那么在这场战争中，曹操是怎样出奇制胜，以寡敌众、以弱胜强呢？”（《品三国》85页）官渡之战是一场“以寡敌众、以弱胜强”的战争，是迄今为止，史学界的一个共同看法。但再具体地说：袁、曹之间的兵力究竟相差多少，却是一个历史之谜。易书在《胜败有凭》一章中说：“袁绍精兵悍将十万人，曹操的兵力却不过万余（当然裴松之认为这个数字不准确）。”（《品三国》99页）对于双方兵力对比这样一个重要的问题，看来易中天基本上采取了一万对十万的说法，但这是大有问题的。
  先说袁绍的兵力。据《三国志·袁绍传》：袁绍的总兵力是“众数十万”，在这次战争中，出了“精卒十万，骑万匹”。而《世语》却说：“绍步卒五万，骑八千”，总共不到六万人。孙盛评论说：“案魏武谓崔琰曰：‘昨案贵州户籍，可得三十万众。’由此推之，但冀州胜兵已如此，况兼幽，并及青州乎？绍之大众，必悉师而起，十万近之矣。”按照孙盛的推论，只是冀州就可以有三十万兵源，再加上幽、并、青州，兵源应该不下五十万，官渡之战出兵十万，是没有问题的。
  那么，曹操方面能有多少人呢？
  官渡之战时，曹操有一度失去了信心，给留守许都的荀彧写信，说出了想退兵的想法。荀彧给曹操写了回信，建议曹操不可退兵，必须要坚持下去。信中有“公以十分居—之众，画地而守之”的话。这表明曹操的兵力只有袁绍的十分之一，也就是一万。《三国志·武帝纪》说：“时公兵不满万，伤者十二三”，说的也是一万左右。上述荀彧给曹操的回信中，还有“公以至弱当至强”的话，表明二者的兵力相差悬殊。
  再看袁绍方面的说法。田丰说：“曹公……众虽少，不可轻也。”沮授说：“北兵（袁军）数众而果劲不及南（曹兵）。”（皆见《三国志·袁绍传》）都说曹操的兵力少。不过，对于曹操“兵不满万”的说法，裴松之却提出了质疑。下面我们把它翻译成白话，介绍如下：“魏武（曹操）初起兵之时，已有兵五千。以后百战百胜，打败仗只占十分之二三而已。仅仅是破黄巾那一次，就接受了降卒三十余万，此外所兼并的兵力不能全记。虽然在战争中会有损失，但剩下的不该如此之少啊。结营相守和交兵决战是不同的。本纪说：‘绍众十余万，屯营东西数十里。’魏太祖用兵虽然变化莫测，谋略世间少有，怎么能以数千之兵和十万大军长期去对抗呢？从道理上讲，我以为是不会的。袁绍的营盘东西数十里，曹公能够分兵扎营和他相敌，这兵力是不能太少的，这是一。袁绍若是有十万大军，理应形成全面包围的形势，使出入断绝；而曹公派徐晃去攻击他的运粮车，又自己出去攻击淳于琼等，扬幡而进，竟没有遇到阻拦，说明袁绍是力不能制，这兵力是不能太少的，这是二。诸书都说曹公坑杀袁军八万，或说七万。八万人逃跑，不是八千人所能抓到的，而袁绍的大军却都拱手就戮，是什么力量能制服他们呢？这兵力是不能太少的，这是三。这大约是记事的人想要以少见奇，并不是实录啊。根据《钟繇传》所说：‘曹公与袁绍相持，钟繇为司隶校尉，送马二千余匹以供给军队。’本纪和《世语》都说曹公那时有马六百余匹，钟繇的马在什么地方呢？”（《三国志·武帝纪》裴注）另外，裴松之又在《三国志·荀彧传》中有关曹操与吕布作战的部分注释说：“当时徐州未平，兖州又叛，却说有兵十万之众，虽然是夸大之词，毕竟表明不是兵力寡弱。更足以证明官渡之战，不能说是兵不满万啊。”
  清代学者何焯说：“上面已经谈到分兵扎营相敌，那么这是专指曹公自己率领的亲兵，但也必然有一二万人。说是兵不满万，并不是实情。”（何焯：《义门读书记》卷二十六）
  根据裴松之和何焯的分析，再加上我们自己的思考，当时曹操的兵力少于袁
