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他的政治信仰如何，贝特顿夫人？”
  “据我所知，他在美国是一个民主党人。他在英国投工党的票。他对政治不感兴趣。他是一个科学家，一个彻头彻尾的科学家。”她又毫不示弱地补充一句：“他是一个卓越的科学家。”
  “是的，”杰索普说，“他是一个卓越的科学家。整个问题的关键就在这里。他可能被人用高价引诱离开这个国家到别的地方去了。”
  “这不是事实。”她又生气了：“这是报纸上力图证明的东西。这是你们这些人在询问我时所想的东西。这不真实。他过去从来没有不对我说一声就走的，从来没有不把他的打算告诉我就走的。”
  “那末，他什么也没有告诉你吗？”
  他再次用锐利的目光注视着她。
  “什么也没有。我不知道他在什么地方。我想他是被绑架，或者就像我所说的，已经死了。要是他已经死了，那我必须知道，必须马上知道。我不能继续像这样等待、纳闷着。我不能吃，不能睡。我担心焦虑得病了。您不能帮帮我吗？您一点也不能帮帮我吗？”
  于是，他站起来，绕过办公桌去。他小声说道：“我非常抱歉，贝特顿夫人，非常抱歉。我向您保证，我们现在正尽一切力量弄清楚您的丈夫究竟出了什么事。我们每天都收到各个地方寄来的报告。”
  “什么地方来的报告？”她机警地问，“报告上怎么说？”
  “这些报告全都得仔细研究、核查和检验。但是，一般说来，这些报告恐怕都极其模糊。”
  “我必须知道，”她又沮丧地小声说，“我不能像这样生活下去。”
  “您非常关怀您的丈夫吧，贝特顿夫人？”
  “我当然很关怀他。要知道，我们结婚才六个月啊，才六个月！”
  “是的，我知道。请原谅我问一句，你们之间没有发生过任何争吵吧？”
  “哦，没有发生过。”
  “没有因为任何其他女人发生过纠纷吧？”
  “当然没有。我已经告诉过你，我们去年四月才结婚。”
  “请您相信，我不是说这样一件事很可能，但是我们必须把可以解释他这样出走的每一种可能性都加以考虑。您说，他近来并不烦躁、焦虑，也不易怒和紧张不安，是吗？”
  “是的，是的，是的。”
  “贝特顿夫人，您知道，从事像您丈夫所从事的那种工作的人是会紧张不安的。他们生活在严厉的保安条件下。实际上，”说到这里，他笑了笑，“紧张不安几乎是正常的。”
  她并没有报以微笑。
  “他就是和往常一样。”她毫不动摇地说。
  “他工作愉快吗？他和您讨论他的工作没有？”
  “没有！他的工作技术性太强了。”
  “您不认为，他对他所研究的东西的破坏能力感到不安吗？科学家们有时会有这种感情。”
  “他从来没有说过这一类活。”
  “您知道，贝特顿夫人，”他俯身在桌子上，向她凑近一些，抛掉他的一些冷漠表情，“我在努力做的是想知道您丈夫的面貌，了解他是一种什么样的人。然而，不知怎的，您却不帮助我。”
  “我还有什么可说，可做的呢？您问的一切问题我都回答了。”
  “是的，我问的问题您都回答了，但绝大多数问题您都用否定的方式回答。我需要一些肯定的东西，建设性的东西。只有当您知道他是什么样的一种人的时候，您才能够更好地寻找他。”
  她回想了一会，说：“我明白，至少我以为我明白了。好吧，汤姆是个快乐的人，脾气好的人。当然也很聪明。”
  杰索普笑了笑，说：“那的确是一些好品质。但是，请您介绍一些更具个人特色的东西吧。他读书读得很多吗？”
  “是的，读得相当多。”
  “读哪一类书？”
  “哦，传记一类的书。书籍协会推荐的书。当他疲倦的时候，也看描写犯罪的小说。”
  “实际上，还是一个比较一般的读者。他没有什么特殊的爱好吧？他玩牌或下棋吗？”
  “他玩桥牌。我们过去每周和埃文斯博士和他的妻子玩一两次桥牌。”
