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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马丁·贝克站在工作椅旁边，食指摸着刚刨平的松木模具，突然看到角落有样东西，被一堆黑色塑料袋遮住了一半，他走过去，把那东西拉出来一看，是个正方形的熟铁窗架，坚固的框架上铸有四根八角形的铁棒。框架中间空了一大片，从两端粗砺的表面看来，本来应该有第五根铁棒才对。
  马丁·贝克拿起窗架，回到海斯卓的小屋。
  马丁·贝克进门的时候，奥萨正端着茶和海斯卓闲坐聊天，看到他手上的东西，她顿时静默下来。
  “我在你的工作室找到了这个。”马丁·贝克说。
  “是裴楚斯家盖新房子的时候，我从原来的老宅拿过来的，”海斯卓说，“是从老宅地窖窗户上拆下来的。我以为我会用得到，可是拿来后就一直放着。”
  “你确实为它找到了用途，是吧？　”马丁·贝克说。
  海斯卓没有回答。他转头面向桌子，小心地捻熄烟头。
  “上头有根铁棒不见了。”马丁·贝克说。
  “那本来就不见了。”海斯卓说。
  “我想不是，”马丁·贝克说，“我想你最好跟我们走一趟，好澄清这件事。”
  海斯卓静静地坐了好一会儿。接着他站起身，走进门廊，穿上夹克。他走在两人前头，穿过铁门。在马丁·贝克把窗架放进车厢的时候，他安静地在车旁等候。
  奥萨开车，他和马丁·贝克并肩坐在后座。
  前往警察局的这段路上，没有人开口说过一个字。
  第十章
  将近三小时后，斯图雷·海斯卓才俯首认罪，承认谋杀了华特·裴楚斯。
  马丁·贝克在海斯卓工作室找到的窗架上缺失的那根铁棒，就是凶器。要证实这一点并没有花很多时间。然而，即使看到这样的铁证，海斯卓反反复复还是那句老话：铁棒在他六年前拿到窗架的时候就不见了，任何人都可能拿去。
  茉德‘朗丁住宅车库里那个木箱后头的沙土，之前已拿去鉴定，查到了几个清楚的扣环印子，正是海斯卓皮带上的那种，可能是他俯卧在地等待时印上去的。鉴定报告也查出几枚脚印，虽然和在花园采集到的脚印同样不完整而模糊，但毫无疑问，它们都来自在海斯卓衣橱里找到的那双球鞋的鞋底。实验室还发现几根毛发，和一些深蓝色的棉布纤维。
  尽管马丁·贝克很有耐心地把证物摊出并解释，指出斯图雷·海斯卓作案的证据越来越确凿，可是海斯卓也很有耐心地不断否认。他不多话，只是猛摇头，香烟一根接一根。
  马丁·贝克叫人送来茶点和香烟，可是海斯卓什么也不想吃。
  又开始下雨了。单调的噼啪声敲打在窗玻璃上，办公室里烟雾弥漫、灯光灰暗，制造出一种奇异的氖围，仿佛这房问遗世独立，时间都不存在了。马丁·贝克望着眼前的男人，试着和他谈他的童年、壮年，谈他的奋斗和孩子，谈他的藏书、对女儿的感情和他的工作。一开始那人还带着顽抗的口吻应答几声，可是慢慢变得越来越沉默。现在他干脆就这么呆坐着，肩膀低垂，忧伤的眼睛直视着地板。
  马丁·贝克也默默地坐着，等待着。
  海斯卓终于挺起腰，看着马丁…　贝克。
  “我其实没有活下去的理由，”他说，“他毁了我女儿，我恨他，说有多恨就有多恨。”
  他沉默半晌，垂下目光看着自己的双手。龟裂粗短的指甲边缘塞着泥土。接着他抬起眼睛，望向窗外的滂沱大雨。
  “就算他死了，我还是恨他。”他说。
  既然他已决定开口说话，马丁…　贝克只消时不时插上一两句问话就好。
  他说，从哥本哈根回来的路上，他决定要杀了裴楚斯。他女儿告诉他裴楚斯怎么对待她的，她的故事听在他耳朵里简直是晴天霹雳。
  早在琪琪上学的时候，裴楚斯就把她诱引到他的办公室。
  有好长一段时间她不敢再去，可是他告诉她，她的魅力世上少有，气质独一无二，还保证她若是在他的电影里扮演一个角色，一定会一炮而红。
