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直奔主题来得痛快些！
  第二天早上日上三竿，戚少商睁开眼睛对我说的第一句话是，“去《申报》辞职！”
  我毫不犹豫毫不留情的把他踹下了床。
  他却趁机拽走了我们共用的被子，我的身子顿时一凉。
  我低头一看，姹紫嫣红，十里春芳。
  我阴着脸狠狠的瞪他，那罪魁祸首却嬉皮笑脸的蹭上来，“这么大力气？精力旺盛嘛！”接着一个饿虎扑食压过来。
  我们在床上滚来滚去噼哩嗙啷一顿折腾，直到听到有同事敲我的门，“小顾，怎么还不去上班啊？你没事吧？”
  “没事没事！我一会儿就来！”我一边应着同事一边扒下腻在身上的某条色龙，“我去报馆辞职！”
  某色龙立刻放开我，爬起来捡起我散落的衣服递给我。
  天气已经转暖了，但我还是裹着围巾出门的……否则，没脸见人了……
  向总编辞职的时候着实费了一番功夫，怎么说《申报》都对我有知遇之情，总编对我也一直都不错，辞职还真是很难开口。
  我硬着头皮拒绝了总编的再三挽留，心里有些不是滋味。
  戚少商安慰的拍拍我的肩膀，说，天下没有不散的筵席。
  那么，我和他，又能相聚多久？
  这下子我暂时变成了无业游民，而戚少商也暂时推掉了中央通讯社的工作，我们两个闲人在戚老师和师母上课的时候便一起在武汉的大街小巷闲逛，看风景名胜，吃各色小吃。虽然我来武汉已经有两个月，但一个人的时候始终没时间也没心情去到处逛。
  在我们看来，武汉的黄鹤楼、东湖、长江都不如武汉的小吃来得有吸引力。我们去精武路品尝远近驰名的鸭脖子，果然香就一个字，但戚少商却沾着满嘴油靠近我小声说，“我还是喜欢啃你的……”我便在桌子底下狠狠的给了他一脚。
  然后我们去吃鲜美的武昌鱼、看上去黑乎乎闻起来气味很怪但吃起来很香同时也辣得我们眼泪直流的炸豆腐干子、还有带着鱼香味的稠稠的热乎乎的鲜鱼糊汤粉、炸得金黄｜色让人看一眼就口水直流的三鲜豆皮，还有拌着芝麻酱和炒花生有一点辣又香味十足的热干面……
  当然让我们印象最深刻的还是武汉的生煎包，我们生平第一次见到生煎包居然是蘸着辣酱吃的！那辣酱辣得……可能对当地人来说一点都不算辣，但我和戚少商都不是擅长吃辣的人，结果一边灌着凉水一边一把鼻涕一把泪嘴里还不住的念叨好吃好吃再来点……
  （偶承认偶写这一段是为了怀念武汉的小吃的~~~想起来就口水哗啦啦的……）
  我们逛上一整天，到傍晚的时候，我回我在汉口的住处，报馆暂时留着我的宿舍没有收回，他回武昌陪他父母，有时我会跟他一起去看看老师师母，顺便去看看我的老同学，不免会聊起很多往事。
  戚少商送我到码头的时候，常常会感慨，为什么我没有早一点遇到你？
  可惜，这个问题根本没有答案。
  戚老师和师母总是抱怨戚少商为什么没把未来媳妇带来，他便向他们反复解释，红泪的父亲身体不好所以她走不开。可有一次，这混账干脆扯着我对父母说，这不是带来了吗？
  幸好，老师师母只当他是开玩笑。
  一个星期后，我们坐上了回上海的船。
  （十四）
  “惜朝，给我们的报纸起个名字吧！”
  我们站在甲板上望着渐渐远离的城市，那时的我绝对想不到，我们共同在武汉的日子，竟是我们最后一段悠然自得的时光。
  我看着西边太阳渐渐沉下去，暮色已临，另一边，小小的白白的月牙已经露出了脸，我说，“叫‘明报’吧，明者，日月；日月称其明者，以无不照；江海称其大者，以无不容；天称其为高者，以无不覆；地称其为广者，以无不载。你觉得怎么样？”
  他咂着嘴点点头，“嗯，明报？简单大气，不错啊！而且我们的报纸就是要在黑暗中指光明，好，就叫这个名字！”
  回到上海，孤岛似乎还和过去一样，民国的青天白日旗照常在上空飘扬，法币照常流通，国民政府某些未撤走的驻沪单位照常工作，照常是灯红酒绿，轻歌曼舞。一切似乎没有变化，但我仍然能够感觉到掩埋在这片平静之下的暗潮汹涌。