  “您丈夫有很多朋友吗？”
  “哦，很多，他是一个善于交际的人。”
  “我的意思不仅仅是这个。我的意思是，您丈夫是一个非常关怀他朋友的人吗？”
  “他常和我们的一两个邻居打高尔夫球。”
  “没有和自己特别要好或知心的朋友吗？”
  “没有。您知道，他在美国住了很长时间，并且是在加拿大出生的。在这里他并不认识很多人。”
  杰索普看了一下他手边的一张纸片。
  “据说，最近有三个人从美国来看他。我这里有这三个人的名字。就我们所能了解的而言，这三个人最近从外国来，亦和他有过接触的人。这就是为什么我们特别注意这三个人的原因。现在谈谈第一个，沃尔特·格里菲思。他到哈韦尔来看过你们。”
  “是的，他到英国来进行访问，顺便来看望了一下汤姆。”
  “那末，您丈夫有什么反应呢？”
  “汤姆看到他感到很惊奇，同时也很高兴。在美国时他们彼此就很熟。”
  “但是您肯定已了解他的一切情况？”
  “是的，我们已了解他的一切情况。但是我们要听听您对他有什么看法。”
  她回想了一下，说：
  “哦，他很严肃，但说话有点絮叨。对我非常客气，似乎很喜欢汤姆，急于把汤姆到英国以后他们那里所发生的事情都告诉他。都是当地的一些杂七杂八事。我对这不感兴趣，因为我不认识他们谈到的任何一个人。而且，在他们回忆往事的时候，我正好在准备晚餐。”
  “在他们的谈话中没有提出过政治问题？”
  “您是在暗示说他是共产党？”奥利夫·贝特顿的睑唰的一下红了。“我敢肯定他不是这类人。他在美国担任过政府工作——记得好像是在地方检察官办事处。虽然汤姆对美国的政治审查说过一些嘲笑的话，可他也严肃地说过我们这里的人不理解他们那边的情形。他说政治审查是必要的。这说明他不是一个共产党员。”
  “贝特顿夫人，请您，请您不要生气。”
  “汤姆不是共产党员，我一直在对您这样说，可是您就是不相信我。”
  “不，我相信您。但是，这个问题必须要提出来。现在，谈谈他所接触的从外国来的第二个人，马克·卢卡斯博士。你们是在伦敦多塞特旅馆碰上他的。”
  “是的。我们去看演出，看完演出后在多塞特旅馆吃晚饭。突然这个叫做卢克或卢卡斯的人走过来和汤姆打招呼。他似乎是一个研究化学的科学家。他上一次和汤姆见面还是在美国。他是一个已经取得美国国籍的德国流亡者。但是您肯定已经——”
  “我肯定已经知道这些？是的，我已经知道，贝特顿夫人。您丈夫见到这个人时是不是感到很意外？”
  “是的，他感到很意外。”
  “感到高兴吗？”
  “也很高兴，也很高兴——我想是这样。”
  “但您不是很有把握吧？”他紧紧追问。
  “哦，他并不是汤姆十分喜欢的人，这是汤姆后来告诉我的，情况就是如此。”
  “是偶然相遇吗？他们有没有安排以后什么时候再见面？”
  “没有，那纯粹是偶然相遇。”
  “我明白了。他接触的第三个从外国来的人是一个女入，即卡洛尔·斯皮德夫人，也从美国来。他怎样和她见面的？”
  “我认为，她似乎是一个联合国的工作人员。她在美国就已经认识汤姆。他从伦敦给他打来电话，她已经到达英国，问汤姆，‘我们能不能找个时间到她那里吃饭？’”
  “那末，你们去了吗？”
  “没有去。”
  “您没有去，可是您的丈夫却去了。”
  “什么！”她瞪着两眼。
  “这事他没有告诉您？”
  “没有。”
  奥利夫·贝特顿显得迷惘和不安。询问她的人觉得有点过意不去，但并不放松追问。他第一次认为他可能抓住了点什么。
  “我不明白这是怎么一回事，”她含糊地说，“他没有对我说这件事，这似乎很奇怪。”
  “他们在八月十二号星期三那天在斯皮德夫人所住的多塞特旅馆里一同吃午饭。”
  “八月十二号？”
  “是的。”
