勒勃朗说：“有啦，我的队长！按照您的指示，我们去找厕所。在阿布杜尔·穆罕默德家厕所的一个阴暗角落里，发现一颗珍珠嵌在一块橡皮糖上。经询问这家人的父子，他们开始不说，后来承认来了一辆坐着六个人的车。他们说是德国考古考察队的，给了这家人很多钱，不许他们向任何人透露，理由是他们可能要进行一些非法的勘探。艾尔凯弗村的孩子们也找到两颗珍珠。我们现在查明方向了。还有，队长先生，如您所预言的，人们已看见‘圣女之手’了。这一位可以告诉您。”
  “这一位”是一个长相粗犷的柏柏尔族人。
  他说：“那天夜里我赶着牲口走时，一辆汽车开过来，我看到了‘圣女之手’。它在黑暗中发亮。”
  “在手套上涂上磷是很有效的。”勒勃朗嘟哝说，“亲爱的，亏您想出这个办法。”
  “这是有效的，”杰索普说，“但是危险的。我的意思是这很容易被其他逃亡者们发现。”
  勒勃朗耸了耸肩说：“白天是看不到的。”
  “但是如果一停车，他们在黑暗中下车……”
  “即使如此——这也不过是阿拉伯人一种盛行的迷信。他们常常在车上涂漆。人们会认为这是一些虔诚的回教徒把发光漆涂在车上。”
  “很对。但是我们必须警惕。因为如果被发现，敌人就很可能用涂上磷光的‘圣女之手’造出假记号骗我们追踪。”
  “啊！这一点我同意您。人们应该提高警惕。永远保持警惕。”
  第二天早晨，当地人又交给勒勃朗在一块橡皮糖上嵌成三角形的三颗假珍珠。
  杰索普说：“这意味着旅行的下一段路程是乘飞机。”
  他用询问的眼光望着勒勃朗。
  “您完全正确。”勒勃朗说，“这是在一个遥远无人烟的荒废的军用飞机场里发现的。有迹象说明一架飞机不久前曾在这里着陆并起飞。”他耸了耸肩说，“一架来历不明的飞机。然后他们又向去向不明的目的地起飞。这使我们的工作又一次停顿下来，我们不知道下步到哪里去追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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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十五章
  “这简直不可想象，”希拉里暗暗想着，“真不可想象我在这里已过了十天！”她想，生活中最可怕的事情莫过于很快地适应环境。她记得在法国时看到一次有关中世纪酷刑的展览。囚犯关在铁笼里，既不能站，又不能坐，更不能卧倒。讲解员说，最后关在这里的囚犯在铁笼里活了十八年，释放后又活了二十年，直到老死。希拉里想，这种适应力就是人同动物的区别。人能够在任何气候下，吃任何食品和处于任何条件下都可以活下去，不管他是奴隶还是自由人。
  当她刚到这个单位来时，最初她感到一种盲目的恐惧，一种被囚禁和灰心丧气的可怕感觉，用豪华的环境遮掩囚禁的这一事实更加深了她的恐惧。可是在这里度过一周后，她开始不知不觉地自然地适应了这里的生活条件。这是一种古怪的、梦幻般的生活方式。这里没有什么是特别真实的。她感到在这个梦中已经很长了，但是还要继续在梦中过很久，或许，永远过下去。她将永远在这里过日子，与外界隔绝。
  她认为这种危险的适应环境的能力，部分原因是因为她是女人。妇女们生来就能适应环境。这种适应能力给她们力量，但也是她们的弱点。她们善于观察环境，接受它，然后采取现实主义的态度安顿下来，并尽可能加以享受。最使她感兴趣的是与她同行的旅伴们的反映。她很少看到尼达姆，除非偶尔在吃饭时相遇。这个德国女人只是对她点点头而已。她判断，尼达姆很快活并且知足。这里的生活显然就是她所想象的那样。她是全神贯注于工作的那种类型的女人，并且靠她天生的傲慢，惬意地过日子。她自己和那些科学家同事们的优越感是她信念中的第一条。她对人类间的友爱、和平的生活、思想和精神上的自由都认为是无稽之谈。对她来说，未来是狭窄的，但是压倒一切的。她自己是优越种族中的一员，世界上受奴役的其他人如果表现好，可以赐给他们些恩惠。如果她的同事们表示不同观点，如果他们的思想是共产主义的而不是法西斯的，尼达姆是不在乎的。只要他们工作出色，他们就是有用的，他们的思想也会转变。
