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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放上一只手在克莱诺的肩膀上，她的精神在这一点触动下彻底萎缩了，身子沉了下去，靠在花台边上，口中呢喃道：“对不起。”
  当地警方把这儿的乱摊子接管了过去。这本不在我的权限范围以内。他们铐上了嫌疑犯，将她拘留。他们先给伤员用了CPR，并且通知了医护人员正在剪除撒满各种形状的碎玻璃片、血迹斑斑的罩衫，把各式医疗仪器联接在受害者的胸部以便把脉搏、呼吸、体温、血压等的数字随时用无线电信号传送给当地的急救医院。那张漂亮的脸现在极为松弛，平日的红润转为苍白，眼睛懒洋洋地闭着。那些医师中的一位在她的胸口按了按，气体立即随着血液一块儿汩汩地冒出。“血胸。”他说。凶杀处的代理官想知道受害者的状况，以便能够指控嫌疑犯。医院的信号返回来，没有生命指数。伤害太严重了。女演员有可能在射击之后几分钟里就死了。指控罪名将是谋杀。
  这是最后一次我认识到玛格达·斯脱克曼，她跪在湿的混凝土地上，她的头后仰，十指紧捏在一起，哭着：“我的天，杰伊，噢我的天，杰伊。”而奇怪的是，这种惨痛的声音听起来完全像我的母亲。我从未听见她的声音像这样，并不高亢，钻进我耳朵里，有十五年了。当他们告诉她，她的著名的委托人已经死了时，玛格达·斯脱克曼的前额非常缓慢地垂到地面，而且很长时间就以这种方式呆在那儿，悔恨地压弯着腰，直到有人把她拖开。
  我记起了母亲的哭喊，因为恐惧，我的脸一下子烧烫了。
  它经常把我从床上唤醒，我爬起来，迷糊地走到门厅里，她叫我在睡衣外边再穿上一件毛线衫，因为，似乎很奇怪，我们就要去码头找冰淇淋。我记得在我床头的墙面上挂着木头雕刻的玛丽和她的小羊羔，在我的音乐盒里甚至还有一只黑色的毛茸茸的羊羔，它在里面演奏歌曲。
  当我第二次走出卧室时，我抓住那只羔羊，扣紧了身上的毛线衫，因为我是一个乖巧、听话的小女孩。后院里有说话声和咆哮声。我没能找到我的母亲，我就走出门，那时我父亲正和外祖父在激烈地争吵。我的父母一定是刚从拉斯维加斯回来，他们在那儿结了婚，而外公一定是气得发疯，因为这个愚昧的非法打工崽子胆敢拐走他的女儿，胆敢威胁拿着黑色警棍的他，让警棍戳了个空。
  我来到他们两人之间。我父亲抱起我也紧紧地搂住他，我的双腿夹在他的腰间。这时候外公试图把我从那双手臂中拉开，因为他们在同一时间都咆哮了起来。我跌到了草地上，一辆轿车从小巷里穿过，几束光线扫过庭院。在车头灯光脉冲里，我惊恐地瞪大了眼睛。那不是蚕豆地里的几个工头，那是我的外祖父，他举起了他的警棍，用力砸在我父亲的太阳穴上，然后是肩头、脖子，砸，直到鲜血从太阳穴上一道道地流下来，他强烈地抽搐着、瘫坍着，最后悄无声息地躺倒在地上。
  引擎吼叫着，宇宙间最响亮的声音，我母亲一直在等我，当我爬进停在屋前的汽车的时候，不安地攀在巨大的方向盘下边她的大腿上，告诉她我看见了什么，可能，或者也许一个字我也没能说得出来。但是，无论我说了些什么，那个晚上我们的确开车去了码头，我还记得海风是如何刺穿我的毛线衫，我们如何坐在一块沙滩上，还有，最后，她如何把我揽进她的怀里，哭着，她是否知道或者怀疑过是她自己的父亲杀死了她的新婚丈夫，我永远不得而知。我想知道他如何处理那具尸体，但毕竟，他是一名执法官员，他是否能更好的隐匿一次罪行？也许他把它倒在了脱潘伽峡谷里，也许他只需要把它运到验尸官办公室，报告说在一家墨西哥酒吧里发生了酒后斗殴事件，但是，母亲一定知道米桂·桑切斯离开了她是因为通过某种方式他被外公的狂暴击溃了。随后，她过分地屈从于他，把自己的生命全部奉献或者说偿还给他．明显地逗留于世已经不再有任何意义了。那次的事件我应该是个见证，但无论怎样的证据我都将它埋葬了，为了我自己，以及．现在我才明白，为了她。
