机枪的扫射把眼务台的玻璃屏打了个粉碎，这一切只用了十秒，而在整个过程中，既没有听到暴徒们声嘶力竭地喊“这是抢劫”，也没有看见他们拿走一分钱。
  当听到枪声的警卫们飞快地冲到大厅时，那两个年轻的暴徒已经无影无踪了。
  站在门口的警卫也曾试图射击，但他还没来得及掏出枪，暴徒已经转过身，一排子弹扫过玻璃门，四溅的碎玻璃片打在警卫的脸上，射进他的眼睛。警卫跪倒在地板上，眼睛已经不能视物，对讲机扔在一旁，“嘟嘟”的信号声还在响着。警卫握着手枪，虽然什么也看不见，但他还是向着“宝马”的方向扣动了扳机。为了躲避对方的子弹，他脸向下卧倒在地，满是鲜血的脸重重地撞在地面上。但是对方的子弹并没有射过来，“宝马”已经疾驰而去了。
  警卫爬起来，擦了擦脸上的血，试图看清银行大厅里的情况。没有顾客受伤，很多人甚至没来得及明白发生了什么事，一切在瞬间发生，也在瞬间结束。
  很多100美元面值的钞票散落在大理石地板上，有一些还在空中飘荡。事后，有目击者指出，射击并不是漫无目的的，两支冲锋枪一直朝向四号窗口——几分钟前，一个穿着破棉袄、别着银胸针的老乞丐光顾过的窗口。
  5
  几乎在暴徒袭击银行的同一时间，“银百合”又出现在新阿尔巴特街的“丘比特”商店里。前两次佩戴银胸针的奇怪顾客都是与受害者素不相识的陌生人，这次却有所不同。
  闪闪发光的银饰物别在一件皮外套上。外套的主人是“丘比特”商店的常客——一位职业摄影师。售货员们亲切地叫着他的名字，同他打招呼。他以前常到这儿买东西，但没有人记得他曾戴过这样一个胸针。
  摄影师在摆放着化学试剂的货架前转了转，什么也没买，接着又来到专营进口照相器材的柜台前。他选了一架相机，仔细地检验着它的性能。售货员忍不住问道：“觉得怎么样？”
  “不错，挺好。”
  “要吗？”
  “要。相机棒极了。”
  “820美元。”售货员说，“带了足够的钱吗？”
  “对不起，斯拉瓦。”摄影师的声音有些颤抖，他把相机小心翼翼地放到柜台上，“你知道吗？你应该把它无偿地送给我。”
  “为什么？”售货员以为自己听错了。
  “看看这儿！”摄影师用手指抚了抚皮外套的翻领，展示着那枚胸针，“你看见这个了吗？”
  “很漂亮。”
  “现在我能拿走这部相机了吗？”
  售货员不耐烦地说：“如果你的钱够，请去收银台交款，这相机就是你的了。如果钱不够，就先去挣钱，然后再来。也许你可以先挑件便宜点的东西。”
  这一次并没发生类似的袭击事件，一切进行得无声无息。商店里的顾客甚至没有发觉丝毫异常现象。摄影师垂头丧气地走了，“丘比特”的营业活动继续着。过了一会儿，人们发现：专营进口照相器材的柜台内不见了售货员的身影。
  他的尸体是清洁工在柜台下发现的。很显然，他是在毫无防备的情况下被人捅了一刀。值班员马上报警，但是警察还没来，又在购物大厅里发现了泄露的水银，商店只好提早关门了。
  两小时后，“银百合”又出现在“大学”地铁站附近。
  一位穿着得体的年轻妇女在路边购买鲜花时拒绝付账。在挑选了一大束玫瑰后，她以无可反驳的断然语气声明：卖花的人没权利要求她付钱。
  卖花的是个来自高加索的小伙子，他犹豫了一会儿，决定把玫瑰送给这位年轻漂亮的姑娘，条件是用对方的地址作为交换。本来这出街头小闹剧是可以欢欢喜喜地收场的，但那位佩戴银胸针的年轻姑娘拒绝了，而且不知为什么还笑了一下，那笑意有些让人捉摸不透。
  姑娘扔下花走了，她胸前的银胸针闪闪发光，脚下的高跟鞋敲打着柏油路面“哒哒”有声。
  十五分钟后，两个身穿蓝色运动服、容貌相似的彪形大汉出现在卖花的小伙子面前，他们不问青红皂白对这个年轻人一顿拳打脚踢。小伙子试图用不太纯正的俄语解释彼此间的误会，但他的努力毫无结果。
