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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
  当希拉里醒来时，飞机正在下降。
  “巴黎到了！”希拉里一面这样想，一面在座位上坐直了身子，并伸手去拿自己的手提包。然而，这并不是巴黎。机上的女服务员从吊舱上走下来，用幼儿园保姆那种使一些旅客感到非常讨厌的哄小孩的腔调说：
  “由于巴黎雾大，我们要把你们降落在博韦了。”
  她那神情好像是说：“这不很好吗，孩子们？”希拉里通过她座位旁边的那扇小窗往下窥视。她几乎什么也看不见。博韦看起来也被浓雾所笼罩。飞机在慢慢地绕着机场飞行，飞了一阵才最后着陆。接着乘客们被人领着在寒冷潮湿的雾气中向一所简陋的木房子走去，房子里只有几把椅子和一条长长的木柜台。
  希拉里感到很沮丧，但她努力把这种消沉情绪排遣开。她旁边的一个男人小声地抱怨说：“这是战时的一个旧机场，没有暖气或使人舒适的设备。幸好，这里是法国人的，我们总能弄到酒喝。”
  他说得对极了。几乎马上就来了一个带着几把钥匙的男人，他把各种酒供应给乘客们以振作他们的精神。在这长时间的令人讨厌的等待中，酒的确能使乘客们精神振作。
  这样无所事事地过了几个小时后，又有几架飞机从雾中出现和着陆，这些飞机也因为巴黎不能着陆而转移到这里来。顿时这间小小的屋子就挤满了冷得发抖的、激怒的人们，他们都在为这次耽搁而大发牢骚。
  对希拉里来说，这一切都具有一种不真实的性质。就好像她在做梦一样，什么人在仁慈地保护着她，不让她与现实接触。但是，这仅仅是耽搁一下、等待一下的问题。她仍然在旅途中——在逃亡的旅途中。她仍然在逃离这一切，仍然在向她的生活可能重新开始的地方逃去。这种情绪纠缠着她。无论是在漫长的令人困乏的耽搁期间，还是在天黑后很久，忽然宣布来了几辆公共汽车准备把乘客运往巴黎因而引起一片混乱时，这种情绪都始终困扰着她。
  当时来来往往的人群是多么混乱啊！乘客、办事员、搬运工人全都搬着行李在黑暗中奔跑、碰撞。末了，脚和腿冻得发抖的希拉里终于坐上一辆公共汽车，在浓雾中隆隆地向巴黎驶去。
  这是一次长时间的令人困乏的驶行，一共花了四个小时。当他们到达残废军人博物馆时，已经午夜。使希拉里感到快慰的是，她能够即时领取行李坐车到她预订了房间的旅馆去。她疲倦极了，不想吃饭，只洗了个热水澡就匆匆上床睡觉了。
  到卡萨布兰卡的班机原订于翌晨十点半钟从奥利机场起飞，但当他们到达奥利机场时，那儿却是一片混乱。在欧洲的许多地方飞机都已停飞，来往的乘客都被耽误了。
  启程服务台的那个不断被人打扰的办事员耸耸肩说：
  “夫人，您不能坐这趟您已预订了机票的班机走了。班机时间表全都得改变。如果夫人能坐在这里等一会，那末一切都能安排妥善。”
  最后，人们叫唤她并告诉她说，在去达卡的飞机上还有一个座位，这趟班机通常在卡萨布兰卡是不着陆的，但这次却要在那里着陆。
  “夫人，您坐这趟较晚的班机，只耽误三小时。”
  希拉里一句话也没有说就同意了。那个办事员似乎觉得有点意外，但却因希拉里的这种态度而感到十分高兴。
  “夫人，您想象不到今天早晨我碰到了多少困难，”他说，“那些乘客先生们是多么不讲理啊。雾又不是我制造的！雾当然会引起混乱！可是我们应当心平气和地适应新的情况。也就是我说的，不管改变旅行计划是怎样令人不愉快，我们也应当泰然处之。夫人，耽搁一小时，两小时或三小时，那有什么要紧呢？只要能到达卡萨布兰卡，究竟坐哪一架飞机，那有什么关系呢？”
