①邓恩（1867—1936）美国幽默作家和新闻记者。－－译注
  开始时会很笨拙，但是从那一刻起，我的确感觉到一种强烈的舒适感和一种从未体验过的对宁静的真切理解。
  对其里斯·维克斯，我感谢他引导我心胸开阔地面对生活。他藏书很多，有哲学及其他各方面的，他是个出类拔萃的年轻人。有时我怀疑我俩还能否再次见面，我觉得不见面也知足了。我俩就像黑夜里撩舷而过的两艘航船。他递过一件礼物。我接受了。这是一件不曾有过的礼物，因为它是智慧的礼物。它来自头脑，而不仅仅来自心灵。
  我不能在巴格达再呆下去了，因为我急于赶回家准备过圣诞节。
  在旅馆里，我结识了皇家非洲步枪队的德怀尔上校。他到过世界许多地方。他上了年纪，对中东的事无所不知。我俩的话头是从肯尼亚和乌干达开始的，我提到我的哥哥曾在那儿住了许多年，并告诉他我哥哥叫米勒。他审视着我，随之脸上浮现出一种我已熟悉的表情，一种充满疑问神情。
  “你是说你是米勒的妹妹？你哥哥是烟鬼比利·米勒？”我从没听说过烟鬼比利这个绰号。
  “疯疯癫癫的？”他探询地补充说。
  “是这样，”我很同意他的看法。“他总是疯疯癫癫的。”
  “你比他年纪小多了，是不是？”
  “比他小十岁。”
  ”他出门时你还是个孩子吧？”
  “对。我对他不熟悉，可他放假时常回家来。”
  “他后来怎么样了？我曾听说他住进了医院，后来就没消息了。”
  我介绍了我哥哥的生活的情况，他如何被送回家等死，虽然医生说他活不多久了，可他又活了几年。
  我和德怀尔上校从此结为好友。有时我去他那里吃饭，有时他来我旅馆进餐；我们的话题总是扯到肯尼亚、乞力马扎罗山、乌干达和维多利亚湖，以及我哥哥的一些轶事上。
  德怀尔上校以一种专横和军事化的方式给我安排了下次出国旅行的游玩日程。“我给你安排了三次旅行，”他说，一旦你合适，我又脱得开身，我就跟你定下时间。我想到埃及什么地方碰头。”接着他把旅行计划讲给我听。
  我脑海里时常出现疑窦：这样的日程安排我身体吃得消吗？也许，我们俩人都知道这种安排不过是想想而已。他是个孤僻的人。德怀尔上校行伍出身，过着严格的军旅生活，而且渐渐地与不愿离开英国故土的妻子产生了隔阂。据他说，她所关心的就是在幽寂的路边有所清静的小房子过日子；他的孩子对他回家休假毫无亲热的表示。他们认为他去原始地区旅行是荒唐的。
  这时已经到了十一月，天气渐渐地变了。炙人的太阳见不到了，甚至偶尔会下场雨。我订了回国的票，可能我会怀着遗憾之情告别巴格达，但也不尽如此，因为我已经制订了重返巴格达的计划。
  3
  回家住了一段时间后，我搭乘劳埃德·的里雅斯蒂诺号船去贝鲁特旅行。在那儿住了几天，再次随奈恩运输公司的车队穿越沙漠。船离开亚历山大勒达沿海岸航行。海面波浪起伏，我身体有些不适。在船上，我注意到另一位妇女，这位叫西比尔·伯内特的妇女后来告诉我，她也不习惯于颠簸的海浪。入们通常叫她鲍夫·伯内特，是当时的空军少将查尔斯·伯内特爵士的妻子，她此行的目的就是去和丈夫团聚。她是个很有见地的女人，心直口快，爱好旅行和观赏异国风光，她在阿尔及尔有一套漂亮的住宅。
  同行的人中，还有一些英国天主教徒，她们去伊拉克瞻仰《圣经》中提到过的地方。领头的是一个面目凶恶的女人，叫威尔布里厄姆婶婶，西比尔·伯内特说她活像个大甲虫，说得太对了。她是个人人都想和她作对的女人。
  我们到了巴格达，我拜会了几位老朋友，在那痛快地玩了四五天，随后就接到伍利夫妇的电报，去了乌尔。
  这年六月，我曾在伦敦见过他们，当时他俩回家探亲，我还把刚刚买下的克莱丝威尔街巷中的一幢小房子借给他们祝就在他俩修缮房屋时，他们为我安排了一项迷人的计划。
