娜斯佳自己没有到克格勃的档案馆去。她很善于放弃情绪化的抛头露面，集中精力思考破案，但是毕竟还有一些她不能只是组织别人去做的琐事。其中包括她不能够，确切地说是不喜欢处于低三下四的地位，她被看成一个进门求人的小人物，而别人则居高临下向她施恩赐惠，虽然事实上是公事公办，既是她的职责，也是向她施恩赐惠的人的职责。她第一次也是最后一次去克格勃——联邦安全局档案馆是两年前。她没有一丁点想再去的愿望。当然，从公务纪律的观点看，这样任性是不可原谅的，民警军官没有任性的权利。但是，由于阿娜斯塔霞·卡敏斯卡娅没有过其他的任性，同事们谅解了她的这个一小“点”，并且把所有需要求爷爷告奶奶他说好话、央求在证件上签字盖章、在门外等候几个小时等等差事都承担起来了。
  第二天，尤拉·科罗特科夫把一张写有名字和地址的纸放到娜斯佳面前。谢苗·费多罗维奇·罗德钦科健在，住在莫斯科中心沃斯塔尼亚广场一幢高楼里。
  “嘿，阿西卡，给你这个档案中的讨厌鬼。”科罗特科夫精疲力竭地说。他习惯地骑坐在卡敏斯卡娅办公室的椅子上，从娜斯佳的鼻子底下强夺下咖啡杯，“也许，我这一辈子还有什么没弄懂，不过，我们这位谢苗·费多罗维奇是一位极高尚的人。凭良心说。”
  “高尚的告密者？”娜斯佳谅诧道，“竟有这等新鲜事？”
  “嗯。与其他的告密者相比较而言。你认为，一个罗德钦科就能把施瓦伊施泰因博士关起来吗？绝对不是，是那里的人一齐使劲。伊万·叶利扎罗维奇·贝绍夫也在其中。案中的告密者有十来个，而作者就是叶卡捷琳娜·维涅迪克托芙娜周围的人。那些告密信基本上写得都很干巴，没有文采。而亲爱的谢苗·费多罗维奇的信正赶巧了，在日期上它是最近的。你猜得到是个什么样的情夫吗？”
  “看来，不幸的博士严重妨碍了某某人，而这个某某人极欲把他投进监狱。他有可能向施瓦伊施泰因夫妇周围的人施加压力，迫使他们把他供出来。但这些人要么不够歹毒，要么想像力不够丰富。要么被吓得还不够，提供的材料无论如何不能将事情搞掂。而谢苗·费多罗维奇就提供了这样的材料。事情明摆着，他的歹毒和想像力应该更多一些，既然他与叶卡捷琳娜·维涅迪克托芙娜有暧昧关系。也许，其中另有曲折。比如，谢苗·费多罗维奇在某方面受施瓦伊施泰因所妨碍的那个人指使。或者他怕这个人。总之，不能不服从，虽然并不太想把情妇的丈夫弄得太惨。只是他没有别的办法。你知道，尤里克，我一直害怕从道德上评价那个时期的事件。一些人说没办法，在强迫和恫吓之下。另一些人用手指点着揭发他们说，正派的人不接受强迫或者恫吓。我不知道，谁对谁错。但是我知道一点：如果不是你本人，而是你的亲人、你的孩子受到威胁，你会做乐意做的一切事情，只要不伤害他们。我记得太清楚了，阿尔森怎么威胁我，我发疯般地为爸爸和廖什卡担忧。也为瓦洛佳·拉尔采夫的女儿担忧。阿尔森绑架了她，并且利用她来讹诈我。要知道我按照他的命令做了一切。不接案子，中断工作，解散小组，开张病假条坐在家里。至于即使不出家门，守着电话机，我反正也能欺骗他，这是另一回事，但是这已经离题太远了。但是，你为什么说，罗德钦科是一个最高尚的告密者呢？”
  “因为他没有出卖任何人。你想想马尔塔·舒尔茨对你说的话。由于你不了解情况才会按照自己的意思去解释她的话。”
  “对了，我想通了，‘大家都吓坏了’指的是害怕泄露风流韵事和夫妻反目。好了，原来，所有这些人彼此都了解，知道写了叶卡捷琳娜·维涅迪克托芙娜丈夫的告密信，揭露罗德钦科之后，又害怕他也会算计他们大家。”
  “我想，整个事情正是这样。”科罗特科夫点头称是，“可是他没有出卖他们，所以我才说他高尚。如果当众羞辱了他，自然完全会按照‘谁是审判员’的原则受到斥责。然而他没有这样做。”