  “安娜，是我。”
  他非常温和地说，也许是因为他知道这一刻我的灵魂并不在这个地球上。慢慢地，封闭了我的听觉的尖锐的嗡嗡声平息下来，浪涛的拍击声重新回到耳中，低沉、稀疏、有节律。我已站在悬崖边上。
  “你打电话回去时我就离开了办公室。凯乐和我赶走了那些笨蛋。”
  “谢谢你。”
  “我们可以照看自己。”
  我没有反应。
  麦克·唐纳多张开双臂从后面抱住我，我的后背靠在他的胸前，注视着碎浪在暗黑色的海中腾起一条长长的白色水线。
  “你还好吧？”
  我摇摇头。不好。
  “我能做些什么？”他问。
  我转向他，我们忘情地拥抱在一起。
  “我到这儿来是为了你。”他耳语着。
  我看到在黑暗中他的眼睛，它们充满了疑问。
  最后我说：“我不能。”
  “为什么？”
  “这里面总会有一次背叛。”
  我离开他，再没有朝后看。三十分钟以后，我已经在马里布警察局里，写我的陈述书。
  第二十五章
  SAC罗伯特·高罗威在我们局里召开了一个新闻发布会，透露了简娜·玛森死亡时的细节。他精心做了编排，验尸官本人亲自来到这里，还有洛杉矶县的行政司法长官，他们都用适当的语气对殒落的美国天皇巨星表示尊敬。电影音乐片协会的几位老前辈——我一直没能记住他们的名字——之一，他虽然已经八十岁了，可仍然留着恶作剧的精灵的发型，朗读了一份声明宣布设立“简娜·玛森控制枪火基金”。新闻界得到了它想要的东西并且改善了和高罗威的关系。高本人离开发言席时看起来相当满意。
  在执法机构官员的幌子下，芭芭娜·苏立文得以出席了葬礼——或者至少她声称可以同保安力量在一起，占据了百威利·希尔长老会教堂前排的有利位置，有清楚的视角。她说高潮是看见肖恩·康耐妮的时候，不过，那里有足够的好莱坞名流在场，可以给各种报纸提供数月的话题。为这个重要的，压倒性的事件，媒介甚至搞了一个抽签仪式以决定到底哪些新闻工作者可获准进入教堂。任何摄影器材均不允许，但是，从过多的“内部”照片——铺满玫瑰的灵柩，哀掉的前任丈夫们（包括那位汽车大王）、孩子们、孙子们——看来，人们可以得出结论，大量被邀请来的送葬者在他们黑色葬礼包中都备有一架自动卷片机。
  “我是一个历史见证人。”她宣称，一面忙着把她的黑灰色外套挂起来，查看电话留言信息，最后是往两个深蓝色、印有FBI盾形徽记的大杯子里倒入她著名的桂皮饮料。
  “没有自作聪明的评论？”
  在恰当的时候我将告诉她对简娜·玛森的依恋是一种病态，但是我还没有这份精力。我只是摇摇头。
  “你怎么啦？”她问。
  “我不知道。我只是一直觉得自己想要大声喊叫。”
  我耸了耸肩。芭芭娜的蓝眼睛充满了关切。
  “那是某种创伤。”
  “这东西还没能来烦我。”
  “噢到我这儿来，看看是谁射中你了？你应该同哈维·麦克金斯谈谈。”
  “你又不是第一个提这种建议的人。”
  “怎么样？”
  “我不需要神经科医生。”
  “那是帕蒂·麦考马克在《坏种》里的台词。”
  她啜了一口咖啡。我对我那杯没什么兴趣。
  “你游过泳吗？”
  “没有。”
  “至少还可以去游泳。”
  “那可太费劲了，会让我下不了床。”我不为所动，“谢谢你的咖啡。”
  芭芭娜大姐说：“这可不太好。”
  “我会没事儿的。”
  振作起精神，我继续处理那一堆银行劫案。我遇见了唐纳多的新拍档乔·波西塔鲁，他属于那种长方脸、短头发、膀大腰圆、雄心勃勃的小伙子，认为自己肩负着拯救这个世界的使命。我觉得我会妒忌的，但每一次他和唐纳多离开办公室我反而舒了一口气，直到最后唐纳多走到我办公桌前来使我无法不面对他。