  绍，但也不会太少。所谓“以寡敌众”、“以弱胜强”，除了指双方在前线的兵力有差距之外，也是指总的兵力（加上后方的）和总的实力（特别是供应粮草的能力）而言。据《三国志·武帝纪》：袁绍在前线依沙堆扎营，东西数十里，曹操也扎营与之相敌，这需要用上很多兵力。裴松之和何焯都注意到这一点，以此来证明曹操的兵力不能太少，是很有见地的。这些守营之兵像钉子一样被钉在那里，机动性很差，曹操手里能够机动灵活运用的兵，数量就不多了。何焯认为所谓“兵不满万”，仅指所率的亲兵，实在是一个伟大的发现。而且他还认为：就是亲兵，也不止这么多。愚意以为：袁绍出动十万大军，曹操至少也得有五六万甚至七八万人。但尽管用在前线上的兵力不会太少，双方总的实力却是相差悬殊的。假如袁绍的总兵力是三十万人，曹操的总兵力是十万人，人家用十万人上前线，后方还有三分之二的后备力量；曹操用五六万或七八万人上前线，尽管不算倾巢而出，后方也是相当空虚了。何况大部分兵力都被钉在东西数十里的营盘里，手头的亲兵还不太多呢！所以这次曹操实在是孤注一掷，是玩命、是哀兵。所说的“以寡敌众、以弱胜强”，如果这样来理解，大概就符合或接近真实情况了。虽不中，亦不远矣。
  12　曹操取胜为哪般？（1）
  曹操在官渡之战中取得奇迹般的胜利，因其以寡敌众、以弱胜强，而为历代史家所关注。易书第十集《胜败有凭》，用了很大的篇幅来阐述这个问题，但其中并无新意。因为对于曹操战胜的原因，从曹操的谋士荀彧、郭嘉起，直到现在的各种历史书籍（包括大中学教材）都是着重从政治层面和个人素质方面给袁绍和曹操作鉴定，而很少把着眼点紧扣战争的实际。曹操手里有皇帝，有“政治优势”，就一定能打胜吗？曹操知人善任，能倾听僚属的合理意见就一定能够打胜吗？也未必。政治和个人素质方面的问题，只有和战争的实际紧密结合起来，才能发挥作用。我们首先是上了曹操的谋士荀彧、郭嘉等人的当。这些人很有谋略，但也很会拍曹操的马屁，有时使曹操都觉得不好意思。他们对曹操的赞颂，当然也不完全是无中生有，但总是忽悠得太过分了，而且有的并不完全符合实际，我们不应该把这些视为经典，而应该理性地看待。如果他们吹捧曹操的话完全符合实际，那曹操就不是“奸雄”，甚至也不是“能臣”、“英雄”，而是“圣人”了。在无限拔高曹操的同时，他们又大力贬抑袁绍。是的，和曹操相比，袁绍确实不是一个好的军事统帅（用易中天的话来说：不是一个好老板），但也不至于孬到那种程度。如果袁绍一直是个垃圾股，从来没有升过值，怎么能在群雄角逐中占有了幽、冀、青、并四州，实力那样强大，以巨无霸的形象，使曹操望而生畏？尽管曹操常以阿Q式的口吻说袁绍没有什么了不起，但那是给部下上政治课的，他心里是个什么感受，天知、地知、自己也知，只是后代读史的人有时胡涂罢了。
  从政治层面上看，曹操的谋士们所说的曹操胜利的原因，主要集中在皇帝和用人问题上。关于皇帝问题，他们说：曹操手里有了皇帝，就有了正义。谁若是攻打曹操，就等于是攻打皇帝，使自己处于亏理的地位。如：有一次，郭嘉提出曹操有十胜，袁绍有十败。曹操是道胜、义胜、治胜、度胜、谋胜、德胜、仁胜、明胜、文胜、武胜；其中的第二项“义胜”，谈的就是皇帝这张牌；“绍以逆动、公奉顺以率天下，此义胜，二也。（《三国志·武帝纪》裴注引《傅子》）在这以前，荀彧曾说过：“奉主上以从民望，大顺也。”（《三国志·荀彧传》）所以郭嘉所说的“奉顺以率天下”，指的就是曹操手里有皇帝。袁绍的谋士们，有时为了刺激袁绍一下，也拿皇帝说事。如沮授说：“曹氏迎天子安宫许都，今举兵南向，于义则违。（是不正义的）”（　《三国志·袁绍传》裴注引《献帝传》）易中天基本上沿袭了这些说法，说袁绍发动这场战争，是“政治上失利，道义上失理”，关键是在于皇帝问题。然而，皇帝这张牌真那么关键吗？其实也未必。上面谈过，这是一把双刃剑。曹操方面声称自己“奉天子”是正义的，但人家也可以说你挟持天子，是个篡权窃国的奸贼，人人得而诛之。陈琳为袁绍写的那篇讨伐曹操的檄文中，说曹操“缮修郊庙，翼卫幼主。