  我在初夏前一星期左右到了乌尔，待他们收拾好行李后，就和他们一道走，穿过叙利亚，直奔希腊，能和他俩同行去希腊的德尔法，我很高兴。
  我顶着沙漠风暴到了乌尔。以前在那儿旅行曾遇到过沙漠风暴，但这一次更猛烈，持续了四五天。我从没领教过四周到处弥漫着沙粒的情景。尽管窗户紧闭，还挂着防蚊帘，可到了晚上，床上仍是一层沙子。虽然睡前到门外抖干净，但次日早晨脸上的沙子还是不少。整整受了五天的罪。
  然而我们却谈天说地，大家一团和气，我在那儿过得有滋有味。
  伯罗斯神父又到了那里，还有建筑家威特伯恩，这次还有伦纳德·伍利的助手马克斯·马洛温，他已经当了五年助手了，可前一年我来时他刚好不在。他是个身材削瘦，皮肤黝黑的青年人，沉默寡言，极少开口，但对自己分内之事极为熟悉。
  我很快看到他善于处事。他和工匠们关系融洽，更难为他的是，把凯瑟琳·伍利哄得团团转。凯瑟琳对我说：“马克斯当然是个出色的助手。我不知道要是这些年没有他会怎么样，我想你会喜欢他的。我派他陪你去纳杰夫和卡尔巴拉。纳杰夫是穆斯林死者的圣城，卡尔巴拉那儿有座建筑精美的清真寺。我们收拾妥当后去巴格达，他陪你去那里。你沿途可以看看尼普尔。”
  “哦．”我说，“但是，他难道不想去巴格达吗？我是说，他回家前要去那儿看看朋友吧。”一想到让这个年轻人陪着就不痛快，他在乌尔操劳了三个月，或许要一个人去巴格达玩一玩呢。
  “噢，不会的，”凯瑟琳肯定地说，“马克斯会乐意的。”
  像马克斯这样在艰苦的考古发掘地努力工作。终于可以去休息，可以去散散心的年轻人，牺牲自己时间开车陪一位比自己年长，对考古一窍不通的陌生妇女去看什么风景，大家竟都觉得是天经地义的事。看来马克斯把这事也当作很自然的事了。他是个表情庄重的年轻人，我在他面前有些紧张。我暗自有些揣揣不安。是不是应该向他表示歉意。我也确实结结巴巴地向他透露过这趟旅行不是我的主意，可马克斯却表现出蛮不在乎的样子。他说反正也没什么事。回家可以一程一程地走，先和伍利夫妇一道走，既然他已到过德尔法，就和他们分手，去看看巴萨神庙和其他希腊名胜。
  他本人也愿意去尼普尔看看。那是个值得玩味的地方，去那儿他总是兴致勃勃，当然还有纳杰夫和卡尔巴拉，全值得一看。
  我俩如期起程。在尼普尔玩得很痛快，尽管累得精疲力竭。
  晚上七点左右，我们到了迪瓦尼亚，我们住在迪希伯恩斯家过夜。
  这一晚真让人费解。迪希伯思斯太太四处应酬，不但要和身旁的人交谈，还要照应我和马克斯。马克斯回答得彬彬有礼；传教士夫妇一言不发，做妻子的死死盯着丈夫，而他却绞扯着手绢。
  我打着瞌睡，朦胧中脑子里冒出一个地道的侦探故事的情节。一位传教士因精神过分紧张而渐渐地失去了理智。
  为什么精神紧张？肯定是出了什么事。每到一地，他都绞扯着手绢，把手绢撕成碎片，从而提供些线索。线索、手绢、碎片，天旋地转，我打瞌睡差一点滑到椅子下面去。
  这时，左耳旁响起一个刺耳的声音：“所有的考古学家，”迪希伯恩斯先生不怀好意地说，“都是骗子。”
  我睡意全没了，琢磨着他这个人和他的话。他这话是挑衅性地冲我来的。我觉得维护考古学家的信誉没什么必要，于是就口气温和地说：“你凭什么认为他们是骗子呢？他们说假话了吗？”“一切。”迪希伯思斯先生说．一切都是假的，说什么他们知道文物的年代了，挖掘出什么东西，什么这是有七千年的历史楼，那件有三千年之久唉，什么这个帝王那时当政啦，另外那个帝王取而代之啦，骗子，统统是骗子，无一例外。
  “难道这还会有假吗？”我说，
  “果真如此？”迪希伯恩斯先生嘲讽地一笑，不说话了。
  我和传教士说了几句话，可他没什么表示。接着迪希伯恩斯先生再次打破了缄默，透露出他愤愤不平的缘由：“一般情况下，我都得把起居室让出来给考古学家那家伙。”
  “噢，”我不安地表示，“对不起，我没想到。”
