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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今天就是这七天中的一天。我扔下了政府的公车而开着自己的“巴罗库塔”，以便让它能在高速路上尽情地撒个欢儿。往内地瞧你可以看到大雪封顶的巅峰在六十英里以外的地方；往西方则可以看到圣莫尼卡山脉的每一处褶皱，而“世纪城”的塔顶的每一个窗户都在闪亮。天空中还布满了白色或炭黑色的云团，非常厚实，足以使投射下来的浮动的阴影能够覆盖一整座新生的、充满生气的大城市。
  刚刚从“野嘴”沃克那儿传来的消息也令我振奋不已。他说他最终“承受住繁杂、拖拉的公事程序的纠缠”，成功地获得了阮德尔·依贝哈特写给那次事件的受害者克劳迪姬·凡·何文的处方。他不得不用传票索取这些记录，但是他说药店正在查找他们的电脑档案，并且许诺立即向我电传副本过来。我洋洋自得的幻想已急速的膨胀开了，也许在高罗威周末的死线到来之前，我就可以把最有力的证据放在他的桌子上。安娜·格蕾的又一次杰作。
  我可以坐在办公室里盯着传真机，或者出去呼吸一下新鲜空气，所以我决定还是亲自去找沃伦·思佩卡，他一直没有回我的电话留言。我得去看看他对他高等学校的旧女友和她的丈夫到底有什么更深的了解。如果找不到他，那么到温尼斯海滩散散步，瞧瞧大海也是好的。
  思佩卡电器店设在运河街的一间平房里。凯茜护士在马萨诸塞一定会很惊讶地看到加利福尼亚的温尼斯竟果真有许多运河。这儿过去也有许多桥和平底船，还有一座歌剧院，这些都意味把文明带给了野蛮的美国太平洋海岸。它是阿伯特·金尼那些可爱但是缺乏想象力的思想的一部分，他觉得如果你建起了一座像意大利文艺复兴时期那样的城镇，那么文艺复兴就将在这里产生。
  上天知道，在边疆，梦想每天都在顽固地生存下来，但是温尼斯却是我们最悲痛的失败；尽管在长滩“派克娱乐公园”衰落下来被海岸开发者所占据后，温尼斯就成了一个更为辉煌的象征，但是运河的建造却实在是很差劲，无论是因其无知还是贪婪（在《我们加利福尼亚州的历史》中可不会讲这些，这是我从《玻利》中看到的），而且几乎立即海水就开始向它们侵蚀过来。阿伯特·金尼的水路文明逐渐被淤泥充填，直到它们变成了一个呆滞的废水潭子。到了二十年代，它们被宣布成为疫病的源薮，因而大都用沥青封埋起来。
  沃伦·思佩克的黄色小平房建在少数保留下来的运河的河沿上。今天河水表面有一层五彩的油膜覆盖着，河岸上挤满了鸭子，绿草在拼命躲开鸭嘴的啄食戏弄。路的那边是大量的高档公寓套房，但是在运河的这边却是一排平房，它们一定是阿伯特·金尼那个年代修建的，一直在顽强抵抗着发展神话的掠占。从朽败的木质和剥落的表面涂层以及古怪的装饰，还有后院荒芜的园地来判断，它们一定是属于哪个执拗、疯狂的地主。像思佩卡的小屋，窗户和门都安装上了防护栅，这种安全考虑在一定程度上削弱它的古典型的魅力。
  我循着震耳的广播电台的声音把车开到了停车道上，这里停有一辆丰田4X4，发动机在轰鸣着，一个穿着破旧的工作裤和牛仔鞋的男人正背着他的工具箱，拉上房门。
  “思佩卡先生？我能和你谈两分钟吗？我是安娜·格蕾，FBI。”我向他出示了我的证件。
  他去把引擎关掉，当他钻出司机室的时候，目光却掠过我肩头朝后面望去，好像那边有什么东西突然抓住了他的注意力。我连忙转过身子，以为可以看到什么新奇的事物。
  “那是一辆1971年的普利茅斯·巴罗库塔吧？”
  他一边说，一边朝我走过来。
  “确切地说是1970年。”他打量这辆车的时候我们站在街道上。
  “漂亮的油漆活儿。这是你的车？”
  “是的，是我的。”