  “哦，大约在那个时候，他是到伦敦去了，……可是，他什么也没有说——”她又突然停止说下去，接着提出这样一个问题：“她长得怎么样？”
  他赶快用使她放心的口气回答：
  “她一点也不迷人，贝特顿夫人。她是一个年轻能干的职业妇女，年纪三十出头，并不特别好看。绝对没有什么情况表明，她和您丈夫很亲密。您丈夫为什么没有把这次会面的情况告诉您，我们也觉得奇怪。”
  “好了，好了，我明白了。”
  “现在，请您仔细想想，贝特顿夫人。在那时期，也就是在八月中旬——这次会面之前一周左右，您注意到您丈夫有什么变化？”
  “没有，没有，我没有看到他有什么变化。没有什么引起我注意的事情。”
  杰索普叹了口气。
  桌子上的电话又嗡嗡的响起来。杰索普拿起话筒。
  “说吧！”他说。
  电话线另一端的那个人说：
  “先生，这里来了一个人，他要求会见负责处理贝特顿案件的人。”
  “他叫什么名字？”
  电话线另一端的那个人轻轻地咳嗽一声，说：
  “哦，我拿不准怎样念这个名字，杰索普先生。也许我最好把它拼给你听。”
  “好，拼吧。”
  他在临时记录本上记下了从电话线上传过来的字母。
  “是波兰人吗？”记完后他问道。
  “他没有这样说，先生。他的英文说得很流利，只带有一点口音。”
  “你叫他等一下。”
  “好，先生。”
  杰索普把电话放回原处。然后，他看了看桌子对面的奥利夫·贝特顿。她十分安静地坐在那里，带着一种无可奈何和绝望的平静神情。他从临时记录本上撕下那页记着那个来人名字的纸，把它从桌子上推过去给她。
  “您知道叫这个名字的人吗？”他问。
  当她看那张纸的时候，她的两眼睁大了。他马上就看出她显得很吃惊。
  “知道，”她说，“是的，我知道。他给我写过信。”
  “什么时候？”
  “昨天。他是汤姆第一个妻子的表弟。他刚到英国。他对汤姆的失踪非常关心。他写信来问我得到什么新的消息没有，并且——并且他向我表示深深的同情。”
  “在这以前，您从来没有听人说起过这个人吧？”
  她摇了摇头。
  “您听到您丈夫谈起过他没有？”
  “没有。”
  “这样说来，他可能根本不是您丈夫的什么表弟。”
  “对，可能不是。但我从未从这方面想过。”她显得很吃惊，“要知道，汤姆的第一个妻子是个外国人。她是曼海姆教授的女儿。从信上看，这个人似乎对曼海姆的女儿和汤姆的一切都很了解。那信写得很得体、正规并且带有外国味道，您知道。它似乎很真诚的。再说，如果他不是真的，那又有什么意思呢？”
  “啊，那是人们应当经常问自己的一个问题。”杰索普微笑了一下，“我们这里的人经常问这样的问题，以致于连最细微的事我们也会认为具有重大意义。”
  “是的，我想你们会这样的。”她突然颤抖起来，“这就像你们的这个房间一样，坐落在迷宫一样的走廊中间，就像在梦中一样，您会认为您再也不能从这里走出去了……”
  “是的，是的，我能够看出，这可能是有一种幽闭的恐怖作用。”杰索普轻松愉快地说。
  奥利夫·贝特顿抬起一只手来，把披到前额上的头发向后撂回去。
  “您知道，我不能长期忍受下去，”她说，“老是坐在家里等待。我想到其他地方去换换环境。最好是去外国。到一个这样的地方，在那里没有记者不断地给你打电话，人们也不老盯着你。现在我总是遇到许多朋友，他们总问我得到什么消息。”她停了一下，继续说，“我想……我快要支持不下去了。我一直在努力装出勇敢的样子，但这个我已受不了啦。我的医生已经同意。他说，我应当马上到别的地方住三四个星期。他给我写了一封信，我拿给您看。”
  她在手提包里摸索着，拿出一个信封，把它从桌面上推给杰索普，说：
  “您就会知道医生是怎么说的。”
  杰索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