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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选择职业问题上，他不得不同父亲展开一场真正的战争。父亲坚持要儿子去当一名军人，并且要求阿斯兰上高加索的一所军事学院。
  “你应该当一名印古什军官，为我们的故土服役。如果你在基辅上学，你将在乌克兰的军队中服役。”
  但是阿斯兰——米隆不想当军官，他打算上物理技术学院。母亲站在他的一边。她不赞同伊斯兰教徒丈夫过分政治化的观点，她同任何一位母亲一样，不想让她的儿子参加军事活动。但是父亲不肯让步。于是阿斯兰到费拉迪高加索去考军事学校。他很走运。闹得轰轰烈烈的民族自决倾向正中他的下怀：入学考试需要用母语，不是俄语，更不是乌克兰语。父亲把牙齿咬得格格响，允许儿子进基辅的军事学院，但是这也并不简单，作为一名基干军官，他把全部军旅生涯都撒在了乌克兰的土地上。原来，利用一个印古什军人的知识，健康和力量是完全允许的，也没有什么不体面的，可是允许他的血管里没有乌克兰血液流淌的儿子接受高等教育，而且还是进有名望的大学，完全是另一回事。甚至在原则上就是另一回事。必须有阿斯兰别克根本没有关心过的乌克兰国籍，甚至连他的父亲同国防部的关系也无济于事。应该说，阿斯兰——米隆自己对此有说不出的高兴，必须赶快寻找出路。否则，春季征兵时，阿斯兰就该开始到军队服役去了，恰恰又是去他的父亲绝对不允许的乌克兰军队。儿子应该为伊斯兰事业服务，而不是进东正教教堂。因此，父亲咬牙切齿之余，允许阿斯兰去报考任意一所有军事课程而且学生又可以免服兵役的大学。这一段选择时间已经不宽裕了。报考两所军校用去了半个月，必须找一所八月份举行入学考试的大学。事随人愿，阿斯兰别克，也就是米隆成了物理技术学院——恰恰是他理想的那所学院的学生。
  他很长时间对父亲那些与自己的公务没有关系的活动漠不关心。他不去注意，把这些令人惊慌的想法从自己心中驱赶开，尽量不去想它，经常安慰自己，他似乎只是过分多疑而已。他不赞同父亲对俄罗斯人的憎恨，也不理解他，虽然他对他们家被强制迁徙的辛酸历史耳熟能详——父亲经常讲述。他们早已从乌日戈罗德搬到了里沃夫。阿斯兰在里沃夫上完了中学。家里经常来一些脸上长满大胡子、说阿斯兰听不懂的语言的人。他们同父亲一道下到地下室，他们每一家在地下室都有一个上了锁的隔间。然后又回到上面的住宅，长时间地谈论什么事情。信箱里定期出现大额的几千几千的国际电话账单，从账单上打印的城市看，阿斯兰不费劲就知道，父亲要电话最多的是莫斯科、格罗兹内、纳尔奇克和马哈奇卡拉，最糟糕的是阿斯兰一次也没看见过父亲打国际长途。这表明，他拨电话的时候儿子不在家。就是说瞒着他。看来，要是真有事情隐瞒的话，那一定是违法的事情。但是阿斯兰对此不愿意深想。
  他已经通过了四年级的考试，正打算跟朋友们一道去克里米亚的辛菲罗波尔。这时父亲出乎意料地说：
  “阿斯兰别克，你应该取消外出旅行，这里需要你。”
  原来，要去喀尔巴阡山，位于库塔米和科索夫之间的一个什么地方，给一个什么姑娘教数学。阿斯兰寻思，父亲不过是推荐他去当一名补习教师，要去辅导一个姑娘准备升大学考试，同时可以额外挣点零花钱。这并不引起年轻人的反感。恰恰相反，他喜欢去喀尔巴阡山，他以前经常同朋友们一起去，冬天去滑雪，夏天采蘑菇，那儿的森林里，蘑菇多得不得了。不错，同他一起去克里米亚的本来有他的姑娘，但是这件事情他甚至话到嘴边却不敢对父亲说出口。为了一个女人，放弃工作不干，放着钱不挣？这是男人的耻辱。不论什么女人都不能成为男人改变自己计划的理由。