  他井不显得吃惊或与此相关的任何表情：“你到这里来需要什么？一个44O四缸？”
  “我只是不能使空气调节达到良好状态。”
  沃伦·思佩克走到他的运货车旁边，回来的时候手里拿着最近一期的《电机新闻》杂志。我情不自禁地接过来，心跳加快了。
  “我的爱好中包括阅读。”他已把它翻烂了，所以我看到的每一页几乎都是翻卷折角的。
  “我也是。”
  “这么说我们上床的时候也可以谈这些东西了。”他的目光在我的胸部一溜而过，然后带着一丝挑逗和坦白的好色的神情盯住我的眼睛。“一加仑汽油所行的平均里程是多少？”
  “十三英里。但这并不是你愿意拥有这种车的原因。”
  “我理解。”他完全理解，他灰色的头发被剃成军人式的短平头，柔和丰厚的嘴唇带有一道性感的曲线，面颊沾满了风霜之色，眼睛眯成缝躲避着阳光。他的唇印倒很像在《青春的小鸟》中的保罗。纽曼，也许就是这一点常使他侥幸做成他在高等学校中曾侥幸做成的事儿。这嘴唇发出顽固的邀请，邀请别人去亲近它，并进而打破一切的禁忌。
  “保养精心吗？”
  “总算不是太坏。交流发电机在前两天的雨中曾经出了点毛病。电池也失效了。诸如此类的事情。”
  “但是我敢打赌它能够每小时开上六十五英里。”
  “在晚上开上高速公路的时候我曾经达到过一百英里。”
  沃伦·思佩卡用手指摸了摸放在驾驶座上的红色皮衣：“顽劣的女孩。”
  “那是一次高速追捕，穿越了五个县，最后以武力解决而告终。你该知道那是怎么回事吧。”
  他笑了：“就像电视里演的警察——他叫什么名字来着——开着一辆这样的车？”
  “曼尼克斯。”
  “跟你这辆一模一样？”
  沃伦·思佩卡看看我，又看看车，缓缓地点了点头：“我印象深刻。”
  “是啊，我印象深刻。”我喋喋不休地说，相信我正领着他走向花园小径，“你是我遇上的人中唯一知道曼尼克斯开着巴罗库塔的。”
  “六十年代我曾看过大量的电视片。也经常做其他一些事情。”
  “你和克莱诺·依贝哈特？”
  他的眼睛保持着平静：“克莱诺怎么了？”
  “你们一起去高等学校的时候，我能看见你们俩喝啤酒、吸食无论何种东西、溜出去看电视……”
  他的手插进了衣服的前口袋里：“是啊，后来，他妈的怎么样呢？”
  我知道他迟早会像这个样子，所以我只是平静地呆在那儿。
  “我们对你们以前做过的事情不感兴趣，我们想知道的是你现在是否还和她有联系。”
  “为什么？”
  “对依贝哈特家的例行背景调查。”
  他等了一会儿，在我脸上力图寻找到点什么东西。明显地我流露出来了因为他开口道：“我不这么认为。”然后就走回停车道上他的运货车里。
  “有什么问题吗？”我发觉我自己跟着他在走。
  “没问题。这么好的一天，我还不想和你谈。”
  他把丰田车倒了出来。
  “顺便说一句，”——他上身探出车窗外——“曼尼克斯开的是一辆赫米，库塔。”
  “我知道的。”我说，脸颊却红了。
  他竖起起一根手指，责备式的摇了摇，沿着大街开远了。
  我知道我会捉到沃伦·思佩卡的。他不可能来非难我，也不可能远远跑开。
  我回去的时候一直在想凯茜护士在潜水艇商店里跟我讲的话。她说过，沃伦曾经“遇到些麻烦”，但她并没有告诉我是些什么麻烦。我打开了电脑，准备搜寻一下犯罪记录。结果，在我喝完第二杯安息咖啡之前，我们需要的所有信息已整整齐齐地出现在屏幕上了。
  那天晚上我一直等到九点钟准备在他回家时捉住他。他拾起话筒沉闷、轻率地嘟嚷了一声：“哈罗。”
  “哈罗，沃伦，我是安娜·格蕾，FBI。”
  “我知道你会打电话。”
  “你想找个日子约我出去。”
  在这一瞬间我放弃了其他可能的反应：“实际上我打电话是要谈关于你非法拥有大麻和可卡因，意图散布而被加利福尼亚州定罪的事。”
