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那他就是坏人，”瑞贝卡·林德说，“我知道瑞典在斯科讷省的巴撤巴可设立了一个原子能发电厂，距离哥本哈根市中心只有二十五公里。他们说环境遭到破坏都是政府的错。”
  “瑞贝卡，”“推土机”说，口气和善。“你连首相的名字都
  不知道，怎么会知道原子能发电厂这种事？　“
  “我的朋友都会谈这种事情，不过他们对政治没兴趣。”
  “压路机”给大家时间会过意来，接着才开口说道：
  “在你去见那位银行主管之前——他的名字很不幸我忘了，
  说不定永远也记不得了——你可曾去过银行？　“
  “没有，从来没去过。”
  “为什么？　”
  “去干什么？　银行是有钱人去的，我和我的朋友从来不去那种地方。”
  “可是你终究还是去了，”“压路机”说，“为什么？　”
  “因为我要用钱。我有个朋友说，你可以找银行去借钱，所以当那个奇怪的银行经理说这里有银行是由人民所拥有时，我就想，大概可以从那里拿到一点儿钱。”
  “当你去PK银行时，你真的认为你可以从他们手里借到钱？　”
  “是的，可是我很惊讶，借钱怎么这么容易？　我根本还没来得及说我需要多少钱。”
  “推土机”现在已看出辩方采取的策略，连忙插手阻拦。
  “瑞贝卡，”他说，笑容挂在脸上，“有些事情我怎么也想不通。今日的大众传播如此普遍，一个人怎么可能会不知道最简单的社会现状？　”
  “你的社会又不是我的。”瑞贝卡…　林德回答。
  “你错了，瑞贝卡，”“推土机”说，“我们都住在这个国家，它的好坏你我都有责任。不过我想知道的是，一个人怎么可能不听收音机也不看电视报道，而且完全不知道报上写些什么。”
  “我没有收音机，也没有电视，而且我看报只看星座运势。”
  “可是你受了九年的学校教育，不是吗？　”
  “学校只教给我们一堆无用的垃圾，我根本没听进去。”
  “可是，钱，”“推土机”说，“钱是每个人都有兴趣的。”
  “我没兴趣。”
  “那你哪里来的钱过日子？　”
  “福利救济金，可是在此之前我需要的钱很少。”
  法官接着念出被告的人格评估报告，内容并不像布莱钦料想的那么无趣。
  瑞贝卡·林德生于一九五六年一月三日，成长于较低层的中产阶级家庭。她父亲是一家小建筑公司的营业处经理，家庭环境良好，可是瑞贝卡很早就开始反抗父母，这股反抗精神在十六岁时到达高潮。她对上学毫无兴趣，初中读完就休学了。她的老师都认为她的知识贫乏得惊人，虽然智力不差，她的心态却很怪异，与现实严重脱节。她一直找不到工作，也没有兴趣工作。十六岁的时候，因为在家的日子越来越难捱，她就搬了出去。她父亲被调查员找去问话时，还说这样对大家都好，因为她还有其他不那么令他们失望的兄弟姊妹。
  最开始她住在一问乡下小屋，这是她向一个朋友以一笔类似永久性的贷款租来的，后来她又在斯德哥尔摩南边租到一间不供应热水的小套房。一九七三年年初，她遇到一个叫做吉姆．阿斯圭的美国逃兵，随即搬去和他同居。不久瑞贝卡就怀孕了，在自己的意愿下，一九七四年一月生下了女儿卡米拉。柯斯圭想工作，可是一个也找不到，因为他蓄长发，又是个外国人。他在瑞典这几年唯一做过的工作，是某年夏天在往来芬兰的渡轮上当了两个星期的洗碗工。而且，他很渴望回美国去。他有工作经验，认为自己一旦回到故乡，替自己和家人安排个出路应该不成问题。
  二月初的时候，柯斯圭主动和美国大使馆联络，说他自愿归国，条件是政府要给他若干保证。他们因为急着要他回国，答应他只会给他形式上的惩罚。
  柯斯圭于二月十二日飞回美国。由于男友的父母答应出钱接济她，瑞贝卡本想三月份就可以去，可是好几个月过去了，柯斯圭却没有只言片语捎来。她去社会福利局询问，得到的答复是：柯斯圭是外国人，他们也无能为力。瑞贝卡于是决定靠一己之力飞去美国，看究竟是怎么回事。为了筹措旅费，她转而求助银行，结果就是大家现在看到的情况。