  她第一次去找他，他就拿大麻给她抽。她继续去找他，不久他就换成拿安非他命和海洛因给她吸食。过了一段时间，她已经离不开他了，才答应在他的片子里演出，只要他肯供应毒品。
  她毕业离开家门的时候已经染上毒瘾，光靠裴楚斯的供应早已不够。她搬去和其他的毒犯同住，因为必须付钱买毒品，后来沦落到当妓女。最后她跟一群年轻人一起到了哥本哈根，也就是她当时住的小公寓。
  当她的父亲找上门来，她不讳言自己的毒瘾已经深得无可救药，还说她绝对不想改变。她的毒瘾越来越大，她得很努力工作才供应得起。
  他极力劝女儿跟他回家，找个戒毒所治疗，可是她说她不想活那么久，在毒品害死她之前，就这么过一天算一天吧，而且她认为那天不会太久了。
  一开始海斯卓很白责，可是当他想到在华特·裴楚斯染指女儿之前她是多么可爱而有才华后，他慢慢领悟到，这全是裴楚斯的错。
  海斯卓知道裴楚斯固定会去茉德·朗丁的住所，便决定就在那里下手。他开始跟踪裴楚斯到罗特布鲁，不久就发现，裴楚斯早上常会在屋子里独自待上一段时间。
  六月六日晚上，他得知裴楚斯又要去找茉德·朗丁，就搭火车到罗特布鲁，躲在车库里静候到清晨，接着潜入屋内杀了裴楚斯。
  他唯一后悔的是，那家伙到死也不知道是谁杀了他。由于凶器的限制，他不得不给裴楚斯来个猝不及防。要是他有枪可以威胁他，他会先告诉他他打算杀了他，以及为什么要杀他。
  海斯卓从后门离开，穿过田野、树林和一座杂草丛生的旧花园后，接着转到因古平路。他从这里折回火车站，坐火车到中央车站，接着搭巴士到东站，再乘坐火车回到迪尔思摩的家。
  就这样。
  “我从来没想到我会杀人，”斯图雷·海斯卓说，“可是我看到我女儿活得那样猪狗不如，还得看那个脑满肠肥的猪猡到处趾高气扬，我实在没有其他路可走。我下定决心后，有一度甚至快乐起来。”
  “可是杀了他，对你女儿并没有帮助。”马丁·贝克说。
  “是没帮助。什么也帮不了她，也帮不了我。”
  海斯卓静静坐了一会儿，又说：
  “或许我们一开始就注定会万劫不复，我是说琪琪和我。不过，我还是认为我做得对。再怎么说，他也不能害别人了。”
  马丁·贝克坐着，凝视着显得困顿疲惫可是相当平静的海斯卓。两个人什么也没说。马丁·贝克终于关掉已转了一个小时的录音机，站起身来。
  “那，我们走吧。”他说。
  海斯卓立即起身，赶在马丁·贝克之前走向门口。
  第十一章
  八月中旬，瑞贝卡‘林德被逐出她位于斯德哥尔摩城南的公寓。
  那栋公寓陈旧破败，现在即将拆除，盖上新的公寓住宅，到时候只要装上各种表面现代但其实偷工减料的设备，再加上品质欠佳可是看来豪华的多余装潢，房东的租金至少可以提高到目前的三倍。
  林德在一个月前接到通知，期满后就带着小女儿和仅有的级样财产，跟着几个朋友住进同一地区一问同样破旧也同样而临拆除命运的大公寓。
  瑞贝卡分到女佣房，她的家具包括一张床垫，四个可充当架子的红包彩釉大啤酒桶，一个装床单、毛巾：衣物的大篮子，和吉姆在离开前亲手为卡米拉敞的小床。她在卡米拉的床底塞了一只小皮箱，那是她当初离家时带出来的，可是从来不曾打开过。里头装着她上学时的图画、照片、信件，另外还有一些她从姨婆那里继承来的小杂物，全都包在一块颇有年头的绣花布里。
  头上有屋顶可以遮风挡雨，瑞贝卡已经很满足。她喜欢跟朋友在一起，也喜欢自己的小房间，它面向一个大庭院，院里有两株伸展着枝干的大树，浓荫如盖。她还在等吉姆的音讯。有个朋友劝她忘了他，她冷静地回答说，她很了解他，深信他不会一句解释也没有就抛弃了她。
  可是在内心，她开始觉得他一定出了事，而且这股焦虑与日俱增。在她试图向银行借钱去美国结果反遭厄运之前，她也曾按照他留给她的地址，写信给吉姆的父母，可是也没收到回音。要她写一封完整的信颇为困难。她在学校学过英文，和吉姆在一起的那一年也进步颇多，可是拼写仍然令她非常头痛。