  穿运动服的大汉把泡着鲜花的水桶打翻在地，又在围观者的惊叫声中揪着高加索人的脖子，把他的头接进路边的垃圾桶。而后，他们一个人压住这个小伙子，另一个人从旁边的地摊上抄起一瓶食用酒精倒在小伙子的头上，然后他扔掉空瓶，示意同伴走开，划着火柴，点燃了酒精。
  这次事件的目击者事后回忆说，那位粗暴的女顾客佩戴着一枚银百合胸针。这之后人们给这枚胸针起了一个恰如其分的名字——“忧伤的象征”。
  6
  “银百合”的出现和由它引起的一系列暴力事件是那么让人不可思议，而从犯罪美学的研究角度来看，又是那么“完美”。有人猜测，“银百合”是出自一位天才阴谋家的“大手笔”，他是个罪犯，更是个艺术家，对他来说，精妙绝伦的作案方式要比由此带来的任何物质回报更重要。
  所有这些血腥事件中没有丝毫逻辑可言，它们看上去更像一个先锋派恶棍的流氓行径。
  “银百合”出现的第一天在莫斯科发生了7起与之有关联的暴力事件，而在以后的5天里，案发数猛增到74件，作案手法如出一辙。
  先是有人在商店或者银行里礼貌地提出免费索取财物的要求，他们的理由只有一个——佩戴在左前胸的“银百合”胸针。在遭到断然拒绝后，顾客们会很快在人群中消失，而不出半小时，被“光顾”的商店和银行就会遭到暴力团伙的袭击。
  除此之外，这些案子再没有共同之处。佩戴胸针的人可能是孩子、乞丐、普通工程师、工人、妓女和商人。有两次“顾客”是没有固定职业的款姐，有一次甚至是位议员——惊慌失措的售货员认出了他，他以前在报纸上见到过这位“人民公仆”的照片。
  胸针持有者要求索取的物品就更千奇百怪了：小格鲁吉亚街上的时装屋，一位女顾客想穿着自己相中的狐皮大衣扬长而去；而费尔大街上的一家“不可饶恕”的蔬菜商店被毁，只不过是女售货员拒绝给一位顾客一公斤的免费香蕉……
  不可否认，“银百合”的出现给城里造成了极度的恐慌，类似的情况以前也曾有过，不管起因是什么：红色女大衣或者银胸针，它们的效果是一样的。恐慌，总是会成为某股社会潜流兴风作浪的大好时机。但是“银百合”带来的恐慌却被随后发生的一系列重大社会事件冲淡了。
  当有人武装占领了电视台，当广播节目被迫中断，当一个国家里同时出现了两位合法总统，还有谁会注意被洗劫的商店、天才的阴谋家和人们衣襟上浪漫的百合花呢？
  即便“银百合”案不像它真正发生的那样残酷、玄妙和不可思议，但内务部还是会对案子给予足够的重视。可是一来侦查初期并没有找到这些暴力案件的内在联系；再者10月3号。4号的事件打乱了莫斯科的正常秩序，所以人们再也顾不上那枚银胸针了。
  7
  “银百合”引发的暴力事件发生在10月上旬，而真正立案侦查已经是第二年3月初了。庞大的官僚机器永远不能正常运转，特别是那个被称为“司法机关”的齿轮。
  暂时，彼得洛夫卡的官员们会忙着研究银行暴力案，侦探们则被商亭劫案和类似的一大堆案子搞得焦头烂额，但他们只盼着侦查期限一过，好把这些案件的资料束之高阁。
  最后还是在市检察院的努力下，这些犯罪手段明显相似的案件才被合而为一，立案侦查。检察院怀疑在一连串的暴力事件之后隐藏着什么政治内幕，于是案件的侦破工作自然而然地移交给了国家安全局。
  案件被命名为“7678—98号刑事案”，很快成立了以安全局少校亚历山大·朱可夫为首的侦查小组。
  虽然从案发到正式侦查拖了很长时间，但是参与办案的都是些经验丰富的职业侦探，他们在很短的时间里收集到了有关此案的详尽资料。
  资料表明：在11月初到3月底这段时间里类似10月的暴力事件只发生了两起。可以认为，莫斯科的骚动过后，“银百合”也随之销声匿迹了。