  人格评估报告基本上有利于被告。它指出瑞贝卡是个很好的母亲，既未堕落沉沦，也不曾显露任何犯罪倾向。她具有无可质疑的诚实本性，只是对这个世界存有不切实际的心态，轻易就会上当受骗。关于柯斯圭也有一段简短的评估报告。报告上指出，他是个有目标的年轻人，他没打算规避责任，并相信在美国可以为自己和家人找到未来。
  “推土机”站起身，准备最终答辩。
  雷亚两眼半睁半闭，打量着他。除了他那一身无可救药的衣着打扮，这人浑身散发出无比强烈的自信，对自己的所作所为也极为专注热心。他已经看穿“压路机”的辩护策略，不过他没打算让自己的行动受到影响。相反，他以言简意赅的言辞，固守着先前的论点。他挺着胸膛——其实挺出的多半是肚子，低头望着他那双没有上油的棕色皮鞋，用动听的声音说道：
  “我只打算重复几项业经证实的事实做为最终答辩。瑞贝卡·林德带着一把刀和一个打算装战利品的宽大肩袋走进PK银行。以我对这类较为单纯的银行抢劫案——事实上，去年就发生了数百起——的丰富经验，我相信瑞贝卡的行为就是遵照这种模式，而由于欠缺经验她立刻就遭到了逮捕。我个人对被告甚为同情，这么年轻就禁不起诱惑，任由自己犯下这样的重罪。话说回来，基于对法律的尊重，我有义务为这样的罪行请求处以无期徒刑。先前大家在法庭上看到的证据是不容辩驳的，再多的辩解也抵赖不了。”
  “推土机”摸摸领带，做出结语：
  “本人兹将本案交由法庭裁决。”
  “辩护律师准备好最终答辩了吗？　”
  “压路机”显然根本没准备好。他在完全不曾整理过的文件里摸索一通，对着没点燃的雪茄瞪了好半晌，将它放入口袋，接着环视整个法庭，以怪异的眼神一一注视着在场的每个人，就好像从未见过这些人似的。之后他才站起身子，蹒跚着在法官面前走来走去。
  他终于开口了：
  “正如我先前指出的，这位被放在被告席——或许我该说是被告椅——上的姑娘是无辜的，因此发言为她辩护大体来说并无必要。不过，我还是有几句话要说。”
  每个人都紧张地暗自思量，不知道“压路机”所谓的“几句话”是什么意思。
  “压路机”解开外套纽扣，如释重负地打了个饱嗝，肚子往外一挺，说：
  “正如检方所指出的，这个国家发生了许多银行抢劫案。大家对这些抢劫案的争相报道，再加上警方往往令人瞠目结舌的防范措施．不但造就了这位检察官的知名度，也造成了普遍的歇斯底里。”
  “压路机”顿了顿，双眼盯着地板，像是凝神思索，接着又说：
  “瑞贝卡．林德从来没有从这个社会得到过多少帮助或快乐。学校、父母、整个上一辈的人对她都不曾提供过支持或鼓励。她不愿置身于当前的法律制度之下，说实在的，并不能怪她。和时下许多年轻人不同的是，她试过找工作，可是得到的答复总是没有工作可以给她。我很想说明为什么这一代的年轻人会找不到工作，不过我想还是克制点儿好。
  “不管怎么说，她后来发现自己陷于困境，于是转向银行求助。她对银行的运作没有丝毫概念，因此得出一个错误的结论：PK银行比较不那么资本主义，或者说它是人民所拥有的。
  “银行职员一看到瑞贝卡，当时就认为这个姑娘是来抢劫的，这一方面是因为她不懂这样的人跑到银行来干什么，一方面则是因为受到新近无数指示的刺激，这阵子这类指示多得有如排山倒海。她立刻按下警铃，开始将钱塞进瑞贝卡放在柜台上的袋子里。结果呢？　唉，这位检察官和远近驰名的侦查员连人影都没出现，因为他们没时间去管这种无所谓的小案子，反倒来了两个开巡逻车的警察。其中一个，根据他自己的说辞，像只豹子一样扑向这个姑娘，另一个则是不小心把钱洒了一地。
  除了这个贡献外，他还询问了银行职员。从问话当中，我们知道瑞贝卡根本没有威胁银行人员，也没向她要钱。整个事件只能称之为误会。瑞贝卡的行径堪称天真，可是，正如各位所知，天真并不是罪。“
