件匪夷所思的怪事。这且不提。我们感兴趣的是：诸葛亮和鲁肃的《隆中对》，竟有惊人的相似之处：
  第一．　都提出了“鼎足三分”的设想。不过：正如易中天所说：诸葛亮的“鼎足三分”是指曹操、孙权、刘备；鲁肃的“鼎足三分”是指曹操、孙权、刘表。
  第二．　都把荆州和益州纳入自己立国的蓝图中。诸葛亮的话是“跨有荆、益”；鲁肃的话是“竟长江所极，据而有之。”当然包括荆、益在内。
  易中天对诸葛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