  其中一起发生在“别列杰尔基诺”地铁站附近，一位著名艺术家遇刺身亡，目击者隐约看见凶手的衣襟上别着一枚闪光的饰物；另外一次是抢劫，三名劫匪冲进一个小银行，他们个个脸上蒙着旧丝袜，胸前粘着硬纸片，纸片上用铅笔画着一朵似像不像的百合花。
  “我们现在能做些什么呢？事情已经过去那么久了。”在刑侦小组的例会上未可夫不满地说，“胸针没有再出现，这两件案子很显然是一些拙劣的模仿者干的。”
  在10月里轰动一时的“银百合”消失了，它的主人——那位散播恐怖的天才罪犯——也深深地藏匿了起来。
  8
  接下来的侦破工作取得了意想不到的进展。在国际刑警组织的协助下，朱可夫获取了大量信息，仅用两周时间，参与“银百合”暴力案的74个黑帮中就有11个被捕归案，其中3处黑帮老巢遭到彻底清洗。但是，这两周的成绩并没有使侦破工作取得实质性进展，相反，案情变得更加扑朔迷离。
  经过审问，所有黑帮团伙都供认他们是在接到电话指令后实施暴力袭击的，事后都获得了不同形式的回报，有时是银行支票，有时是那枚银百合胸针。
  佩戴胸针在银行和商店索取财物的人不但同暴力集团扯不上半点关系，甚至彼此间也互不相识，他们都是些奉公守法的普通公民。
  发生在加加林广场的银行抢劫案受到了特别重视，虽然乘坐“宝马”的两个枪手至今逍遥法外，但刑侦队员们很快找到了那个老乞丐。老人被发生在银行的劫案吓坏了，认为这全是自己惹的祸，并怀着愧疚的心情提供了一份详细的证词，可这份证词却把侦探们弄得更糊涂了。
  老人的胸针是在邮递员送来的一份邮件中发现的。
  “那孩子甚至没让我在收据上签字。”老人说，“只要求看看我的证件，确定了我是个二战老兵，就说：‘请收下这个吧，说明书在信封里。’‘什么说明书？’我问，可他已经像阵风似地消失了。”
  “信封里是什么？”
  侦探问得小心翼翼，像是怕惊着面前这位老人。
  “是张纸。银行的事发生以后，我很害怕，就把它烧了。”
  “您还记得纸上写些什么吗？”
  “当然记得。那上面说，他们用二战军人证的编号进行了一次慈善抽奖，中奖的人可以得到一枚银胸针，胸针的作用有点儿像信用卡，可以凭它在商店或银行里免费拿些钱和东西。这年头儿什么事儿没有，我于是就相信了，把胸针别在棉袄上就去了最近的一家银行。我真傻！其实老老实实地在教堂门前乞讨有什么不好，至少不会饿死。”
  “没写什么别的吗？”
  “还有个电话号码，说明书上说如果被拒绝了可以打电话告诉他们。我从银行出来就在公用电话亭打了电话。要是知道会发生那种事，我是无论如何也不会……”
  “还记得号码吗？”
  “早忘了。”
  “您的胸针在哪儿？”
  “卖了。”
  “卖给谁了？”
  “我要胸针有什么用？再说它还那么古怪。不记得卖给谁了，我那会儿喝醉了，用它换了瓶酒。”
  其他人的情况和老乞丐差不多，他们都是在很偶然的机会里得到的胸针。事发后，有些人的胸针是在拥挤的汽车上被偷走了；另一些人是卖掉了，却又想不起在什么时候，卖给了谁；还有一些人对这个问题避而不答，显然想留下这件饰物以便将来再次使用。
  讯问结束，朱可夫还是没能找到哪怕一朵“银百合”。但是有些证人记住了电话号码，可是这些号码每次都不同，显然是从电话簿里随意选出的。
  有观点认为，暴力事件的罪魁祸首是某个由几十处黑帮团伙组成的犯罪辛迪加，但是参与暴力袭击的各帮派首脑一致否认了这一点。袭击行动的报酬存人了预先开设的银行账号上，这些钱是提前很长时间存人的，附有相当丰厚的利息。从银行账号上也查不出丝毫线索。
  袭击案没有再发生，但是“银百合”依旧在城里时隐时现。现在，胸针的持有者已经不再索要类似狐皮大衣的物品，而是把目标转向一些小东西：白兰地、放像机等等。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