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这一质问，小岛重三好象当头挨了一棒。他颤抖着身子，面向辩护人席说道：“有这种事情？那么，村田侵吞的公款……”
  “请回答我的问题。你当时不知道这一事实吗？”
  “完全不知道。”
  “这里有一张伊藤京二写绐村田和彦的三十万元的借款证明书，日期是一九五三年二月十六日。这是辩护人方面提出的第一号物证。”
  “检察官同意提出这一证据吗？”审判长问。
  天野检察官站起身来说：
  “证明书可以明显认定是伊藤京二的笔迹吗？”
  “那么，现在我提出第二号物证——伊藤京二的签字。这是我委托某私人侦探的女助手到东亚电影制片厂的摄影棚叫正在排演中的伊藤京二给写的。这两个签字，至少用肉眼判断是同一个人的笔迹。”
  “那么，可以吧。”检察官说罢，就坐下了。
  “可以吧。”这是表示消极同意的法庭用语。我想这时检察官也一定感到相当震惊。
  “当时若是知道这一事实的话，剧团方面会对村田和彦采取其他处理办法吧？”
  “我想会的。”证人的语调也缓和下来了，“但是，关于和伊藤的关系，当时他一个字也没有向我们透露。他们两人之间有这种关系，当时我们不知道，但那终究是个人间的借贷关系，挪用公款总该是有罪的吧？——虽然不是没有酌情处理的余地。”
  “的确是这样，只是据被告说，这个个人间的借款若是归还了的话，这笔钱早就归还剧团了。说句常识范围以内的话，归还了借款，借款证明书就要收回。它现在还在村田和彦手里，难道不足以说明借款契约上的条件至今还没有得到履行吗？”
  “是这样……”
  百谷律师又对审判长说道：
  “审判长，我对这位证人的反询问，旨在纠正那种对被告不恰当的人格责难。至于一九五三年当时，被告为什么必须为借给伊藤京二那笔钱而不惜挪用自己经手的公款，后来又为什么把全部责任都揽到自己一个人身上，这些到时候我会提出证明。另外，在某女士自杀未遂事件中被告究竟有多少责任，我也做好了提出证明的准备。”
  “好的。”
  “反询问到此结束。”百谷泉一郎轻轻施礼就座。
  “检察官还有什么要问的吗？”
  “没有了。”
  “那么，证人可以回去了。”
  小岛重三站起身来，向被告村田和彦投以怜悯的目光，向审判长鞠躬施礼，从我身旁走过，到走廊里去了。
  “怎么样，很有意思吧？”坐在我旁边的S报社的记者附田得介对我小声耳语说。
  我也完全同感。
  第七章
  第二个登上证人台的检察官方面提出的证人是今野荒树。
  今野的年龄，看上去和村田和彦相仿佛。一般的裁判，大多是检察官方面首先证实犯罪事实，至于被告人的性格及其他附带事项的证实，根据情况，或者放在后边去做，或者在辩护人方面进行询问时，抓住机会进行反询问。当然也不是没有例外。
  尤其是象现在这样被告对起诉事实大部分都加以否定的时候，公审部的检察官也感到难以处理。首先找几个能够证明被告的性格的证人，给人造成一种被告的话不可置信的印象，然后再进入证实犯罪事实的例子，我也经历过几起。
  今野荒树今年五十一岁，和朋友合作开了一个小型的商业公司，他是公司的常务经理。
  当然，同样是商业公司，有几十亿元资本的大公司，也有比街头的个人经营的小铺稍微大一点的，可以说是千差万别。今野这个“曙光商业公司”的名字，我一次也没听说过。
  “证人认识被告吗？”检察官首先循例问道。
  “认识。”
  “你们是什么关系？”　　棒槌学堂·出品
  “在这次战争中，我们是同一个部队同一个连队的，战后被俘到西伯利亚去的时候，我们也在同一个收容所生活。回日本以后，由于工作关系，我们也有所接触。”
  “那么，我现在按顺序问一些问题。证人是什么时候应征入伍的？”