  阿斯兰别克出发到喀尔巴阡去了。在科洛梅耶的小机场上，一个高大壮实、长着一头浓密的波浪形头发和一张笑脸的男子在等着迎接他。他自我介绍说叫瓦西里·伊格纳季耶维奇。
  “你了解你将要做什么事情吗？”他们坐进车里向群山的方向行驶时，瓦西里问。
  “父亲说，要我给一位姑娘辅导数学。”阿斯兰迟疑地说。
  “这不完全对，”瓦西里笑了，“但是大体上正确。的确，是教数学，也的确是教一位姑娘。但这可不是辅导。这位姑娘也不是一个普通的中学生。她得了重病，在医院里已经住了六年了，更确切地说，是她曾经住在医院里，在我们把她从那个医院里弄出来之前。据说，她有杰出的数学天赋，但是我们这么说吧，夸这个海口的那些人都不是这一问题的鉴定人，因此需要你来验证她的知识和素养水平。我再说明一点：她在数学方面知道多少，这对于我并不太重要，对于我来说，更重要得多的是她的潜力、她的头脑、她的智力。我是个清醒的人，我理解，她躺在医院里，没有老师，没有进课堂，很多事情都没法知道，所以我不拘泥于她的知识范围。但是我应该确切地知道，她是否真的具有与众不同的天赋，还是虚张声势，虚构杜撰，想入非非。你懂得知识与天赋的区别吗？”
  “当然懂。”阿斯兰心不在焉地点点头，两眼扫望着窗外道路两旁掩映在苹果树和梨树之中的小房子。
  他多么喜爱这里的景色，多么热爱是他真正的祖国的乌克兰啊！他从来就听不懂父亲那些偏执狂热的絮絮叨叨。关于历史上的故乡——印古什蒂亚——阿拉尼亚，关于多灾多难的伊赤克里亚——车臣，关于伊斯兰的绿旗和反对背信弃义的圣战——加扎瓦特。这一切离他是何其遥远，何其陌生，何等不需要。在这里，在西乌克兰，有他的朋友、他的家，这里的人都说他精通的语言，这里的人唱他从小就听惯的歌，歌中忧郁的旋律能让他热泪盈眶。偶尔从广播和电视里听到高加索民间音乐，他什么感觉也没有，他不喜欢这种音乐，听不懂它，其中没有他听惯的节奏与和谐。
  汽车停在两扇高大的铁门前面。瓦西里给了信号，大门旁边的小门打开。一个穿迷彩作战服的武装警卫走近汽车，看清是瓦西里，他殷勤地点一下头，然后把询问的目光转向了阿斯兰。
  “这是……”
  瓦西里讷讷着说不出来了，因为他显然是忘记了对于斯拉夫人来说过于复杂的名字阿斯兰别克。
  “米隆，”阿斯兰替他说，“我叫米隆。这样更简单些。”
  “对！”瓦西里赞许地点点头，“他叫米隆。他要在这里住些日子。是我们的人。”
  大门开了，汽车平稳地开进去，停在一幢三层大楼的台阶前。四周静悄悄的，只有其他几个警卫围着大楼和在空空的长走廊里来回走动的脚步声。
  “这是什么，是什么人的别墅吗？”米隆问。
  “嗯，差不多，”瓦西里答应了一声，“我们称为康复中心，就是恢复健康的地方。”
  “这里也有医生吗？”
  “怎么会没有呢。当然不是所有的时间。但是需要的时候就有。随便什么科都有，而且是最好的。”
  显然，米隆——阿斯兰想，在这里治疗的都是些大人物和大老板，只要他们不在，那么医护人员也就走了。瓦西里说，科室齐全，医术精湛。大概，邀请什么科的医生取决于大人物生什么病。也有相应的报酬。
  他不知道为什么感到不痛快。奇怪，一个姑娘家，中学生，而且身患重病，怎么跑到这样一个机构里来。在这里对她干什么？一个小姑娘，却有整整一个支队武装到牙齿的警卫。
  现在是深夜，他已经躺到了自己临时新住所的床上，米隆第二次想到自己陷进了一桩不光彩的事件中。为什么那个姑娘不知道自己在什么地方？难道把她弄到这里来不是为了给她治病？又为什么不能对她说她是在喀尔巴阡山？从她同瓦西里的对话判断，她是被强制带来的，一句话，是被绑架的。但是，其实猜测有什么用，可以去问她自己，对，就这么办。就在明天早晨上课时。