  一天晚上，卡米拉睡着了，瑞贝卡盘腿端坐在床垫上，女吐利用啤酒桶当桌子，又写了一封信给吉姆的父母。
  她写得很慢，尽可能把每个字写清楚。
  亲爱的柯斯圭先生和太大：
  字从吉姆在一个月离开我和我门的女儿卡米拉，我就没有再接到他肖息。已经过去五个月了。你门知道他在哪里吗9　我很单心他，要是你门写封信给我，告诉我是不是之道他怎么了，那就好了。我之道他能的话一宁合写信给我因为他导个很好很成实的人，他很爱我和我门的小女儿。她现再六个月大，是个很建康也很票亮的小姑娘。柯斯圭先生和太大，清你门写信给我，告诉我吉姆怎么了。很谢谢，加上问候。
  瑞贝卡·林德上
  接下来，她只有等待。秋天很快就来了，那个原本要住她房间的人就要回来了，到时候她不得不再次搬家。她不知道搬到哪儿去，不过她希望找到地方跟朋友一起住。
  就在瑞贝卡搬家前夕，吉姆父母的来信到了。
  吉姆的母亲写道，他们最近搬到了另一个州，离原来住的地方很远。吉姆的刑罚并末照当初当局答应过的徒具形式而已。
  他因为逃兵罪，被判处四年监禁。他们不能去看他，因为监狱太远，不过他们可以写信给他。他们认为监狱会审查他的信件，这就是瑞贝卡收不到他的信件的原因。瑞贝卡可以试着写信给他，不过他母亲不能肯定信件会到达他手上。而无论是对吉姆、瑞贝卡或孩子，他们都没有能力帮忙，因为吉姆的父亲重病在身，医药治疗很是昂贵。
  瑞贝卡仔细地把信看了好几遍，可是唯一真正进入她脑海的是“四年监禁”。
  卡米拉已经在地板的床垫上睡着了。她在她身旁躺下，紧拥着女儿哭了起来。
  瑞贝卡那天晚上没有睡觉，直到天色发白她才勉强睡着，睡没多久，就被卡米拉吵醒，她立刻想到该找谁去求助。
  第十二章
  希德伯·布莱钦的办公室虽然处于大卫巴格斯坦街的中心位置，却跟他的人一样邋遢。他没有秘书，也没有会客室，只有一个每扇窗户都脏乎乎的房间，外加一个偶尔煮煮咖啡的小厨房——如果还有咖啡，塑料杯也没有用完的话。
  房间非常之小，里头养了两只猫和一只被关在笼子里的金丝雀。那只鸟又老又脏，头顶也秃了。一张大桌占据了大半的房问，这张桌子不但旧得不得了而且面积大得惊人，神乎其技的搬家工人竟然能够将它推进门来，实在令人称奇。“压路机”
  自己常说，那张桌子是七十年前大楼建造时，特别在房间里打造出来的。这当然是玩笑话。
  瑞贝卡·林德的案子被分派到“压路机”手上，对她来说是幸运，至少到目前为止。
  “噢，”他对她说，一面把那只猫从鼻头摸到尾巴。“那场官司我们打赢了。他们没有再上诉。这样最好。高等法院里有些白痴，老是拿他们自以为是的解释来阐释法律。要他们相信真相就有如天方便谭，有时候我甚至怀疑，他们的字典里到底有没有真相这个词。”
  他注意到，女孩儿面露哀伤。
  “所以，罗贝卡——”
  “瑞贝卡。”女孩说。
  “对，没错，是瑞贝卡，”他说，“瑞贝卡，你有心事吗？　是不是发生了什么事？　”
  “是的，而且你是唯一曾经帮助过我的人。”
  雪茄烟熄了，“压路机”重新点燃它。他抱起另外一只猫放在膝头，搔它的耳后，痒得它咪呜直叫。
  她把自己的处境说了，而他一句话也没说。
  最后她无助地说：
  “我该怎么办？　”
  “你可以去找社会福利机构或是儿童福利中心。既然你还没结婚，说不定有社工人员会处理你的案子。”
  “不，”她断然拒绝道，“绝对、绝对不要。那些人老是追着我跑，就像我是动物一样。还有，我被关起来的时候他们把卡米拉带走，都没有把她照顾好。”
  “没有吗？　”
  “没有，他们喂她吃的东西不对，我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