  “也许做了，”娜斯佳沉思地接下去说，“但不是大家都听得见，而是悄悄地，对着热爱的叶卡捷琳娜·维涅迪克托芙娜的耳朵。也许，顺便说说，因此她才原谅他。她只需明了，他一点也不比她其余的老朋友、老交情更坏。既找到了保持沉默的力量，又不破坏同他们的关系。那么马尔塔·舒尔茨是偶然没有写密友丈夫告密信的吗？”
  “没有就是没有。”尤拉笑一笑，“她的丈夫写了。他作为一个德国人很快也很容易就被管住了，他因为担心家庭写了告密信。总之，情况极为简单。你自己明白，施瓦伊施泰因博士是个医生，而叶卡捷琳娜·维涅迪克托芙娜周围总有一帮文艺和演艺界的精英，因此不用费多大气力就能证明反革命医生蓄意‘治坏了’一批苏联艺术的骄傲，主要演员、导演、作家和画家。仅仅需要这些‘骄傲’控告一下不正确的治疗。”
  娜斯佳去找谢苗·费多罗维奇时，内心想象他是一个体弱多病、凶光毕露的人。但是她的预测只是部分得到证实。80多岁的罗德钦科当然不会给人年轻活跃的男子汉印象，但是也没有行将就木的龙钟老态。当然，年龄和疾病不饶人，但是他头脑清醒，记忆力不减当年。罗德钦科有一个大家庭，同儿子、儿媳、孙女、孙婿和两个重外孙住在一起。进入这套大房子之后的头十分钟，娜斯佳就看出来，这个大家庭都尊重老爷子。半小时后，她已经明白，谢苗·费多罗维奇当年为什么没有抛弃家庭，甚至容忍了叶卡捷琳娜·维涅迪克托芙娜两次嫁人。不可能抛下真诚爱你的人们。他们需要你，完全不是因为你钱挣得多或是占据着给你也就是给你的家庭以种种优惠和方便的要职。他们需要你，是因为你理解他们，是因为他们在你的身边感到温暖，是因为……有多种形式，多个方面的爱情，试图用语言描述爱情是愚蠢的。洋溢在罗德钦科家庭中的爱，正是由多年来对自己的妻子不忠的告密者谢苗·罗德钦科本人凝聚起来的。
  “您想谈谈卡捷琳娜？”他一面问娜斯佳，一面把她让进自己带大窗户和宽阳台的房间。
  通向阳台的门敞开着，外面是夏天的炎热，娜斯佳看见一张放着枕头的躺椅，窗台外侧打开的书上放着一副老花镜。显然，她进来之前，罗德钦科正在阳台上看书。
  “也谈谈您，”娜斯佳微微笑着说，“但是在更大的程度上既不是要谈您，也不是要谈她，而是要谈其他的人。”
  “您这么自信，我会愿意回答您的问题吗？”谢苗·费多罗维奇显出怀疑的神气问。
  “相反，我完全没有信心，已经做好了准备，不得不请求您甚至劝说您。我有些问题直接与侦破谋杀叶卡捷琳娜·维涅迪克托芙娜案有关。”
  “只是有些问题吗？其余的呢？”
  “我向您提出其余的问题纯属好奇。如果您不想回答，我也不会勉强。怎么样，说定了？”
  “好吧，”罗德钦科咂咂嘴唇说，“请。我们出去透透气，房间里闷，我不喜欢闷热。”
  娜斯佳愉快地接受了邀请。在阳台上可以放心大胆地抽烟，不必拘束，也不必问主人允不允许。罗德钦科坐在自己的躺椅上，让她坐在稍低些的带坐垫的折叠椅上。
  “我理解得对吗，杀害卡捷琳娜的罪犯，你们至今没有找到？”罗德钦科半信半疑地问，“难道查找罪犯这么复杂吗？我们那个时候没有这种难题。涉及这么多的贵重物品，它们不可能在第一个角落里就卖光，能在很短的期限内相当顺利地揭露罪行。妨碍你们的到底是什么？”
  “动机，”娜斯佳简短地回答，“我们没能够查明动机。就是说，没能够找出有杀害叶卡捷琳娜·维涅迪克托芙娜动机的人。”
  “您是想说，收藏品并未失窃？”谢苗·费多罗维奇说不出来地吃惊。
  “收藏品完好无缺。”
  “那是为什么呢……况且，当然，您自己刚才说，您不知道为什么。这太奇怪了。没有更奇怪的了。”
  “就是说，您以为，谋杀阿尼斯科维茨仅仅是为了油画和钻石吗？”她更准确地补充说。
  “还能为了什么呢？我千百次对叶卡捷琳娜说过，劝她不要对这些贵重物品掉以轻心，既然她不想卖掉它们，那就在有生之年把它们捐赠给博物馆，这些东西在博物馆里会安全无恙。反正根据遗嘱也是由博物馆全盘接收。但是她固执己见，说想陪着这些东西终老余生。我没能够说动她。”