  “你这种行为就像是大学生中的卖俏者。”
  “真是可笑，”我把他挤到一边，“对不起，我得去买一个芭比玩偶。”
  他顽皮地用手指捉住我的脖梗，把我拖出边门，就好像我是一只扭动着的小狗。
  但是当我们独自呆在回形楼梯井里时，玩笑便结束了。我们没有接吻，我们甚至没有靠拢到一起，事实上，我们在尽可能地站开，就好像阻隔我们的空气突然有了木星大气层的密度，穿也穿不透。
  “我正在离开罗谢尔。很长时间以来我们一直谈论这件事。”
  “噢耶稣，麦克。”
  “这对孩子们来说将会很糟，的确很糟。”
  他拉起衣袖擦了擦眼睛。现在我的眼睛湿润了。
  “别为了我这样做。”
  “谁说这件事和你有关系？”
  我退得更远，这样我的后背已经抵到了粗糙的煤渣砖墙上。
  “我告诉过你，我不能。不管你有妻子或是没有。”
  一阵奇怪的穿堂风从楼梯井里刮过，时不时发出呜咽之声。
  “所以现在所进行的一切都只是——虚无。”
  我痛苦地：“一点用也没有。”
  “那么为什么？”
  他问，但现在他已转移了目光，毫不相信我的狡辩。
  “我不相信那会是可能的。”
  “什么不可能？”他轻轻地笑了起来，“快乐？信任？世界的前途？什么？”
  然后他只是沉默地看着我。
  “抓住它。”他最后说。
  我相信最好的处理办法就是任其自然。
  “如果在你和罗谢尔之间发生这样的事情是因为我的过错，我真的感到抱歉。”
  我匆忙地跑下楼梯。
  酒鬼们和我都在北好莱坞圣莫尼卡大街的“繁荣”旧货店前排着长队。他们是为了度过一个长夜而花上3．95美元买上几品脱的杜松子酒。我则抱走了一口袋给克里斯多巴的塑料小军士，和给特瑞萨的芭比玩偶。真希望我的身体里能够起一种奇妙的化学变化，让我喜欢上酒并且喝个烂醉，我的胸口一直在痛，就好像是有人在里面埋了一支铁镐，我讨厌他们的陈词滥调，特别像结账处的那家伙（“你走好”、“谢谢”），眼泪毫无理由地就从眼里滚了出来。
  在对付挡在我的车前，拍着车门的街头乞丐的纠缠时，我才把眼泪收了回去，似乎是为了把他们的腌攒气味挡在外边。发动了引擎，我把那一切全都抛在后边彻底了断。我想要在我见到特瑞萨和克里斯多巴时我的样子看起来是欢快的，一个模范的角色，一个向他们展示这个社会中积极的一面，展示辛勤工作后的成就感和满足感的人。
  没有人应我的门，而门廊的门锁是破的，所以我直接从“气管”下走过上了铁梯。现在是晚上六点三十分，我希望古特瑞丝夫人正在家中准备丰盛的晚餐，从而不会再有人打电话给“儿童与家庭服务”。但是，当我接近房门时越来越强烈的打击乐声让我产生了一种不安的感觉。
  我敲过门以后又结实地踢了几脚，门终于被对方打开了，是一个穿着夏威夷衬衫，叼着香烟、特胖的十几岁男孩。
  “什么事儿啊？”他以命令的口吻说。
  “我来找古特瑞丝夫人。”
  “她不住在这儿。”
  我一把推开他正想关上的门。
  “你他妈的干什么？”
  我向他出示了徽章：“FBI。我可以进来吗？”
  还有五、六个男孩爬在地板上正在玩影碟游戏，周围都摆着烟，里面谁知道还掺和着什么东西。他们看着我，然后眼睛就不知道瞟在哪里，用西班牙语互相开着玩笑。我摆出了一副咄咄逼人的态势，仍然离门口很近。
  “住在这儿的那个女人在哪儿？”
  “我告诉过你，小姐。她搬走了。”
  “这是谁的公寓？大人们在哪里？”
  “这是我的地方。”最小的那个男孩说，他戴一副红色反光太阳镜，继续摆弄着操纵器，“事实上，是我妈妈的。她在上班。住在这儿的那位小姐回萨尔瓦多去了。”
  “我需要和你谈谈。”
  “可以。”
  他起来大摇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