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的父亲。米桂·桑切斯，或者桑多瓦。没有人告诉过我到底是哪一个。”
  耶稣，这是怎么了？只不过大声说出这个名字，我看见外公的紧张，一阵寒颤竟穿透我的整个身体。酒精的热力暖洋洋地笼罩着我，我突然间警觉起来，心里有些恐慌。
  “我们对一个婊子养的总不会知道太多，是不是？”
  “我们必须了解一些事情。他来自萨尔瓦多？”
  “大概。”
  “他是什么样的人？”
  “他是个普通的劳工。你到底想知道什么？”
  “我只是好奇。”
  “忘了他吧。”
  我已经快三十岁了，仍然怕惹外公发怒。
  “有些人自称是亲戚。”
  “他们想做什么？”我回答：“钱。”
  “你知道我会怎样跟他们说，不管他们是谁——休想。”
  “你不喜欢他是不是因为他是拉美人？”
  “我对拉美人没有成见。我厌恶他是因为他让我女儿怀了孕，”他毫不费力地说出来，不容我怀疑。他是那段历史的参与者。“后来这个婊子养的走掉了，抛弃了她——和你。为什么你会关心那走掉的家伙？是我把你抚养大的，只有我。”
  “我知道，外公。”我握住他的手，“你愿意他留在这里吗？”
  “不。我不想她和他有任何关系。”
  “她怎么想？”
  外公轻轻抽了抽鼻子。一个警告：“别管她想什么。她才十八岁。”
  “为什么她不再结婚呢？”
  “她忙着照料你。”
  “但是她这么漂亮，她继续跟人约会吗？”
  “我不鼓励约会。”
  “为什么不？”
  “她太年轻。”
  我冷笑：“年轻？她和你生活在一起一直到她三十八岁的死去。”
  出乎意料地，他张开臂抱住了我：“你从洛杉矶人那儿知道的这些？”
  “知道什么？”
  “这些多元文化的废话。”
  我尽力找点轻松的话题：“外公……我认为也许我就是一个多元化的缩影。”
  就像阿亚多哈·霍梅尼所说的：他不懂反话。
  “你是电！你是个美国人，如果你不为此感到自豪，那我们还有什么信仰可言。”
  他躲到一棵棕榈树后面撤了泡尿。
  我冲着他那边嚷道：“第十二街的那所房子正在出售。”
  “我很惊讶它还立在那儿。”
  “谁住在隔壁的白房子里？”
  “一个瑞典家庭。我们的邻居全都是德国人或瑞典人。我记得有阵子我上夜班，他们养了条狗，整天叫个不停，我根本无法睡觉。”
  我独自在路边一块石头上坐下来，双手抱着膝盖。比萨饼太劣，蛋糕太腻，又喝了太多的酒，所以头有点痛。我不喜欢在停车场买的这些东西。天空中点缀着几颗忽隐忽现的星星，走到这里四周已经显得太黑太黑。远处停靠下来的汽车的灯光非常微弱。一直不断的干燥的风吹拂着棕榈树的树叶，发出像捻动玻璃纸那样干硬的哗哗声，我穿着无袖的上衣和斜纹蓝布裤，感到很虚浮。我的枪在楼上背包里。这个角落四周的建筑都面朝沙漠，此时寂静无声。漆黑的空间。
  我的心脏跳动得很快。可以听见狗叫声。不，现在我还能把它们同野狼区别开来，它们从黑暗中冲出来像群疯子一样笑着，停车场看上去有点奇怪。是不是那个胖胖的售货员在我的酒里加了点LSD？我和朱丽塔·弗洛累斯一块回家。她穿着一件淡紫色的纯棉无袖上衣，镶着红色Z形花边；她年龄比我大，也许是八岁。她从学校里偷了一薄白纸用来写小说，她的小说是写一对住在鬼宅里的姐妹的故事，她让我从母亲写字台的抽屉里偷一些邮票给她，以便把小说寄出去发表。她似乎很孤独，而且从不惊乍，我不知道她住在哪里。我们是在露茜维尔特小学的操场相遇的，她把我带进了她的梦幻世界，她经常亲自跑到第十二街来找我，然后继续我们的游戏。