  “一九四一年九月，在原籍奈良市应征入伍，同年十月开到中国东北地区，在那里整整呆了四年，一直到战争结束。”
  “证人和被告是同时应征，在同一个连队吧？”
  “是的……”
  “部队驻扎在哪里？”
  “在这四年当中，驻地经常变动，尤其随着太平洋战争南线战局恶化，在中国东北的关东军，全都动员起来了。”
  “说得简单明瞭，很好。战争结束时驻扎在哪里？”
  “当时驻扎在北满的满洲里二百公里后方的虎铁山，那里可以说是国境一旦发生战斗，马上可以前往救援的二线部队的基地。那个地方一般人都不大知道，但却集中了大量的武器、被服、粮食等物资。”
  “那么，苏联军队开始入侵的时候情况怎样？”
  “当时，我们当然以为要开到第一线去救援。但是，关东军首脑部的方针，已经达到混乱昏迷的极点，不能及时下达果断的命令。我记得在战斗开始后的第二天，接到了退却的命令，并叫尽量把物资运走，剩下的全部烧掉。在我们按照命令行动中，于八月十五日战争宣告结束，向苏军投降了。记得是十八日，我们纳入了苏军指挥之下。”
  “当时证人是什么军衔？”
  “是陆军步兵上等兵，眼看就要升兵长【注】了。”
  【注】兵长是日本最高的陆军士兵，在上等兵之上。——译者注
  “被告呢？”
  “他是二等兵。”
  “同一个时期入伍，同样年龄的两个人，为什么差那么多呢？是证人晋级晋的特别快吗？”
  “当然，若是干部候补生考试合格的话，另当则论。不过我的晋级情况，也不过是比一般的人稍微快一点罢了。”
  “就是说，一般的成绩也能当上上等兵啦。”
  “是的。”
  “那么说，被告在这四年当中，就是到最后，连一等兵也没当上，至少可以说他在部队的成绩在一般水平以下啦？”
  “客观地说来，是这样。”　　棒槌学堂·出品
  “被告即使没被提到军法会议上去，在连队内部受过处罚吗？”
  “以侮辱长官的理由，他受过三次禁闭处分。但事情本身并没有什么大不了的，详细情况我也记不得了。”
  “莫不是被告在部队有什么危险思想吗？”
  “你知道，部队这种地方，往往非常简单地给一个事物下结论。因为他是新剧演员，在入伍的时候就被人怀疑有赤色问题，从而受到了监视。在他受禁闭处分的时候，长官的头脑中不能说对他没有某种程度的先入为主的成见。但我认为，至少在部队的那一段时间里，他并没有左倾思想。”
  “那么，被告的成绩不好，并非来自思想问题，而是来自他性格的原因喽？”
  今野荒树稍事踌躇，歪着脑瓜沉思片刻以后，开口说道：“军队这种地方，是一个与一般生活、一般社会隔绝开来的独立世界。他的行动，在一般社会的一般情况下，是不成为问题的。我不认为他当时的性格有什么特别或者不好的地方，但是，在上级军官的眼里，却得出了这样的结论。”
  “好啦，战争结束以后，你们在哪里的收容所来着？”
  “在贝加尔湖以东约五十公里的顿巴斯收容所来着。”
  “在那里大约呆了几年？”
  “我是一九四八年七月被遣返回国的，他比我早一步，是五月被遣返回来的。”
  “有先有后，是为什么呢？”
  “我想是因为船只关系或别的原因。我们囚犯是不允许对苏方的事情加以议论的。”
  “听说在那里要‘洗脑子’，进行共产主义教育，有那么回事吗？”
  “有的。”
  “被告在那种教育中成绩怎样？”
  “他好象比我们进步得多，记得在全收容所也算数得着的好成绩。”
  “是因为以前他就对共产主义思想感到兴趣、产生了共鸣，所以进步才快吗？”
  “这方面的情况，我可一点也说不上来。当时我们都是一心一意想早一天回到日本，所以简直就象背诵军人敕谕那样拼命地背诵共产主义纲领——虽然现在全都忘掉了。”
  “那么，被告比证人先回到日本，是因为作为共产主义战士而特别把他挑选出来的吗？”
  “当时好象也有这种说法，但那是苏联方面的秘密，事情究竟如何我也无从知晓。”