  然而，在那一天究竟坐哪一架飞机到达卡萨布兰卡却关系重大，这是那个矮小的法国人在说上面那番话时所不知道的。因为，当希拉里终于到达卡萨布兰卡并且从飞机上下到阳光灿烂的广场时，一个推着满满一车行李从她身边走过的搬运工人对她说：
  “夫人，您真幸运。您没有坐上那架飞机，也就是到卡萨布兰卡的正常班机。”
  希拉里说：“怎么，出什么事了吗？”
  那个搬运工人神情紧张地向四周看了看，最后，他终于不能保守秘密了。他向希拉里凑近一些，压低声音说：
  “多可怕的事啊！那架飞机着陆时坠毁了。驾驶员和领航员死了，绝大多数乘客也死了。还活着的四五个人已送进了医院。其中有几个伤势还很严重。”
  希拉里听完这些话的第一个反应是无端的愤怒。她几乎是情不自禁地这样想：“我为什么不坐那一架飞机呢？要是我坐那架飞机，那就一切都已经结束了——我一定已经死了，已经摆脱一切了。什么伤心痛苦的事都没有了。那架飞机上的人们希望活下去。我呢，却不想活下去。为什么死的人不是我啊？”
  她通过了海关检查（十分草率马虎），就带着行李坐车到旅馆去了。这是一个阳光灿烂的下午，太阳正要下落。清新的空气和灿烂的阳光——这正好是她到达这里以前所想象的一切。现在她已经到了。她已经离开了迷雾、寒冷和黑暗的伦敦。她已经把悲哀、犹豫不决和痛苦留下了。这里有熙熙攘攘的生活，色彩和阳光。
  她走进自己住的卧室，拉开窗帘，向大街上张望。是的，这里的一切都和她曾经想象的一样。希拉里慢慢地转过身来，离开窗子到床的一侧坐下。逃了，逃了！这是自从离开英国以来，在她脑中不断鸣响着的一个声音。逃开了，逃开了。而现在，她带着可怕的、受伤的冷酷心情知道，她是逃不开的。
  这里的一切都和伦敦完全一样。她，希拉里·克雷文也仍然和以前一样。她想逃脱希拉里·克雷文，而希拉里·克雷文在摩洛哥还是希拉里·克雷文，和伦敦的希拉里·克雷文一样。她小声对自己说：
  “我多么傻呀，我是怎样的一个傻瓜啊！为什么我要那样想：只要我离开英国，就会有完全不同的感情呢？”
  布伦达的坟墓，那个凄凉的小土堆，还在英国，而奈杰尔会很快地在英国娶一个新的妻子。为什么她曾认为，这两件事在这里对于她是无关紧要呢？这只不过是妄想而已。就是那么回事！好啦！这一切现在都过去啦。现在她必须正视现实，正视她自己还存在这个现实，正视什么事她能忍受，什么事她不能忍受这个现实。希拉里想，人对痛苦是能够忍受的，如果还存在着忍受的理由。她已经忍受了长期的病痛，已经忍受了奈杰尔的背叛，以及这种背叛发生后的残酷、野蛮的环境。这一切痛苦的事她都已经忍受了，因为布伦达还活着。接着，为抢救布伦达的生命进行了长期的、缓慢的战斗，那个战斗输了，失败了……现在，再没有什么值得继续生活下去的东西了。这一点，她到了摩洛哥才认识清楚。在伦敦有一种古里古怪的混乱感觉，以为只要她能够到别的地方去，她就能够把留下的东西忘掉而开始一种新的生活。因此，她就订购了来这个地方旅行的飞机票。这里没有什么东西可以使她想到过去，对她来说，这是一个全新的地方，一个有许多她如此喜爱的美丽事物的地方。阳光、纯净的空气，新人和新事物。她曾想，在这里事物完全不同。然而，事物并没有什么不同。事物还是一样。事实是十分简单而不能逃避的，她，希拉里·克雷文再没有继续活下去的愿望了。事情就是那样简单。
  要是雾没有从中作梗，要是她乘坐了那架她预订了机票的飞机，也许问题现在早已解决了。现在她可能已经躺在某一个法国官方的公墓里，肉体摔得残缺不全了，但精神却得到了安宁，摆脱了痛苦。当然，这样的结局现在还可以达到，但这需要费一点事。
  要是她当时随身带着安眠药，事情将十分好办。她记得她曾经怎样问过格雷医生以及格雷医生回答她的问题时脸上那种颇为奇怪的表情。