  戚少商的确是把大部分事宜都安排好了，我们的报馆是租用望平街上一家已停刊的旧报的小楼，共有两层，楼下是编辑部、校对室和发行广告部，楼上是电讯室、资料室和主编办公室也就是我和戚少商两个人共用的办公室。我们资金有限，报馆大小有限，人手有限，所以没有自己的印刷房，只能与望平街上的印刷所合作印报。
  我们的报纸麻雀虽小也算五脏俱全，但人手可就真是少的可怜。戚少商从《新闻报》带过八个人，但是只有阮明正和劳二哥是访员，老六，那个，我忘了他叫什么名了，是版面编辑，老七负责收发电讯，老四、老五和老八都只能做打字、校对、打杂等简单工作。
  他们喜欢叫戚少商“大当家”，这让我感觉我们的报馆好像土匪窝似的。
  由于人手不够，我和戚少商只有身兼数职，总编、编辑主任、评论员、记者……总之我们能做的工作一样不落的全部包揽。因此，我和戚少商每人给自己起了不下十个笔名，分别用来写消息、通讯、时评、副刊文字……总之一张报纸上不能重复出现同一个名字，而且这样给读者看起来会觉得我们报馆人员壮大，实际上……（=　=llllll）
  主编的位子在我的再三坚持之下还是让给了戚少商，毕竟他的资历和名声都高于我，这也是为了我们报纸的销量着想。但实际的工作是我们两个人分摊，戚少商笑嘻嘻的对我说，“我这个主编是挂名的，这里的事你做主，我这个人最听老婆话了！”然后赶在我的拳头挥出去之前逃之夭夭。
  而我们之间的亲密在回到上海之后也仅限于这样偶尔的玩笑，因为，没有时间，没有心情。在筹备发刊的日子里有太多事情要忙，忙起来，儿女情长的事只有抛到一边，而闲暇时，我们又各自有各自的事。
  他的未来岳父身体状况越来越差，而息家的药行又频频受到同行的窥视和日本人的骚扰，对息老板来说确是雪上加霜，像戚少商这样热心的人哪怕是陌生人有了难处都要帮，又何况是他的未来岳父。
  不久之后，各报都登起大幅消息，大明星息红泪正式退出影坛，女承父业，做息氏药行的女老板，各报都预言，上海药界恐怕会掀起一阵波澜，由一个年轻女子接替药业龙头，一定很难服众，万一日本人趁虚而入控制了药品经营，那就会变成影响国计民生的大事件。
  “其实我很佩服红泪，一个女人能有这样的魄力，在自己的事业正如意中天的时候退出来，接手这么大的家业，还要跟同行、跟日本人周旋……”戚少商对我说。
  我扯扯嘴角勉强的笑笑，“你不打算去帮她吗？”一个女人这么义无反顾的放弃自己的事业，不会全是为了接手家业吧？她的心里只怕也想像所有普通的女人一样持家相夫，我不相信她的退出没有一点点是为了戚少商。
  “红泪知道我有自己的事情要忙，我们，是道不同不相为谋，不会勉强彼此。”　戚少商低头叹了一口气，“不过，她一个女人的确不容易，有些事我还是能帮则帮。惜朝——”
  他忽然抬头看着我，但不管他想说什么都好，我想告诉他的是“你的事我不会干涉！”我抢着说道。
  我们之间的事，是情不自禁也好，是一时放纵也好，我不是女人，不需要他对我负责。
  他怔了一下，捏了捏我的手心，有些无奈的点点头，叹息般的说道，“我明白。”
  他明白他也无法干涉我的事。
  我们之间，没有承诺，没有约定，更不敢奢望天长地久，也许就是想到这段禁忌的感情不会有结果，想到终有一日我们必定会分道扬镳各自过各自的生活，所以我才会那样纵容自己一夜随心所欲，越是理智的人疯狂起来越是不可收拾。
  而如今，清醒了，理智回归了，我只想收回我的心，做我该做的事，其他的，我不愿多想。
  就当武汉的那段日子是做了场梦吧，梦醒了，一切都该回到原点。
  或许是对晚晴心存愧疚，我一有空闲就去看她，对她加倍的好。而我们的婚事，我答应她等我们的报纸走上正轨，我便履行对她的承诺。
  毕竟晚晴才是那个和我山盟海誓要厮守终身的人，而和他，也许只做志同道合的战友会更好一些。
  至少，没有承诺，就不怕背弃，没有相守，就不怕分离，从未得到，也就不会失去。
  这段日子我们仍是忙碌着收集消息和电讯，向一些著名文学界或报界人士约稿，翻看报刊书籍筛选副刊文字……
