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你的叶莲娜有父称吗？”谢卢亚诺夫怀疑地问道，“难道她是个就像通常说的圣经家庭中的无性诞育的孩子？”
  “有父称，”娜斯佳笑笑说，“但是我不知道，不过我知道，25年前她是著名的舞台歌唱家。现在她应该有50～60岁。找得到吗？对了，她的丈夫当时是中央机关工作人员。”
  “这个显赫的特征，”尼古拉嘿嘿一笑，“阿西卡，你为什么要当密探？你应当去干考古。你这么愿意发掘古代历史。好吧，我去找找。怎么谢我？”
  “我在小卖部给你买个面包。”娜斯佳许诺说。
  过了半个小时，向戈尔杰耶夫上校报告完工作，她重新来到谢卢亚夫那里。他仍然在写自己的文件。看来，办公室在这半个小时之中没有任何变化。只是三十分钟前放在地板上无声无息的茶炊，现在挪到了小柜上，正咝咝响得欢。
  “面包呢？”谢卢亚诺夫询问地抬起眉毛，“我已经烧上茶炊了。”
  “罗曼诺夫斯卡娅呢？”娜斯佳摹仿他的口气反问，“我不预先支付。”
  “你误会了，姐们儿。我有生以来从不死气白赖要预付。还有，你自己从事这些考古发掘图的什么？考古学家我见得多了，一般都是找骨头架子。因此我给你找到了一具尸体。”
  “科利亚！”她绝望地呻吟了一下，筋疲力尽地缩进椅子里。“你说，你开什么玩笑。我的全部希望都寄托在这个罗曼诺夫斯卡娅的身上了。”
  “好了，请你原谅，”尼古拉摊开两手说，“没有满足您。但是我尽了力了。不，真的，阿霞，叶莲娜·罗曼诺夫斯卡娅从楼梯上摔了下来，处于连续神志不清状态已经很多年了。颈椎摔伤了。因此酒精有害，要注意这一点。”
  “这是什么时候的事？”
  “不太久，你只迟了一丁点，早点想起来，就赶上她活着了。”“科利亚，你这种愚蠢的玩笑有完没完？我这儿挂着一件谋杀案，你却嘻嘻哈哈。”
  “是不是挂着一件案子？”他询问道，“据我所知，这样的‘悬案’你至少有三件。我们每个人都不比这少。所以不用悲观。我们继续工作。叶莲娜·弗拉基米罗芙娜·罗曼诺夫斯卡娅两个星期前去世了。她一个人生活，由于她酗酒无度，丈夫早就抛弃了她。一个成年的女儿独立生活。”
  “女儿的地址呢？”娜斯佳疲倦地问。
  “阿霞。她不是一般地独立生活，而是非常独立，独立到你找不到她。当然，我能尽心竭力为你去搞她的地址，不过你要考虑到，这条街在悉尼，乘飞机得飞十六个小时。”
  “真不走运。她到澳大利亚很久了吗？”
  “1989年去的，顺利出嫁，就远远地离开了精神失常的酒鬼妈妈。从此一次也没有回过俄罗斯，我核查过了。”
  “谢谢你，科林卡，你是真正的朋友。只是遗憾，所有的线索都断了。”
  娜斯佳脸上显得茫然，以致好心肠的乐天派谢卢亚诺夫霎时间充满了同情。
  “你想向她打听什么？也许，我们试试怎么从别的渠道问清楚。”
  “唉，科利亚，我要向她打听一个医生的姓。他二十多年前给她做过检查。”
  “这有什么难的？有医疗病历卡和其他的东西。”
  “一切都是私下进行的，极其秘密。舆论界不应该知道一位夫人、歌唱家经常治疗淋病和滴虫病。而让她去找我需要的这位医生做检查的正是性病专家。因此，根本没有也不可能有什么病历卡。费用按照行情用现金结账。我想向罗曼诺夫斯卡娅打听的或者是医生的姓，或者是让她去找他的那位性病专家的姓。”
  “那么，我们找找性病专家，”谢卢亚诺夫提议，他喜欢所有能撇开拼凑可恶的格式化纸张的机会，“关于他都说了什么？”
  “他是死于1949年的施瓦伊施泰因博士的朋友，与博士的遗孀叶卡捷琳娜·维涅迪克托芙娜·阿尼斯科维茨长时间保持交往。”
  “她也死了，”他接着说，“真来劲。我怀疑，你的这位性病专家也早就不在人世了。在我们这个美好的国家，男人都不长寿。要知道他应该有80多岁甚至更老些。你有阿尼斯科维茨的熟人名单吗？”
  “有。”
  “咱们赌一瓶酒，我两天之后给你查清楚性病专家的姓？”
