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柯拉丽妈妈
  这不到六点半，天就很黑了，两个士兵来到卡利拉博物馆对面，谢洛街和彼埃尔—夏龙街的交叉路口。
  两个当中，一个穿天蓝色步兵军大衣，另一个是塞内加尔人，穿浅灰毛料军服，紧腰上装，肥大的短裤，这是战争期间朱阿夫军团和非洲军团的着装。他们两个一个只有一条左腿，一个只剩一条右臂。
  他们绕街心广场转了一圈，停下来。街心广场中央是一丛美丽的矮雪轮花。那个士兵扔过去一支香烟，塞内加尔士兵拾起来，猛地抽了几口，然后用拇指和食指把它掐灭，放在口袋里。
  两人都没有说话。
  就在这时候，从卡利拉街又走来两个士兵，他们的军服有点不伦不类，看不出什么兵种。不过，其中一个戴着朱阿夫军团的小圆帽，另一个则戴着炮兵帽子。前者手里拄着丁字拐杖，后者撑着手杖。
  这两个人倚在人行道旁的书亭上。
  又有三个人分别从被埃尔—夏龙街、布里塔尔街和谢洛街走来。他们一个是独臂轻步兵，一个是瘸腿工兵，一个是髋骨受过伤的海军陆战队士兵。他们一直朝前走，走到一棵树旁，靠在那儿。
  他们七人没有进行任何交谈，仿佛互相都不认识，也没有注意别人。
  他们一动不动地靠着树或书亭，或站在雪轮花前面。这是一九一五年四月三日的晚上，难得有几个行人走过这条光线幽暗的冷僻街口，也没有人去注意这几个站立不动的人影。
  六点半的钟声敲响了。
  这时面向广场的一幢房子的门开了。一个男人从门里走出来，然后把门关上，穿过谢洛街，绕着广场走了一圈。
  这是一位穿着卡其服的军官，头戴红色警帽，帽子上飘着三根金色的饰带，头上的绷带把额头和颈背都遮住了。这人很高很瘦，右腿是木制的假肢，拄着一根拐杖。
  这位军官离开广场，走到彼埃尔—夏龙街，然后转过身四处张望。
  他仔细地观察广场中的一棵树。用拐杖头轻轻地顶了一下往外突出的肚子，收收腹便又走了。
  这回，他决定沿着彼埃尔—夏龙街走到巴黎市中心去。因此他来到香榭丽舍大街，上了左边的人行道。
  他又走了二百多步，这里有一家大旅社，正如告示上写的，已改名为野战医院。军官在不远处隐蔽着，等候着。
  六点三刻过了，七点的钟声又响了。
  又过了几分钟。
  从医院走出来五个人，接着又出来两个人。最后从门厅里走出一个女郎，穿着有红十字标志的蓝大衣。
  “就是她，”军官自言自语道。
  她从他刚才走过的路，到达彼埃尔—夏龙街，又迈上右边的人行道，径直朝谢洛街口走去。
  她步伐轻盈、矫健而有节奏。她走得快时，蓝纱巾在她肩头飘动。她的大衣虽然很宽大，但人们还是看得出她臀部扭动和青春的风度。
  军官一直漫不经心地跟在她后面，并一边抡着他的手杖，像一个在街头闲逛的人。
  这时，街上除了这个军官和女郎以外，根本看不到别的人。
  可是，当女郎刚刚穿过马尔索街的时候，早就停在街上的一辆汽车开动了，朝着那年轻女人前进的方向行驶，在她身后，始终保持着一定距离。
  这是一辆出租汽车。军官注意到了两点：车里坐了两个男人，其中一个留着浓密的小胡子，头上戴一顶灰毡帽，几乎一直把身子探出车外，同司机说着话。
  可是护士头也不回地往前走着。军官换到另一边的人行道上，加快了脚步，因为那护士离街口越来越近，汽车加快了速度。
  军官从他所在的地方打量了一下广场，但不管他的目光如何敏锐，黑暗中，根本看不见那七个残废军人。此外，这时候根本没有任何行人，也没有任何车辆。天幕下，黑暗中，在两条宽阔的街道交叉口上，唯有垂着窗帘的两列有轨电车划破沉寂的夜色。
  年轻女郎也在注意观察街上的情况，但她似乎没有发现令人不安的迹象。她没有一点迟疑不决的表示，一直跟在她后面的汽车也并没有使她感到惊讶，她没有回过一次头。