  “他在收容所里的生活态度，和在部队时相比，有什么变化吗？”
  “当时大家都显得意气消沉，而他却依然如故，不，好象反而比过去更加意气风发起来。”
  “可是，收容所的环境和物质条件不是比部队恶劣得多吗？”
  “那是千真万确的。”
  “那么，被告反而振奋起来的原因当然是来自精神方面啦。能不能说是因为被告对苏联人宣传的共产主义理论产生了共鸣呢？”
  “我想……是这样。”
  “那么，我要问一问你们回国以后的情况。证人回国以后做的什么工作？”
  “最初身体实在弱得很，在老家静养了大约半年。但也不能总是那样晃来晃去的。一九四九年找了个门路来到了东京。工作换了好几个公司，一九五三年到现在的公司工作，一直到目前。”
  “在这期间，证人和被告有过联系吗？”
  “一九五〇年年底的一天，我在街上偶然遇见了他，两人在附近的小酒馆喝了点酒，这是重新交往的开端。”
  “当时被告又回到原来剧团的事情，向你公开了吗？”
  “是的，他对我说了。”
  “以后都有什么交往呢？”
  “因为我忙于为生活而奔波，有相当一段时间没有和他见面。无非是新年到了互相寄张贺年片，盛夏来了互相写封问候信，工作变动时互相函告一下等，总之，都不过是一些礼节性的没有什么内容的书信往返而己。”
  “这么说来，被告重新在证人面前出现，是一九五四年以后的事罗？”
  “准确日子说不上来了，记得是在一九五四年五月前后，他向公司给我来电话说好久不见了，约我喝一杯。我也没有意见，就答应了。于是在新宿见了面。”
  “就是在那天晚上被告第一次把他退出了剧团的事情告诉了证人吗？”
  “是的。”
  “当时他说他在做什么工作呢？”
  “他说在一个服装公司帮忙。”
  “新剧和服装公司，简直是风马牛不相及，对他这种转业，当然谁都会产生疑问。你没有问问他是怎么回事吗？”
  “当然谈到了这个问题，当时他消沉地说过这样意思的话：‘在新剧界竞争太激烈了，简直是一将功成万骨枯。从参军到去西伯利亚，造成了比别人多几倍的空白时间，这太糟糕了。我已是新剧界的败兵，只好另谋出路了。’我虽然对新剧界的情况不甚了解，从一般社会常识来类推，我觉得他的话是有道理的。在要求特殊才能的世界上，当一个人才能枯竭的时候，要么没落下去，要么逃避开来，二者必居其一。”
  “明白了。当时被告托你办过什么事情吗？”
  “他托我替他推销过女用裤叉。当时我们公司经营很多种类的商品，价钱合适的话，我想是可以帮忙的。但一深淡，条件不合适。友情归友情，工作归工作，我明确地拒绝了他。”
  “被告还说什么来着？”
  “他说有一台电视机，问我买不买。在当时，电视还不象现在这样普及，工厂刚刚开始大量生产，一吋要一万元以上，可是他十七吋的电视机只要我八万元，我也觉得很合算。”
  “被告说是他自己的东西吗？”
  “是的。他说他的朋友开了个电视机公司，从美国进口配件自己组装，这台就是那里的产品。”
  “当时被告的穿着怎样？”
  “可以说是衣衫褴褛，虽说没有老婆，可衣衫也太脏了。我当时善意地想，人的一生，总是有沉有浮，他若是一直在剧团工作，也不会把电视机卖掉的。”
  “你把电视机买下了吧？质量很好吗？”
  “当然，后来技术不断进步，出现了各种优质产品。可是象我这样的家庭，现在还在用那台电视机，可见质量是不错的。”
  “关于这台电视机，什么问题也没有吗？”
  “东西是不错，可是话说来有点奇怪。最初说东西在他家里，后来又说从北千住的组装工厂用出租汽车运来一台新的，又追加了大约有一千元的车费。”
  “被告说过为什么他要卖掉自己的电视机吗？”
  “他说是为了筹措去北海道的路费，我也同情他，想助他一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