  塔什科夫同尤拉·科罗特科夫一道到医疗放射学应用研究所去。他们决定不提前同瓦列里·瓦西里耶维奇·沃洛霍夫约定。他们认为，反正薇拉肯定会事先通知他。沃洛霍夫的诊室锁着门，在诊室的主人没有到来时，他们只好在门外的走廊里坐上整整一个小时。第一眼看见瓦列里·瓦西里耶维奇那张讨人喜欢又不加掩饰的脸，科罗特科夫就明白，出人意外的事情还在后面。在米沙·多岑科灵活的指挥下画就的肖像，非常非常接近原型。在意外成功的后面，总是紧接着失败，而且成功越辉煌越重大，失败也就越惨痛越显著，这一点，科罗特科夫根据自己的侦探生涯体会得十分深刻。
  沃洛霍大从他们的身边走过，一点也没有注意到两位刑事侦查员。他打开诊室的门就消失在门后。亚历山大和尤拉又交换了一下眼色，等了几秒钟，跟着走了进去。
  “您好，瓦列里·瓦西里耶维奇。”他们礼貌地打招呼。
  沃洛霍夫向他们抬起了眼睛，又困惑莫解地眯缝起眼睛。
  “你们好，有事请讲。”
  两位侦查员作了自我介绍，并简要地讲明来意。沃洛霍夫绝对平静地听着。
  “很遗憾，我未必能为你们效劳。我从来没有见过薇拉·尼古拉耶芙娜的丈夫，实际上对他一无所知，除了知道他是我的病人的丈夫。”
  “您要明白，在更大的程度上让我们感兴趣的是他认识的那个姑娘。他曾经安排她来找您，”科罗特科夫灵机一动撒了个谎，“我们一定要查明这个姑娘是谁，她可能同他的死有牵连，或者知道重要情况。”
  “但是我可更不知道你们说的是谁了，”沃洛霍夫耸耸肩膀，“薇拉·尼古拉耶芙娜听她丈夫说这是他的一个同事的姐妹。说实在的，我所知道的就是这些。”
  “也许，您能回忆起一些细节？”科罗特科夫央求道，“您明白，死者的同事很多，其中一半人都有姐妹，她患的什么病？”
  “我哪能知道？”沃洛霍夫摊开手，“这个病人我也没有见过。据我的理解，问题恰恰正是要诊断她患了什么病。”
  “薇拉·尼古拉耶芙娜说，开始约定的是他们星期五来访，后来又推到另一天，因为你另有要紧事，是这样吗？”
  “是的，是这样。”
  “您把这个情况提前通知薇拉·尼古拉耶芙娜的丈夫了，是吗？”
  “当然，我提前通知了。在首次预约日期的前一天。”
  “您是以什么方式通知的？通过薇拉·尼古拉耶芙娜？”
  “不是，我亲自给他打了电话。”
  “什么时间？”
  “早晨，我刚上班。难道这有什么意义吗？”
  “您要明白，查清奥列格牺牲前几天的行踪对我们很重要，因此关于他几点钟具体在什么地方的所有情报对我们都有价值。您是给他的家里打的电话吗？”
  “当然。我没有别的任何电话号码。”
  “在几点钟？”
  “嗯，大约……早晨8点左右。在8点到9点1刻之间，这更准确些。”
  “你们谈了很久吗？”
  “根本不久。我向他解释了情况，并且请他把咨询时间从星期五推到下星期一。他同意了。这就是全部谈话。”
  “请您说说，您早就同薇拉·尼古拉耶芙娜相识吗？”在此之前一直暗中观察沃洛霍夫的塔什科夫抓住了主动权。
  “从我给她看病开始，”沃格霍夫回答，“我们的相识是医生同病人的相识。”
  “再具体一些？”
  “一年左右。”
  “这够久的，”塔什科夫说，“薇拉·尼古拉耶芙娜从来没有向您透露过家庭问题吗？她没有说起过她的丈夫有对头吗？”
  “亲爱的，您别混淆不同的事情，”瓦列里·瓦西里耶维奇宽厚地笑了，“她丈夫的对头，这绝对不是家庭问题，而是他的个人问题和公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