  然而汽车追了上来，在广场边上，离那护士最多只有十至十五米的距离行驶着，当她专心地开始朝树林走去时，汽车又逼近一步，离开了车道，沿着人行道行驶。靠人行道对面一侧，即左侧，把身子探出车外的那个人，这时打开车门，站在了踏脚板上。
  那军官又急忙赶过来，也顾不上被人发现。事情已到千钧一发之际，这些人似乎对一切都毫不在乎。军官把哨子放在了嘴上。毫无疑问，预料中的事即将发生。
  果然汽车戛然停下。
  两个男人从两边车门跳出，冲到广场的人行道上，离书亭只有几米远。
  随着年轻女人的一声惨叫，军官尖利的哨音同时响起。说时迟那时快，那两个男人抓到了猎物，就迅速往车里拖。而那几名残废军人好像是从树洞里窜出来的一样，奋力追赶着匪徒。
  战斗持续时间不长。可以说没有战斗。司机一发现有人伏击，便以最快的速度驾车逃走。而那两个男人见事情败露，又见面前举着这么多的手杖和拐杖，军官还用枪瞄准他们，就丢下那个女人逃走了。为了怕中弹，他们左躲右闪，最后消失在布里塔尔街的黑暗中。
  “快追，亚邦，”军官对一只胳膊的塞内加尔人吩咐道，“去捉一个来见我。”
  军官扶着那个吓得浑身打战的年轻女人，她差点晕过去了。他十分关切地对她说：
  “别怕，柯拉丽妈妈，是我，贝尔瓦上尉……帕特里斯·贝尔瓦……”
  她含糊不清地说：
  “啊！是您，上尉……”
  “是的，是您的朋友们，您在野战医院护理过的伤员，我从康复中心把他们找了来保护您的。”
  “谢谢……谢谢……”
  她声音颤抖着，又问：
  “那么其他的人？那两个男的呢？”
  “跑了。亚邦正在追捕他们。”
  “他们想要我干什么？你们怎么会奇迹般地出现在这里？”
  “这个问题我们留到以后再谈，柯拉丽妈妈。我们先谈谈您吧。我把您带到什么地方去呢？您看，您应当到这里来……恢复和休息一下。”
  在一个士兵的帮助下，他把她扶进三刻钟以前他从那里出去的房子里。年轻女人顺从了他。
  他们走进底层的客厅，他打开电灯，那里烧着一堆柴火。
  “请坐。”他说。
  女人在一张椅子上坐下来，接着上尉吩咐道：
  “你，普拉尔，到餐厅找一个杯子来。你，里布拉，到厨房去拿一瓶凉水来……夏特兰到柜子里拿瓶朗姆酒来……还有……”
  “还有，”她笑着说，“只要一杯水就够了。”
  现在她苍白的两颊恢复了红润，嘴唇有了血色，洋溢在脸上的笑容恢复了自信。
  这张脸充满了妩媚和温柔，五官端正，皮肤细腻，表情像孩子一样的纯真、好奇；她在看东西的时候，两眼总是睁得大大的。但这和蔼和温柔，又常给人一种坚毅的印象。她目光深沉，前额被白护士帽下的两条黑带遮住了。
  “啊，”当她喝完一杯水后，上尉高兴地说道，“您看起来好多了，柯拉丽妈妈，是吗？”
  “是好多了！”
  “好极了！可刚才真可怕！多险啊！那么应该弄清楚，搞个水落石出是吗？现在，小伙子们，过来向柯拉丽妈妈问好。嗯，伙计们，是谁说的，过去柯拉丽妈妈把我们照料得舒舒服服，把枕头拍得又松又软，让我们的脑袋一睡上去就陷进去了，我们将来也要照顾她，像孩子照顾自己的妈妈那样？”
  他们这些断臂的，缺腿的残废军人都赶紧向她围拢来，高兴地看着她。她亲切地同他们握手。
  “里布拉，怎么样，这条腿好了吗？”
  “不痛了，柯拉丽妈妈。”
  “你呢，瓦蒂内，你的肩膀怎样？”
  “一点伤疤都没有了，柯拉丽妈妈……”
  “那么你呢，普拉尔？你呢？尤利斯？……”
  她越来越激动，把他们称为她的孩子。
  帕特里斯大声说道：