  “最好不吃安眠药。最好学会自然而然地入睡。开始可能很困难，但终究会睡着的。”
  哦，格雷医生脸上那种古怪表情，当时他是否已经知道或怀疑她会走这一步？哦，那不应当很困难。她毅然地站起来。她要到药店去。
  3
  希拉里一向认为，在外国城市里药很好买。当她发现情况并非如此的时候，她颇有点感到意外。她去第一个药店的药剂师只卖给她两剂药。那个药剂师说，如果她要买两剂以上，需有医生的处方。她笑着谢了谢他，就若无其事地迅速走出了药店。这时恰好有一个个头很高、面色严肃的青年人也往药店里走，几乎和希拉里撞了个满怀。那个青年人用英文向她说了声对不起。当她离开药店时，她听见那青年人要买牙膏。
  这青年人要买牙膏。不知怎的，希拉里觉得有趣。这多么可笑，多么平常，多么普通啊！接着，一阵剧痛袭击她。因为那个青年要买的那种牙膏正是奈杰尔经常喜欢用的那一种。她穿过街道，走进对面的另一家药店。在她回旅馆之前，她已经跑了四家药店。使她有点儿高兴的是，在第三家药店里，那个面孔严肃的年轻人又出现了，并且又固执地询问在卡萨布兰卡的法国药店里通常并不储存的那种牌号的牙膏。
  希拉里在下楼吃饭前更换了上衣，并且打扮了一下面孔，这时她几乎是无忧无虑的。她放意要迟一会儿下去，因为她渴望不要碰上任何一个旅伴或同飞机上的任何人。其实，这几乎不可能，因为她坐的那架飞机又继续飞往达卡了，而她认为她是在卡萨布兰卡中途下机的惟一旅客。
  在她进去的时候，餐厅里几乎没有什么人了，她只看到在靠墙那张桌子上，那个面孔像猫头鹰一样的青年人快要吃完晚饭。他一边吃饭一边在读一份法国报纸，似乎对所读到的东西十分感兴趣。
  希拉里吃了一顿带半瓶酒的丰盛晚餐。她感到有点儿醉意和激动。她这样想，“毕竟这是最后一次冒险。”然后，她吩咐服务员送一瓶维希矿泉水到楼上她的房间里，就离开餐厅上楼了。
  服务员送来了维希矿泉水，打开瓶盖，把瓶子放在桌上，向她道了晚安，就离开房间了。希拉里宽慰地舒了一口气。在服务员跨出门时把门随手关上以后，希拉里走到门那里，转动钥匙把门锁上。她从梳妆桌的抽屉里拿出从药店里买来的四包东西，并把它们打开。她把药片放在桌上，并倒了一杯矿泉水。既然药剂是片状的，她只需要药片吞进去，并用维希水冲下就行了。
  她脱了外衣，把晨衣裹在身上，又回去坐在桌边。心脏跳动得很快。现在她感到有点儿恐惧了。但那恐惧只是一种轻微的蛊惑，而不是什么会促使她放弃她计划的畏缩。她十分镇静，对自己所要干的事认识得十分清楚。这是最后的逃避，真正的逃避。她呆呆地看着写字台，心里考虑着是否应当留下一张条子。最后，她决定不留条子，她没有什么亲属，也没有亲密的朋友，总之，没有一个她愿意诀别的人。至于奈杰尔，她不愿意给他加上无用的悔恨和负担，即使她写一个条子就能达到这个目的。奈杰尔也许会在报纸上读到这样一条消息：一位叫希拉里·克雷文的夫人在卡萨布兰卡因服安眠药过多而死亡。那也许只是报上的一小段消息。奈杰尔是会按这条消息的字面含义来接受这条消息的。“可怜的希拉里，”他会这样说，“你真倒霉。”也许，在内心深处，他还会感到相当宽慰呢。因为，她猜想，她是奈杰尔良心上的一个小小的负担，而奈杰尔是一个希望自己轻松自在的人。
  现在，奈杰尔似乎离得很远、很远了，令人难以理解地无关紧要了。再没有什么事需要做了。她就要吞下这些药片，躺到床上睡去。从这次睡眠中她将再也不会醒来。她没有，或者她认为她没有任何宗教感情。布伦达的死已经压制了任何这类感情。因此，再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