  巴伦博士比尼达姆更聪明些。希拉里偶尔同他交谈了几句。他也是全神贯注于工作，非常满意于他的工作条件。但是，他那好奇的法国式的才智导致他猜测和考虑他现在所处的环境。
  “这不是我所期望的，坦白地说，不是。”他有一天这么说，“这话在你我之间说，贝特顿夫人，我可以说我不喜欢监狱般的生活。但这确是监狱一般，尽管囚笼上厚厚地镀了一层金。”
  “这里几乎没有您来寻求的自由？”
  他瞧着她很快地苦笑一下。
  “不对。”他说：“您错了。我其实并不是来寻求自由的。我是一个文明人。文明人明白：根本没有自由这玩意儿。只有那些年轻、没有完全开化的国家才把‘自由’写在它们的旗帜上。必须有一个安排得当的安全机构。文明的实质就是说生活方式应该适度，即中间道路。人们总是要回到中间道路上来的。不，我坦白对您说，我来这儿是为了钱。”
  希拉里笑了，她的眉毛挑了起来。
  “在这里，钱对您有什么好处？”
  “可以付非常昂贵的实验室设备费用。”巴伦博士说，“我不必自己掏腰包，这样我可以为科学服务并且满足我个人的求知欲。我是一个热爱自己工作的人，但是我爱它不是为了造福于人类。我经常发现那些为人类工作的人有些呆头呆脑，工作起来也不能干。不，我所欣赏的兴趣是纯学术性的研究。此外，我离开法国前已经得到一笔巨款。这笔钱用另一个名字定期存在某银行。等所有这些工作结束后，我就可以对这笔钱随意使用了。”
  “等所有这些工作结束后？”希拉里问道，“但是为什么要结束呢？”
  “一个人应该有常识。”巴伦博士说，“没有任何东西是永久长存的。我得出的结论是：这个地方是一个疯子经营的。我告诉您，一个疯子可以有逻辑头脑。如果您有钱，有逻辑思维，并且也是个疯子，您可以在相当长的一段时间内，成功地渡过您的幻想世界。但是最后，”他耸耸肩说：“到后来一切都要毁灭。因为，您知道，这里进行的一切都是不合理的。凡是不合理的事情，最后总会有人来算账。在当前，”他又耸了耸肩说，“这里对我是最合适不过了。”
  那个托基尔·埃里克森，希拉里曾以为他会幡然悔悟，但看来他对此地的气氛十分满意。他不像上述的法国人那样实用主义。他过着自己那种专心致志的生活。他的内心世界对希拉里来说是太生疏了，她根本不能理解。这种世界观对埃里克森产生了一种庄严的幸福感，使他沉醉于对数学的计算之中，并幻想了一连串无穷尽的可能性。此人性格上的古怪和粗暴使希拉里害怕。她认为，像他这样的年轻人在唯心主义的一念之差中，他宁可让四分之三的世界毁灭，留下四分之一来实现他头脑中想象出来的乌托邦。
  希拉里同那位叫安迪·彼得斯的美国人谈得来。她想，可能因为彼得斯是个有才干的人，但不是天才。她从别人那里听到，他是他那一行中的第一流人物，一位谨慎而熟练的化学家，但不是这门科学的先驱。彼得斯同她一样，厌恶并且害怕这个地方的气氛。
  “事实上我不知道我去的是什么地方。”他说，“我以为我知道，但是我错了。政党同这个地方没有关系。我们同莫斯科没有联系。这里是在单独演戏——可能是法西斯的戏。”
  “您不认为您这样说是随便扣帽子？”希拉里说。
  他对这个问题考虑了一下。
  “可能您是对的，”他说，“说真的，我们随便乱说，毫无用处。但这点我可以肯定：我想离开这儿，并且我一定要设法离开此地。”
  “不那么容易吧。”希拉里低声说。
  这是他们晚饭后在屋顶花园的喷泉旁边进行的谈话。星光灿烂的夜晚，使他们感觉好像漫步在阿拉伯国家某一君主宫殿的花园里，混凝土的楼房已经消失在苍茫暮色中。