  “我们每天一篇的社论是你写还是我写？”我问他。
  他想了想，“这样吧，谁有时间谁写，我们可以共有用一个笔名。”
  这倒是个不错的主意，两个人分担会减轻一些工作量，“好吧，那用什么笔名？”笔名我已经想了十几个，现在真是没什么灵感了。
  “嗯——”戚少商抚着额头做沉思状，然后眼珠子随意的转了两转，突然瞟到办公室墙上挂着的一副字画，“万一禅关砉然破，美人如玉剑如虹……”他默念画上的题字，“干脆就叫‘剑虹’吧！”
  剑虹？俗了点，但我一时也想不出什么有新意的来，“就这个吧！”
  1938年2月25日，《明报》创刊，戚少商题写的报名，我写的发刊词，“明者，明心，明智，明理，明德，我《明报》同仁力求心明如镜，本着言论自由的最高原则，传播事实与真理，绝不受任何方面有形与无形控制……”
  第一篇社论是戚少商用“剑虹”这个笔名写的，“上海并非孤岛，更不可与内地脱离联系，上海报界同仁不可苟安逸堕，应该时刻紧紧把握住我们的灵魂，应该时刻记住我们所处的位置……”
  我们登载的消息中，上海本地新闻不算太多，因为记者人手不够，大多数消息都是来自各大通讯社发给我们的外埠新闻尤其是前线战况的电讯，戚少商与中央通讯社的良好关系帮了我们很大忙。此外，我也不知道戚少商是怎样跟新华社取得联络的，我们的报纸还登载了许多八路军方面的消息。对此，戚少商的解释是，他从前的东家《新闻报》就常刊登共方的消息，所以他与他们有一定联络。
  不管怎样，我们的报纸给渴望得到抗战消息的百姓们带来一场及时雨。
  又因为《明报》是在上海沦为“孤岛”后第一家新创办的“洋旗报”，而此时，上海的老牌大报大都没有迁回或是复刊，现有的“洋旗报”影响力一般，而亲日派的报纸又不得人心，我们的报纸出世的正是时候，于是第一天印的三千份很快销售一空，我们赢了个开门红。
  只是望平街的报贩子都相当强悍，又有背后的行会组织撑腰，一份新报纸出街，他们就趁机强行压价，害得我们少赚很多。但强龙压不倒地头蛇，新报纸若想顺利发行，只能靠他们。
  但我们仍是很开心，这些日子不分昼夜的忙碌总算没有白费。
  然而创刊前的忙碌仅仅是个开端，我们的报纸是日报，每天出版，我们便没有一天可以休息。尤其是我和戚少商，还有负责打字校对排版的老八他们总是要加夜班。
  但是老八他们从前就一直做这种工作，对加夜班习以为常，而我们，从前还以为编辑天天坐办公室总比我们这种整天在外面跑风吹日晒的记者要舒服多了，如今看来，我宁可出去跑新闻也不要加夜班。
  但是一旦上了他的贼船，我也别无选择，总不能让他一个人每天都熬夜，否则再硬朗的身子都要累垮。于是在我的坚持下，我们决定两人轮流做夜班编辑，一人一天，这样，一个人忙完工作就可以早点回家睡觉，另一个通常都要熬到半夜一两点，就直接在办公室的那张小床上凑合一夜。所以，自我搬进他家住到他隔壁的房间，我们却几乎没有同时回过家。
  事业为重，报纸初创的那段日子，的确是很累，累到一沾床就呼呼大睡，根本没有任何心思和精力去想别的。
  但即使是这样忙碌，我仍旧觉得很快乐，这让我想起当初我们一起上前线采访的日子，那种同甘共苦的感觉，让我从心底觉得欣慰，就算再辛苦，也甘之如饴。
  白天，我们常常要替补人手不足的记者出去跑新闻，傍晚回来后，我们面对面坐着就着桔黄｜色的煤气灯，用我们各自的不下十个笔名写消息、通讯、专访、时评和小言论甚至是副刊的诗歌、散文什么的，因为最初我们很难收到投稿，只能自力更生。一份报纸十几个版有一多半都是我和戚少商两个人撑起来的。
  然后，不值夜班的那个人就负责用“剑虹”这个笔名写社论，我们两人的写作风格并不一样，他的言论不像我的那样锋芒毕露，但我们立场一致，对那些亲日派汉奸走狗都是不遗余力的鞭挞，言辞犀利一针见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