  我正看着那边的停车场，记忆像黑白影片一样浮现。我们正在街道中央，一只叫维尔森的杂种狗从隔壁砖房前的空场上跑出来，立在我们面前，龇牙裂嘴。我们被吓着了，游戏再也进行不下去。朱丽塔开始呜咽，我知道我必须救她，我把她拉回我们家。
  “维尔森在外面！朱丽塔不能回家！”
  我的警察外公会管这件事儿的。他从盥洗间里出来，拿着一卷报纸，大个儿，就像一座小型灯塔一样挡在通往厨房的狭长的过道上。
  “她不能呆在这儿。”
  “但是维尔森——”
  “我不想有个拉丁小女孩呆在我家里。”
  我呆呆地站在那里，看着他把我的朋友从前门推操出去。我掀开遮住门边一块狭小窗户的镶着白色蕾丝的窗帘，我看到朱丽塔·弗洛累斯一个人站在外边，因为羞辱和恐惧而神情恍惚。狂吠的狗在前面，背后是关着的门。慢慢地，一股黄色的细流从淡紫色的衣服下面滴淌出来，在门阶上留下一摊。
  但是我是安全的。我没有被赶出去。即使当我听到那个是我父亲的男孩被归属于“墨西哥人”的一类我也丝毫没有留心，它离我太远了，我不是一个拉丁小女孩就像朱丽塔·弗洛累斯那样的。在冰凉的黑暗里我看着我的外祖父，感激他的爱。从那时刻起，我就想做一个像他那样的人。
  第八章
  这是凯乐·维依的主意，我们每个人每个月要为大家提供一样家常午餐。作为法式大菜的专业学生和白酒鉴赏家，凯乐有一次带我们三个从办公室出来到好莱坞·希尔斯附近一家由法国厨师料理的私人比萨饼店去喝一盏。我坐在竹凳上，一面喝着不兑水的“香摈”酒，一面发表一些似是而非、针贬时弊的评价。凯乐听得入迷，迟迟不愿让这次兴奋结束。我看到几个布朗特坞的家庭主妇带着在石头上烤出的特制比萨饼回家，而我回家的时候却对我是否会将钱花在我生活中的哪个男子身上不抱幻想。
  这个月凯乐带来两三个法国苹果派，苹果切得非常薄，我们都认为他一定是用刀片做的。切片按照同心圆的方式，完美地抖放在一层牛奶蛋糊上，切片上则浇上一层桔子冻，他把这桔子冻雅称为杏黄釉。
  “哎呀，凯乐，”我说，“为什么你不马上去面包烤房？你可以挽救许多的艺术品。”
  “安娜，就是有许多像你这样的人才把这‘派妲’糟蹋了。”
  “‘派妲”’我故作沉思只不过是想取笑他，“那不是一种中东人的三明治吗？”
  芭芭娜烤了玉米饼。罗莎琳带来的是蒸锅金枪鱼。丢勒·卡特尔的贡献，不用说，是得克萨斯干辣椒，又辛又热足以让你泪流满面。弗兰克·常的母亲做了中国小笼包。我则去买了足够一家人吃的麦卡鲁格斯炖鸡。
  凯乐看上去有点伤心：“我不敢相信我们居然会允许那种半成品摆上这美丽的桌子。”
  “嗨，我可没有一个妻子替我上商店。”
  “谁在说妻子了？我自己到蓝奇商场，放进每一个酥饼，每一片水果都是亲手挑选。”
  “那是因为你是一个有强迫症的疯子。”
  “那么芭芭娜呢？那么罗莎琳呢？”凯乐不依不饶，“她们有妻子吗？但是她们是不是把她最佳的努力成果带给了她们的同事？”
  “他有妻子。”我戏剧性地把战火燃向了唐纳多，他正把目光从一个揭开盖子的蓝色大塑料碗上移过来。碗里装满了莴苣，切成薄片的胡萝卜与小萝卜在莴苣四周围成一圈，上面撒着红色洋葱头旋成的小环还有绿色的胡椒粉，简直就是一个蔬菜万花筒。
  “承认吧，唐纳多。是你妻子做的这份色拉。”
  “证据确凿。我从来就不知道哪个男子会用厨具。”芭芭娜用她特有的干巴巴的方式评论说，“饮食总是超越他们。”
  唐纳多旋开一个乳酪瓶的盖子，将里面的一堆新鲜蓝色乳酪全部倒进碗里：“罪如所诉。铐上我，拷打我。”
  “真是诱人。”我低声说，越过他把手伸向中国小笼包子，凭经验，我知道那才是所有食物中最好的一样。
  起初他看起来没什么反应。他的眼睛正盯着他用来拌色拉的那个黑色塑料钳子；钳子是从“西密”河谷家中厨房里的杂用抽屉里拿来的，那儿有与第一流的主妇匹配的第一等锅碗，连金属罐上也用字母标明：糖、调味品，排列整齐，一切都井然有序。