  “啊！柯拉丽妈妈，瞧您流泪了！妈妈，妈妈，您是多么关心我们大家。当我们躺在手术台上，为了不叫喊而克制着自己的时候，我们看见您的眼里滚动着大滴大滴的泪珠。柯拉丽妈妈是为她的孩子们流泪。那时我们就更咬紧牙关不吱声了。”
  “我呀，哭得更凶了，”她说，“因为你们是怕我难过。”
  “今天您又哭了。啊！不，这是够伤心的！您爱我们，我们也爱您。没有什么值得悲伤的。那么柯拉丽妈妈，笑一笑吧……喏，亚邦回来了，亚邦总是笑嘻嘻的。”
  她赶快站了起来。
  “您相信他能逮一个回来吗？”
  “当然，我相信！我告诉亚邦揪一个回来，他准能办到。我只担心一件事……”
  他们都向门厅走去。塞内加尔人已经上了阶梯。他的右手拎着那人的脖子，应该说拎着一件破衣服更恰当，真像牵个木偶。上尉吩咐：
  “放开他。”
  亚邦松开手，那人倒在门厅的地上。
  “我担心的就是这个，”军官喃喃地说，“亚邦只有一只右手，可他这只手如果掐着某人的喉咙，这人就非毙命不可，否则就是奇迹了。德国鬼子可领教过他的厉害。”
  亚邦身材高大，皮肤黑亮，一头鬈发，下颏上长着卷曲的髭须，左肩上的袖子空瘪瘪的，胸前挂着两枚勋章；亚邦的一边脸，一边下颏，和一半嘴唇被炸弹炸掉了。另一半嘴唇裂到耳根，总像在笑，也像对他面部的伤疤感到吃惊，虽然勉强做了整容和植皮，但依然如此。
  此外，亚邦失去了说话能力。他最多能含混不清地发出咕哝声，因此人们得要他多次的重复才能明白他的意思。
  他一边反复地说着，一边轮番地望望上司，又看看俘虏，就像一只好猎狗对待它的猎物一样。
  “好，”军官说，“只是以后手要轻一点。”
  他朝那人弯下身子，拍了拍，发现他只是昏厥过去，他对护士说：
  “您认识他吗？”
  “不认识。”她肯定地说。
  “您肯定从没见过？任何地方都没见过这个人？”
  这个人的头很大，头发乌黑，涂着发蜡，胡须灰白。穿着裁剪得体的深蓝色套装，说明他生活富裕。
  “从来没有见过……从来没有……”年轻女人说。
  上尉搜查那人的口袋，发现连个纸片都没有。
  “那好，”上尉站起身来说，“等他醒了再审问。亚邦，把他的手脚捆好，丢在门厅里，你在这里看着他。你们其他人，该回康复中心去了。我有钥匙。向柯拉丽妈妈道别，快走吧。”
  伤员们一一道了别，上尉把他们送到门外，又回来，把柯拉丽带到客厅，然后说：
  “现在，我们来谈谈吧，柯拉丽妈妈。在解释之前，先听我简单说几句。”
  他们坐在燃烧着的火炉前，火焰欢快地跳跃着。帕特里斯把一个坐垫塞到柯拉丽妈妈的脚下，又关了一盏灯，这灯似乎使她感到不自在，现在她自然多了，于是他马上说：
  “您知道，柯拉丽妈妈，我八天前出院，住在纳伊瓦马约街这家医院的康复中心附属病室。我每天早上在那里换药，晚上在那里睡觉。其他时间我就散步溜达，中餐和晚餐东家吃到西家，有时拜访一些老朋友。今天早晨，我在一家卖咖啡的餐厅里等一个朋友，我忽然听到别人最后说的几句话……应当向您说明一下，这间大厅被隔成两部分，中间的隔板一人高，一边作咖啡厅，另一边作餐厅。我当时独自一人在餐厅这边，那边的两个顾客背对着这边，我看不见他们，他们大概以为这边没有人，说话的声音很大，有些话被我听见了，于是我记在了本子上。”
  上尉从口袋里掏出笔记本，说道：
  “这些话引起我注意是有道理的，您也会明白的。他们在说这些话之前，还谈了一些别的问题，什么火星、火星雨的问题，战前有过两次，是一种夜间信号，一旦发生情况就可以各就各位，立刻采取行动。这些您懂吗？”
  “不懂……为什么呢？”
  “您看，啊！我忘了告诉您，那两个人是用英语谈话的，他们用词倒很准确，只不过发音不标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