  第二天清晨五点，我们上了路。我俩造访了纳杰夫，那的确是个迷人的地方，真正的墓地，死者的城市。带着黑色面罩的穆斯林妇女来来往往地哭泣着。这是极端分子的温床，不是随便可以来的，需要事先通知警察，他们会注意是否会发生狂热冲突。
  我们离开纳杰夫，前住卡尔巴拉，那儿有漂亮的清真寺，拱顶金碧辉煌。这是我第一次走到近处观赏它。我们在警察哨所里过夜。在维多利亚时代长大的我，夜里去叫醒一个不太熟悉的年轻人，请他陪我去厕所，真是不可思议的事。然而很快就习惯了。我叫醒了马克斯，他又叫来一个警察，警察提了盏灯，我们三人走过长长的走廊，到了个奇臭难闻的地方。马克斯和警察又陪着我一起回到了住处。
  第二天早晨吃了早饭，一个正在采摘玫瑰花的花匠，拿着一束花走过来。我站在那儿等着，准备报之以优雅的一笑。我丝毫也没料到，他竞不睬我一眼地径直走到马克斯前，深深地鞠一躬，把花递给他。马克斯呵呵一笑，对我说，“这是东方，馈赠都是给男人而不是给妇女。”
  在回巴格达的路上，我们不时地停下来到古遗址的土丘上看看，去四周转转，捡起陶瓷碎片。我尤其对那些有釉的碎片着迷。鲜艳的颜色：碧绿、青绿，湛蓝，还有一片有金色图案的碎片，都是些马克斯不感兴趣的近代的东西，可他对我的爱好抱宽容的态度，我俩收集了一大口袋。
  凯瑟琳和莱恩·伍利早已到达巴格达，对我们迟到一天颇为不快，这是由于绕道乌凯迪尔的结果。我被开脱了责任，因为我只管手拎个小包跟着走就是了，不晓得到什么地方去。
  过了几天，我们坐火车离开巴格达去基尔库克和摩苏尔，登上返回的旅程。我的朋友德怀尔上校到巴格达北站为我们送行。
  到阿勒颇的第二天，凯瑟琳本来没发烧，可她却说不舒服。她那付神情容不得身边有任何人。
  “我真不知如何是好。”莱思手足无措地说。
  “喂，”他给我的印象不错，我安慰他说：“我想她自己知道怎么办最好。大概她不要别人打搅她，我晚上再看她，那会儿她会好一些。”
  于是事情就这样定了。马克斯和我去卡拉特——锡曼探访十字军的城堡。莱恩说他自己留在旅馆。如果凯瑟琳需要什么，他好随时照应。
  马克斯和我兴高采烈地走了。天气晴朗多了，车开得挺顺当。我们沿盘山路行驶，四周到处是灌木丛、红牡丹和成群的绵羊，后来随山路缓缓而上，绵羊变成了黑山羊及小羊羔。我俩终于到了卡拉特——锡曼，随即开始野餐。我俩席地而坐，环顾周围，马克斯讲述着他的身世，他的生活。他即将离开大学时就交上了好运，在伦纳德·伍利手下找了这份工作。我俩又四处捡了些陶片，待夕阳西照时我们才起身回去。
  我们离开阿勒颇一个星期后的一个清晨，马克斯带我去看五花八门的教徒。这令人相当紧张。
  我俩看到了马龙派教徒，叙利亚天主教徒，希腊东正教徒，聂斯托里教徒，以及许许多多我记不得名称的教徒。其中一些人我叫他们是“洋葱教士”，就是说，他稠带着像洋葱那样的圆圆的头巾。希腊东正教堂最使人念念不安，因为在那儿我和马克斯不容分说地被分开，我和其他女人—起被挤到教堂一边。这是个充满神秘气氛的仪式，大部分在祭坛帷幔后进行。帷幔后圆润响亮的声音随着缭绕的香火传到厅堂里。大家都按指定的间隔捣蒜式地鞠躬。后来马克斯才找到我。
  4
  离开阿勒颇，我们乘船去希腊，沿途时常靠岸。到雅典时。我感到少有的高兴，满怀着期待。
  但是，天有不测风云。我清楚地记得我站在旅馆的接待柜台前，接过一叠邮件，最上面是几封电报。至少两星期没得到家里的音讯了，我心头笼罩着不祥的阴影。我打开电报，他们告诉我罗莎琳德患了肺炎。
  由于突如其来的震惊，我昏昏沉沉地挪动着脚步，突然把脚迈进了雅典街道旁的树坑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