  “压路机”缓慢而艰难地走回座位，审视文件后，背对着法官和陪审团说：
  “本人谨请求庭上将瑞贝卡·林德当庭释放，并且撤销她被起诉的罪名。我没有其他的请求，因为只要有点儿头脑的人一定看得出来她是清白的，不可能有第二种判决结果。”
  法庭的决议来得很快，不到半个小时就宣判了结果。
  庭上宣布瑞贝卡·林德重获自由，立刻释放，不过那两项罪名并没有撤销，这表示检方还可以上诉。五名陪审员投票赞成释放被告，两名反对，法官则建议以有罪定案。
  马丁·贝克和雷亚走出法庭，奥尔松赶上他们俩，说道：
  “你看，要是你刚才动作快一点儿，就赢了一瓶威士忌。”
  “你打算上诉吗？　”
  “不。你以为我没其他事干，会为这种鸡毛蒜皮的小案予花一整天在高等法院跟‘压路机’唇枪舌剑？　”
  他匆匆离去。
  “压路机”走向他们，似乎更加举步维艰。
  “谢谢你出庭，”他说，“愿意这样做的人不多。”
  “我想我懂得你的想法。”马丁·贝克说。
  “这就是问题昕在，”布莱钦说，“很多人懂得我的想法，可是出来支持它的人少之又少。”
  “压路机”一面剪下雪茄的烟头，一面若有昕思地看着雷亚。
  “我在休息时间和这位小姐还是女士一一呃，我忘了贵姓——有过一段很有趣也很有收获的对话。”
  “她姓尼尔森。”马丁·贝克说，“雷亚·尼尔森。”
  “谢谢提醒，”“压路机”说，语气中透着几许热情。“有时候我会想，如果不是因为记人姓名这种事，我大概不会输掉这么多案子。总而言之，尼尔森女士应该进入法律这一行。她在一分钟内就对案情做出分析，还得出那位检察官花费数月才能得到的结论——如果他有那个脑筋的话。”
  “嗯，”马丁·贝克说，“如果‘推土机’想上诉，他在高等法院不太可能输。”
  “噢，”“压路机”说，“你必须想到对手的心理。如果‘推土机’一开始就输了，他绝不会上诉。”
  “为什么？　”雷亚问。
  “这有损他的形象。他已忙得焦头烂额，哪有时间做其他事。再说，如果昕有的检察官都像‘推土机’一样战无不胜，瑞典有一半的人口都会被关在监狱里。”
  雷亚做了个鬼脸。
  “再次谢谢你。”“压路机”说完，蹒跚走开。
  马丁·贝克带着沉思的神情望着他远去，这才转身对雷亚说。
  “你想去哪儿？　”
  “回家。”
  “你家还是我家？　”
  “你家，我开始觉得已经离开很久了。”
  准确说，好久是指四天前。
  第四章
  马丁·贝克住在旧斯坦的科曼街上，距离斯德哥尔摩市中心非常近。耶座建筑维护得很好，甚至有电梯，可说是人人心目中的理想公寓——当然，这不包括那一小撮在盐湖村或迪尔思摩等高级住宅区坐拥别墅、大花园、游泳池的势利之辈。他能找到这地方算是运气好，而且最难能可贵的是，他不是靠贿赂、贪污这类旁门左道住进来的，换句话说，他没有利用警察的特权。拜这股运气之赐，他鼓足勇气挣脱了捆绑他十八年的不快乐婚姻。
  然后，他的运气用完了。他被屋顶上的一个疯子射中胸口。过了一年出院后，他曾经遭受冷落，也对工作厌烦之至，而且想到要在四壁挂着知名油画、铺有地毯的办公室里的旋转椅上千到退休，他就不寒而栗。
  不过，这样的几率已是微乎其微。警察高层似乎认为，就算他脑子没坏掉，要和他共事也非常困难。所以马丁‘贝克变成了国家凶杀组的头头，除非这个历史悠久但效率奇佳的组织被废除，不然他会做到退休。
  具有讽刺意味的是，凶杀组之所以招致物议，竟然是因为它的效率耀眼。有人说风凉话，说它破案率奇高是因为人员素质太高、案件太少。
  除此之外，高层也有人对马丁·贝克看不顺眼。甚至通过各种不当渠道散播小道消息，说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