  “不容易，”彼得斯说，“出去可不那么容易，但是没有不可能办到的事。”
  “我很爱听您这么说，”希拉里说，“啊！我真爱听您这么说。”
  他同情地看了看她，并问：
  “你感到沮丧了吧！”
  “当然，但这不是我真正感到害怕的。”
  “不是的？那么，是什么呢？”
  “我害怕的是对现状安之若素。”希拉里说。
  “是的，”他沉思地说，“是的，我懂得你的意思了。这里好像是在进行某种集体思想工作。我认为您害怕是有道理的。”
  “依我看来，人们起来反抗更为自然。”希拉里说。
  “是的，是的，我也这样想过。事实上我曾考虑过一两次这里是否在搞什么小小的鬼名堂。”
  “鬼名堂？这是什么意思？”
  “好吧，坦白地说，使用毒品。”
  “您的意思是指某种麻醉品吗？”
  “是的，您知道，有可能。放些什么在食品和饮料里。这点可以使人们导致……我怎么说呢……驯服？”
  “有这样的麻醉品吗？”
  “这个，这实际上不属于我的知识范围。有种药服下可以使人镇静。在动手术前可以使他们服服贴贴。至于有没有一种长期定量服用的药——同时又不影响工作效率……这我就不知道了。我现在更倾向于认为驯服的效果是通过思想工作而产生的。我的意思是，我认为这里有些组织人员和行政人员精通催眠术和心理学，并且在我们不知不觉的情况下，他们不断地向我们提供有关我们福利和如何达到我们最终目的（不管是什么目的）的建议，所有这些肯定会产生一定的效果。您知道，用这种办法可以干出不少名堂，特别是这些人很善于干这一套。”
  “但是我们不能屈服！”希拉里生气地说，“我们一刻也不能认为在这里是件好事。”
  “您丈夫是什么看法？”
  “汤姆？我，啊……我不知道。这太难了。我……”她说到这就沉默了。
  她不可能把她离奇的一生告诉现在正在和她谈话的男人。十天来她一直在和一个陌生的男人住在一套房子里。他们睡在一间卧室。夜里她睡不着时听到他在另一张床上的呼吸声。他们两个都接受了这种不可避免的安排。她是一个冒名顶替者，一个间谍，随时准备扮演一个角色，冒充另一个人。她对汤姆·贝特顿毫不了解。对她来说，贝特顿是个惊人的典型实例，说明一个有才华的年轻人在这个令人神经衰弱的环境中度过了几个月之后会变成什么样子。至少他不愿意老老实实接受他的命运。他不但没有兴趣干工作，而且她感到他对自己不能集中精力工作日益感到烦恼。有一两次他重复了他见到她的第一个晚上所讲的话。
  “我不能思考问题。好像我的一切都枯竭了。”
  是的，她这样想，像汤姆·贝特顿这样真正的天才最需要自由。对他来说，思想工作并不能弥补他丧失的自由。只有充分的自由，他才能进行创造性的工作。
  她想，他是一个神经即将错乱的人。他对希拉里也是漠不关心。她对他不是一个女人，也不是一个朋友。她甚至怀疑他是否意识到并为他妻子的死亡感到痛苦。他脑子里经常想的是被囚禁这个问题。他一次又一次地说：
  “我一定要离开这里。我一定！我一定！”
  有时候他说：“我不知道。我没有想到这里是这个样子。我怎样能从这里出去？怎样出去？我必须出去了，我就是一定得出去！”
  这同彼得斯曾经说的话实质上一样，但有很大的不同。彼得斯的话像是一个有为、义愤填膺、幻想破灭的人所说的，他自信要同他所在的这个地方的人斗智。而贝特顿的反抗像是一个处于山穷水尽走投无路的人，只是疯狂地想逃。希拉里突然这样想：也许她和彼得斯在这里呆上半年后也这样。也许一个人一开始充满强烈的反抗，并且对自己的才能有非常合理的自信。到后来却变得像陷阱里的老鼠那样绝望。
  她希望她能向她身边的这个男人说出一切。要是她能这样说多好：“汤姆·贝特顿不是我的丈夫。我对他一无所知。我不了解他来这里以前的情况，所以我是蒙在鼓里。我不能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