  “你刚才还在说饮酒有害。”
  “谁说我要喝酒了？我赢你这瓶酒，带回家去珍藏在柜子里。用不着的时候就摆着。譬如有时客人来了，我就犒劳犒劳谁。”
  “好啊，你这该死的敲诈犯，居然敲诈我。你也在办阿尼斯科维茨案，所以，完成我的委托，是你分内的职责。”
  “阿西卡，跟你玩儿不行！你随时准备扼杀最浪漫的激情，我需要的是刺激而不是履行职责。如果我和你打赌，我的激情就来了，否则，太乏味了。”
  “啊，你是在找乐子。好，说定了，我给你一瓶酒，只要找到他，请吧。我让这案子搞得焦头烂额，时间在流逝，却一点进展也没有。‘小圆面包’已经不拿正眼瞧我了，他也不能理解，为什么所有的线索都卡住了。案子就像着了魔一样，没有一种合理的说法。那位传说中的医生是惟一的线索了。”
  他们还就酒瓶的大小和白兰地的品牌讲了一番价钱。娜斯佳回到了自己的办公室，她的情绪糟透了。她同罗德钦科谈话时突然冒出来的希望转眼间就化为泡影。罗曼诺夫斯卡娅死了，性病医生大概也死了。她已经不怀疑，两天之后，科利亚·谢卢亚诺夫将告诉她的正是这个结果。阿尼斯科维茨被杀害了。所有能够通向这个与加利娜·捷利辛娜约会了许多年，现在肯定是顶着化名到医院去探望她的孩子们的那个人的线索一下子全部断了。这个人在中断来往很长时间之后，又开始到叶卡捷琳娜·维涅迪克托芙娜的家里去，并且是在她不明原因的死亡之前不久。
  罗曼诺夫斯卡娅之死，对一个严重酗酒的人来说是正常的。但是时间太巧了。这里是否有捉摸不定的大夫“萨沙叔叔”的功劳呢？娜斯佳缩成一团，心里想着，询问死者的熟人和邻居是一项需要耐心细致的工作，刚刚围绕阿尼斯科维茨死亡的事实进行过一遍，又不得不为罗曼诺夫斯卡娅的案子重来一遍。这需要大量的时间，也需要大量的气力。而她既没有时间，也没有气力。
  马尔法修女用残疾人小车把加利娜·捷列辛娜推到疗养院外面开阔的公园里，她们散步散了很长时间，一小时前还是艳阳当空，现在却云起满天，刮起了强烈的冷风。加利娜冷得肩膀发抖。
  “太冷了，”她任性地说，“我们回去吧。”
  “还早。你应该多在室外的新鲜空气中呆呆。”修女不同意。
  “可是我都冻僵了。”
  “我去给你拿件暖和的东西来。”
  “那好吧，不过要快点，要不我会感冒的。”
  马尔法小姐急急朝大楼走去。上到二楼，她推开加利娜房间的门，开始翻衣柜里的东西，想找一件暖和的短大衣和三角头巾。突然，身后响起了沙沙的脚步声，修女转过身，她看见一张熟悉的脸，她刚想笑一下打个招呼，那男人一个箭步蹿上来，眨眼间，有力的手指卡住了她的脖子。嘴里“卟哧”一声吐出一口气，女人只来得及明白一点：这一下她死定了。
  娜斯佳喜欢丈夫在家里等她。的确，每当她在这种恶劣的精神状态下回到家的时刻，想到不可避免的晚餐谈话就觉得不堪忍受，使她像生病似的皱紧眉头。不过这种情况不常有。阿列克谢认识她很多年了，上中学的时候就认识她，从来都善于准确地感知她的情绪并及时保持沉默。
  今天，娜斯佳的精神状态远不是最快乐的，但是也不至于沉重到不高兴与丈夫重逢的地步。他出差返回时，顺路到住在朱可夫斯基的父母家停了几天，刚刚回到莫斯科。
  廖沙用非常吃力的咳嗽和严重的鼻塞迎接了她。眼睛发红，鼻子发肿，他的整个外表把痛苦展现得淋漓尽致。与娜斯佳不同，他很少生病，这一次感冒使他很不习惯，因而烦躁不安。
  “老天爷！”看见心爱的丈夫，娜斯佳两手一拍，“你在哪里弄成这副模样？”
  “大概是在飞机上。”阿列克赛费力地嘶哑着嗓子说，“已经是第四天受罪了，是最厉害的时候，你一般都用什么治疗？”
  “什么也不用，这你知道。我等着肌体自己康复，不必娇惯它。但是我的方法不适合你，你真的需要马上治疗。我也没有感冒药。”她心慌意乱地说，“你为什么不给我往办公室打个电话，告诉我一声，我可以到药房去看看。而这时候已经晚了，到处都关门了。”