  “陈年旧账……那又怎么啦？”
  “我可以打赌你在申请你的州承包商执照的时候隐瞒了这个事实，你是个重罪犯。”
  是停顿，然后：“我没有那样做。安娜，为什么你要威胁我呢？”
  “我想要你告诉我关于克来诺·依贝哈特的事。”
  “如果有律师在场我就跟你说。”
  “你当然可以要求律师在场——”我随口说，而我脑子里想到的是许多律师都和依贝哈特的律师臭味相投，“但是这不是针对你的，沃伦，这是针对克莱诺和她丈夫的。”
  “我并没有什么事情是针对阮德尔的。”他怀有戒心地说。
  “大多数人都认为阮德尔·依贝哈特是个慎重沉稳的市民，但是我有这种感觉，你了解到的绝对不同。”
  沃伦·思佩卡同意，第二天下午我们在圣莫尼卡的亨特饭店的顶层酒吧中见面。
  去招普斯酒吧的唯一路径是乘坐那部安置在旅店侧面的外部电梯，上上下下时它就像一个爬动的玻璃鼻涕虫。两个二十来岁的秘书在一旁窃窃私语，在他们的眼中笼罩着一种机械的动摇和哀怨的神情。我们在棕榈树的上空缓慢上升，如置梦境般地悬浮于海上二十层楼的高处。我相当不喜欢这样的境遇。
  门打开，我发现自己身处于一个墨西哥小酒吧中，墙壁粉白，边缘却是靛蓝色的。在两扇拱门入口的上方，分别用褪晦的桃红颜色写着“阿卡布科”和“圣布鲁兹”——一个把你领到一个铺着粉红色桌布的餐厅，另一个则导向一间盖着竹屋顶的酒吧。沃沦·思佩卡正坐在酒吧里独酌，戴着一顶镶有许多小圆镜子的墨西哥宽边帽。
  一个长着黑胡子、留着水滑的拖背长发的酒吧招待员好像对他的头发已无法约束，只好让它随意披散着。
  “Esta　Loco。”他冲着沃伦点点头。沃伦孩子气地咧着嘴，帽带儿在他的下巴底下晃荡着。
  “喝的什么？”我问。
  “没什么。苏打水。我只是想控制一下情绪。”
  “为什么？斗牛比赛？”
  沃伦把帽子扔给招待员。招待员把它挂回帽钩，嘴角仍然挂着一丝轻笑。
  找们选了张靠窗的桌子，这里可以悠闲地看到蒙塔娜之北的景色：白色或米色的建筑，红色、橙色的屋顶，顺着林荫道四处延展。
  女招待给我端上一杯酸橙味的非酒精饮料，饮料装在一个汤碗大小的有两玻璃杯里，表面浮满了碎冰块。
  “我搬到加利福尼亚以后就专心于我的生意，直到有一天我接到待迪·费茵女士打来的电话，她家快被泥石流埋了。”
  “她还有更多的活儿给你。她会打电话给你的。”
  “那很妙啊。后来她说克莱诺·依贝哈特曾提起过我，一个高等学校里的老朋友。我确实不曾想到克莱诺会搬到西海岸来，我猜想这一定是我们的母亲无聊闲话的结果。如果你认为犹太人的母亲很讨厌的话，那你一定是不了解爱尔兰和意大利人的母亲。你不是犹太人吧，是吗？”
  这句话突然使我陷入一阵忧伤的情感浪潮之中，但是我很快把它推到一旁：“我父亲来自萨尔瓦多，我母亲是美国人。”
  那是这张桌子以外的事情，而且也并不见得有那样糟糕。
  “哪很快被证明是件重要的活儿，费茵夫人迫着我赶快完成，所以我在周末就开始工作。那天她正为她的孩子举行一个盛大的生日派对，来了一百多号亲戚朋友，我拿着断路器站在人群的外边。这时候，那两扇法国式样的门“哗”地撞开了，克莱诺·依贝哈特却飞了出去。我是说飞。那是两扇摆摆样子的门而已，从来就没打算要用的，但是克莱诺怎么知道呢。所以她就飞进了一道明沟里。我扶她站起来，才认出她就是萨文希尔的克莱诺·麦卡锡。她增加了一点体重但我的判断仍是毫无疑问的。她很尴尬，感到这件事确实也搞得很糟糕，所以没有认出我来——毕竟，已经十五年了——我就让她离开了。
  “后来，我走进厨房，她也正在那儿，面向朝着派对那边的窗户，像一朵墙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