而便放志专行，胁迁省禁（挟持皇帝迁都许县），卑侮王官（欺凌朝廷的官员），败法乱纪，坐召三台（尚书、御史、谒者），专制朝政，爵赏由心，刑戮在口（想杀谁就杀谁），所爱光五宗，所恶灭三族，群谈者蒙显诛（在公众场合说曹操坏话的，被公开处死），腹议者蒙隐戮（内心里不满的被秘密处死），道路以目，百僚钳口，尚书记朝会，公卿充员品而已。……历观古今书籍，所载贪残虐烈无道之臣，于操为甚。”（《三国志·袁绍传》裴注引《魏氏春秋》）可见皇帝问题不单纯是往脸上贴金的事，也可以被人往脸上抹黑，并不是“一抓就灵”的。至于这个问题与曹操的胜利有什么关系，不管是直接的，还是间接的，都还看不出来。
  至于在用人方面，袁绍刚愎自用，嫉贤妒能，曹操知人善任、豁达大度，这与曹胜袁败确实有重要的关系。因为战争是由人来指挥的，主帅不能采纳正确意见，就难免在决策上犯错误，影响战局。反之，能吸收正确意见，就可以形成科学的决策，至少可以少犯或不犯错误。
  从曹操和袁绍的个人素质来看，荀彧和郭嘉的说法概括起来，主要有袁绍优柔寡断、决策迟缓，曹操当机立断，应变灵活；袁绍装腔作势，沽名钓誉，曹操以仁待人，不搞虚套；袁绍繁礼多仪，曹操体任自然。从治军的层面上来看，袁绍治军不严，法令不立，曹操法令严明，赏罚必行；袁绍不懂兵法，好玩虚招，曹操以少克众，用兵如神。当然，荀彧和郭嘉所说有许多夸大成分，具有忽悠的特点，我们打折的来看就行了。
  不过，给主帅的为人作出鉴定，并不能代替军事方面的总结。在官渡之战中，曹操为什么能够取得胜利，还得紧扣战争的实际来分析。
  据《三国志·武帝纪》：建安五年（公元200）二月，袁绍派郭图、淳于琼、颜良等攻东郡太守刘延于白马（今河南滑县东20公里），袁绍自己也引兵进至黎阳（今河南浚县东）。四月，曹操率兵北救刘延。他接受了荀攸的声东击西（实为声西击东）之计，不去白马而进军延津（今河南延津北）。袁绍上了当，赶紧驰援延津，曹操突然带领一小股（说是不满六百）轻骑兵奔袭白马，由关羽斩了颜良。曹操然后循河西撤，袁绍追到延津南。曹操用饵敌之计，以不满六百的骑兵击溃了文丑与刘备率领的五六千骑，斩了文丑。若说曹操以十分之一的兵力战胜了比自己多十分之九的敌人，这个延津之战是这样的。
  延津之战后，袁绍进军阳武（今河南原阳东南）。八月，袁绍在阳武和官渡（今河南中牟东北）之间，依沙堆修建营盘，东西绵延三十多里，曹操也只好在官渡一带“分营与相当”，当然也得绵延三十多里（这是曹操兵力不太少的一个证据）。袁绍又向前推进到官渡，起土山地道进攻。又构筑高橹（瞭望楼）向曹营中射箭。这时对于曹操来说，战争非常艰苦，士卒疲惫不堪，粮食又出现了危机。他有点坚持不下去了，给留守许都的荀彧写信，提出来要退兵。亏得荀彧回信激励他坚持下去，他才没有退兵。
  接下来，曹操采用了荀攸之计，派徐晃在故市（今河南荥阳东北）烧了袁绍的粮车几千辆。正在曹操“众少粮尽，士卒疲乏”的时候，许攸背叛了袁绍，来投靠曹操。按照许攸之计，曹操亲自率步骑五千人，火烧乌巢粮车一万多辆。在这个关键时刻，袁绍手下的大将张郃，高览又投降了曹操。曹操乘袁绍军心动摇之时，全军出动，围攻袁绍军的营盘，一举将其击破。于是袁军一溃而不可收拾。袁绍和儿子袁谭过河逃走，余众投降，都被曹操坑杀了。
  从整个战争的过程来看，曹操胜利的原因是什么呢？
  最关键的，从军事层面来看，许攸和张郃的投降，特别是许攸的投降，起了决定性的作用。这本是两个偶然事件，但在一定条件下，偶然会转化为必然。如果没有这两个事件，特别是没有许攸的来降，曹操不烧了袁绍的一万多车军粮，这些军粮安全地运到官渡前线，袁军吃饱了肚子就不会崩溃；而且曹操不到乌巢去烧粮，张郃、高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