  “好了，勉强坚持到明天，早晨我自己去，现在去吃晚饭吧。”
  晚饭后，娜斯佳让丈夫用芥末熏腿，用沙布包上洋葱末塞到耳朵里——一种有效的治伤风的民间偏方，往脚上抹松节油，套上厚袜子。她自己从未试过这种疗法，但是听别人说过该怎么做。
  “你专门折磨我。”廖沙痛苦地嘶哑着声音说，当她给他擦刺鼻的松节油时，他双腿抽搐着，他最怕呵痒，“你想让我死啊。你这害人精，应该生在中世纪的西班牙。”
  “对不起，弄差了五个世纪。不过我不是有意的。好好躺着，我不想让你死。如果没有你，谁给我做饭吃？”
  “你真自私。”他埋怨道。
  但是，当折磨终告结束时，他蜷到被子里，马上就酣然入睡了。娜斯佳踮起脚尖走进厨房，她还不想睡觉，她决定先把吃晚饭用过的餐具洗干净，再看会儿书。最近几个星期，她买到了五本让她感兴趣的书，但是哪怕打开其中的一本也没有时间。她这个捧书夜读的甜蜜梦想是注定不能实现了。娜斯佳刚洗完餐具，用毛巾擦干手，让她事先将铃声调到最低限度的电话悄然响了。
  “没打扰你睡觉吧？”话筒传来科罗特科夫精神饱满的声音，他今天值夜班。
  “暂时没有。”
  “那就请你听一个睡前故事吧，好睡得甜蜜些。”
  她的心脏由于预感不祥而隐隐作痛。尤拉没有为无谓琐事半夜里打电话的习惯。
  “马尔法小姐被杀害了。是被掐死的。就在加利娜·捷列辛娜的房间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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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伊拉·捷列辛娜从来没有仔细想过“人能快速轻易地习惯舒适，但是要疏远舒适却很久很难”这句话的含义。在她的生活中只有一个突变。她从一个无忧无虑生活在大家庭中的小姑娘突然变成了孤儿，形单影只地进了寄宿学校。不过事隔久远，创痛已经渐渐平复淡忘。从此以后她的生活一直很艰辛，简直没有习惯舒适的机会。
  奥列格每天到“格洛利亚”来耐心等她做完工作，然后送她回家，已经几乎一个星期了。有两次他同她一起上楼进屋，踮起脚尖走进她的房间，大约过一个小时依然这样悄不出声地离去。伊拉很怕打扰年岁不轻、品行端正的房客。同时她也不想开先例。据奥列格说，到星期五，他们要去找那位医道高明的医生，他答应给伊拉看病并且确定治疗的可能性。但是到星期五还有两天。
  她还没有习惯考虑“如果……会怎么样”，她生活在家庭里的时候，似乎没有这个必要，而且考虑这些她那时还小。后来中学毕业，凡事都得自己做主，她果断地决定在什么情况下做什么、怎么做。为了攒钱给巴甫利克治病，需要多少就做多少工作。还要再工作接着攒钱给爸爸立碑。没有什么“如果”或者“万一”可言。奥列格·热斯杰罗夫立即成了这个计划的一部分，但是他这一部分不是决定性的或者主要的。他诚实地警告过，妻子怀着孩子，过三个月就要分娩。这么说，他还是会每天晚上到“格洛利亚”来，等伊拉洗完餐具擦好地板，就送她回家，有时候（当然不是每天），会到楼上她的屋里去。就这样到永远。
  从市场下班之后，伊拉跑回家，冲完淋浴，匆匆吃点东西，就赶着去医院。最近一次，她觉得巴甫利克，她非常喜爱的巴甫利克脸色不好。小男孩抑郁寡欢，眼泪巴巴地说到别人的父母都给孩子带来了精致的玩具。伊拉到商店去打量了一下这些玩具的价格，玩具价格很让她泄气，她“买不起”。必须赶快想办法使小弟弟高兴起来，她不能看见他的眼泪。但是她暂时没有能力给他一件新玩具，因此她决定哪怕多买一点水果和糖果。如果巴甫利克慷慨地分给邻床的病友，那么他们兴许会不吝惜让他玩一玩他们的精致漂亮的玩具、构造模型和电动玩意儿。
  医院大门口停着两辆带闪光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