  最后，在对它沉思半天之后，唐纳多诱使我摊牌：“如果你掉进这堆事情里，我知道，一个女人还是一个女人。”
  “可是我敢打赌，你在家里不过是个常客罢了。”
  唐纳多仍然是面无表情：“我们已经做了三年的拍档，但是你又真正了解我多少，安娜？”
  我大笑：“我从许多事情上都能了解你，唐纳多，但是也许女人不在其列。”
  “什么事这么有趣？”芭芭娜想知道。
  “唐纳多被黑皮腰带捆住了。”
  唐纳多滑稽地咧开大嘴，胡子下面藏着个微笑的暗示。
  “我能看见你，”他说，“安妮·奥克雷戴着黑色‘花边’。”
  芭芭娜有意地一个倒肘敲压我的肋部，然后又冲着他喊了一句什么，我没听清楚。他的眼睛盯了我好一阵——安妮·奥克雷戴着黑色花边？——然后转向别处，我发现我自己像一个十几岁的青年人一样不自觉中脸红到了脖梗。
  在“牛栅”中，电话一直在响。
  “我来接。”罗莎琳下意识地放下了她的盘子。
  “不——是我的。”穿过屋子，我能看见在我办公桌上指示灯正在闪烁。
  这时我听到古特瑞丝夫人足以引起人性欲的声音蒸发过来，我的胃里突然间一阵痉挛。
  “每个人都病了，”她正告诉我，“所有的孩子都在流鼻涕，克里斯多巴在发烧。”
  “他需要看大夫吗？”
  “我想不用。我觉得他过一天就会好起来的，我刚给他喝了点硝化甘油。”
  我一直注意看着在玻璃隔墙后面午餐室里的那群人。唐纳多也跟其他人一起在听丢勒·卡特尔滔滔不绝的演讲。尽管肩有些萎缩，可丢勒在那些人中还是最高。他讲着什么使每个人都发笑。
  “你从克莱诺夫人那儿拿到钱了吗？我一直等着你的消息。”
  “不，我没拿到。我跟她讲过，但是……总之我没有拿到。”
  “没有钱叫我怎么照顾这些孩子？”
  “我不知道，古特瑞丝夫人。”
  当我站在那儿的时候，亨利·卡拉维蒂，得了肌肉营养不良症的收发室职员，摇着他的电动轮椅过来，把一捆信放到了我的文件格里。我向他翘了翘拇指表示感谢。他苍白的嘴唇泛起一个
  颤巍巍的笑容，他把一只僵硬的手从控制器上移开，用力向上一举，以回答我的手势，然后就滑开了。
  “这些孩子是你的家人。”古特瑞丝夫人带着愤怒唾弃道，“可是你却无动于衷，小姐，我真为你感到难过。”
  她挂了电话，我站在那儿一动不动，从内到外都感到遭到一种打击。突然间那一切又都归于愤怒，我在办公桌抽屉、手提包、夹克的口袋里一阵乱翻，最后发现那张“达那矫形诊所”的桃红和灰白的名片被弄得皱皱巴巴的，正和几颗咽喉糖一起躺在我的蓝色帆布公文包的兜底。我又一次抑制住了冲动，没有亮出我作为FBI　特工的身份以便阻吓那些标准的接待员的废话，但是我动用了那些词语“非常紧急”、“法律事务”等等，最终得以接通了依贝哈特大夫的电话。
  “很对不起——请再说一遍你是谁？”
  我告诉他我是他们原先的女佣，维奥莱塔的堂姐。这虽然听起来有些古怪但我得坚持用它。
  “我们都知道，当她被你们解雇时，你还欠她一些佣金。”
  医生冷淡地说：“我全都付过了。”
  “她告诉一位朋友你还欠她大约四百美元。”
  “简直是胡扯。我怎么会偷窃一个女佣的钱。”
  “我们直话直说”。我有种犯罪感，很矛盾，但是他是个医生，住在价值一百五十万美元的房子里，还有水晶吊灯。“她的孩子们现在没人照顾，明白吗？也许我的建议不符合普通的原则，但是我希望作为她的最后一名雇主，能为孩子们的福利做一点贡献，行吗？”
  “听着，格蕾夫人”，他说，对“夫人”二字他特别强调，“我解雇了维奥莱塔。你想知道是为什么吗？她本来是来照看我的孩子们的，为此，她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