  “您认为叶卡捷琳娜·维涅迪克托芙娜没有也不可能有仇人吗？”
  “怎么会呢，有仇人是可能的，”他沉默了，接着又补充道，“但是仇人，据我所知，没有。卡捷琳娜是一个少见的绝对是大家都喜欢的人。不可能不喜欢她。”
  “谢苗·费多罗维奇，您知道叶卡捷琳娜·维涅迪克托芙娜保护过熟人的风流韵事吗？”
  “当然。当我不再是她的圈子中的一员之后，她还乐意同我讨论这些韵事。大概，您知道这段可悲的往事，既然您到我这里来。”
  “非常粗略，一点皮毛而已，”娜斯佳点点头，“大部分我都不清楚。不过这正好是您不一定非回答不可的问题，如果您不愿意的话。”
  “您还有什么不清楚呢？”
  “比如，叶卡捷琳娜·维涅迪克托芙娜为什么瞒着大家同您继续约会的问题。这有什么可害羞的？您在她的丈夫被捕和死亡一事中的作用只涉及她，而对此取何态度是她个人的事情。她宽恕了您，与此同时，她为什么应当看别人的眼色呢？我对此不理解。”
  “我尽量向您解释清楚。至少，我明白您的疑惑。当时，在1949年，我32岁，我的儿子3岁，女儿刚刚出生，我也十分清楚，如果我不服从的话，等着我的家庭的是什么。我尽自己所能抵制了很长时间。我建议利用施瓦伊施泰因家的其他朋友们的帮助，指出了他们的名字，既然卡佳的丈夫注定要被逮捕，我指望他的落难至少不是出自我的双手。我不知道，为什么其他人的检举没有促使他们动手，但是我确实知道有人检举，并且知道是哪些人提供的。”
  “您从哪里知道的？”
  “我知道了。在全面监视和大逮捕时期，也有过连环保，我在机关里有一些朋友给我通报消息。最可悲的是，所有写过告密信检举卡佳的丈夫的人都留在了她的圈子里，继续到她的家里去，多年以来被她继续当做朋友。您要是看见就好了，当施瓦伊施泰因死了以后，他们如何向她表示同情！他们那时候都年轻，发生争吵的时候他们都还活着。我由于不小心丢失了几张异议书，卡佳对这些话不理解，但是他们都很清楚。我大声引用了不同告密信中的一些话，这些告密信的作者，在卡捷琳娜把我拒之门外的时候都在场，他们心里非常明白，我全都知道。您知道吗，按照‘自己是傻瓜’的原则，我不赞成把所有的关系都查个水落石出，所以我没有以揭露其他人来报复。说到底，报复他人不能减轻我的罪过，我承认了它，而其他人的罪过就让它埋在他们的良心中吧。”
  “叶卡捷琳娜·维涅迪克托芙娜知道了写告密信检举她丈夫的不止您一个吗？”
  “如果知道，也不是从我这里，我没有告诉她。”
  “为什么，谢苗·费多罗维奇？难道当时所有写了施瓦伊施泰因告密信的人当中，痛苦的只有您一个，而其余人继续围着您心爱的女人跳舞没有刺痛您吗？”
  “刺痛？”罗德钦科沉思地重复了遍，“也许。您知道，我同您的谈话很奇怪。要知道我同任何人都不能谈这件事情，我只同卡捷琳娜谈，她比我整整年轻五岁，而过了50岁之后，五岁的差距已经算不上差距了。因此甚至对她我也不能做到绝对直言不讳。而现在在您的面前，我才明白老年人有自己的优势：跟自己的同龄人讨论这个题目我会不高兴的，而跟年轻人——请吧。在您的面前我不觉得不好意思。也许，是因为现代的年轻人更加不在乎道德，因而更加宽容他人的罪过，对犯罪更加冷漠。您不至于唾沫横飞地指责我，对吗？”
  “对，但是并非因为我不在乎道德。在某些方面大概您是正确的。谢苗·费多罗维奇，要是一个年轻些的人说这些话，我会怪他，但是我不能怪您。”
  “您看，”罗德钦科嘿嘿笑了，“年龄是一面有用的挡箭牌。年轻迷人的女人们对我也已经不见怪了，不论我说些什么荒唐话。现在您清楚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