看来，“喀山帮”的人是牢牢相中了索科尔尼基的这间房子。现在住在那里的是伊里亚斯——一位知名人物。在他之前是沙米尔，而沙米尔又是穆萨介绍来的。加在一起是一辆“六套车”。要是找到他们的头头就好了……他就在莫斯科的什么地方，根据已经掌握的材料，他本人不是喀山人，是俄罗斯人，他的名字无人知晓，只知道化名。亏得这伙人想出了这种勾当！打着倒爷做生意的幌子四面八方往来穿梭，从俄罗斯到土耳其，到埃及，在准备圣战的穆斯林组织之间建立联系，帮助恐怖分子。他们不相信通信手段，认为最好是口头转达消息。这也对，这样更稳妥。任何无线电或者电话都可能被窃听。
  两个月以前，奥列格接受了任务，执行任务时进入了索科尔尼基的那套房子。他决定认识女主人，伊利娜·捷列辛娜，未婚，20岁。他来到姑娘晚上工作的“格洛利亚”。从那时起，他已经不能把她从脑海里抹去了。
  他对她所说的在乡村长大，冷酷无情的官员，辛苦操劳的母亲，都是亲身经历的真事。对伊拉的同情与日俱增，压在胸口喘不过气来。在没有同伊拉谈话之先，他已经知道了她的全部身世，当伊拉亲口对他讲述她的生活时，他确信，伊拉绝对没有添枝加叶夸大其辞，总而言之一句话，不是为了博取怜悯。奥列格童年时读过许多童话，家里几乎没有别的书。这许多的童话都是哥哥小时候父亲同他们一起生活时买给哥哥的。这些厚厚的印着大字的连环画，是惟一能读到的东西。塔吉克、土库曼、俄罗斯、乌克兰和欧洲的民间故事……在他用这些故事的标准看待生活的时候，他曾经相信王子和幸运，相信世界上有善良高尚的骑士迟早一定会找到他们的母亲并且帮助她。
  但是，骑士不知为什么始终没有出现。而母亲却眼看着衰老虚弱。于是奥列格暗自决定，一定要自己亲手创造出一桩小小的奇迹，不是为了向谁施恩，只是为了确认：这是可能的。这种事情经常有。就算他们家不走运，奇迹没有降临到他们的头上，但是应该存在于什么地方。因为故事都是活生生的人编出来的，既然他们能编出来，就应当是某时某地发生过的事情。如果恶有恶报是真理，那么善人应当有善报。只需要第一次推动，就会有第一件大公无私的善事，接下去连锁反应就开始了。
  他绝对不是一个乳臭未干少不更事的浪漫主义者。相反，奥列格·热斯杰罗夫过去的生活相当艰苦，他并非多愁善感。在艰苦的生活中，不得不经常作恶比行善多，尽管作恶是以行善的名义，但是毕竟恶就是恶，因为它剥夺了人们的自由、财产乃至生命。关于小小的奇迹的念头扎根于意识深处，现在极少浮上表面，但是从未泯灭。然而在认识伊拉·捷列辛娜之后，正如心理学家所说，它具有了现实意义。
  当然，根本谈不上什么爱情。今天夜里发生的事情，是他的工作，他的任务的一部分。他应该与“喀山帮”住所的女主人接触，在可能的情况下同各位房客以及他们众多的客人认识，骗取信任。尽量摸到一些有关那个化名阿亚克斯的头头的情报。化名本身引出了该头目是个大足球迷的想法。因为“阿亚克斯”是一个著名的足球俱乐部的名称。不过这一切还只是推测。因为“阿亚克斯”这个名字属于一位神话英雄。这个鬼头目选择自己的化名时的想法还只是猜测。
  但是正事归正事，奇迹归奇迹。必须同妻子谈谈她总是到他那里去的那位医生。她对他极为推崇！简直是位手到病除的神医。他要是能给伊拉治疗就好了，不管花多少钱。
  小草扫校｜｜中国读书网独家推出｜｜cnread
  上一页　　　　下一页
  5
  “深色花白头发，外貌招人喜欢的中年男人”的神秘外表，是一种模糊不清、不可靠的说法。要弄清楚细节还不简单。
  哪些人能够相当详细地描述他？首先是马尔法小姐；其次是娜塔莎、奥尔加和巴甫利克·捷列辛所在医院的护士们；再次是孩子们自己。但是只好立即把孩子们排除：“萨沙叔叔”随时可能出现，而天真的巴甫利克、奥尔加、娜塔莎马上就会告诉他，警察对他感兴趣。如果跟17岁的娜塔莎尚能商量商量的话，那么这一招对未成年的奥尔加和小巴甫利克根本行不通。他们马上就会说出去。在这种情况下护士们也不是特别可靠。谁知道“萨沙叔叔”有没有买通她们之中的谁，保持沉默或者及时通风报信。
  不过，对叶卡捷琳娜·维涅迪克托芙娜·阿尼斯科维茨遇害的那幢楼的房客，倒是可以有条不紊地展开工作。被查找的男人未必会在那里出现，甚至肯定不会出现。如果出现，就说明他与谋杀无关。但糟糕的是，只有两个人见过并且记得他，而且还是在不同的时间，楼下的一位老太太记住了他，是老早以前他频繁进出叶卡捷琳娜·维涅迪克托芙娜家的时候，这已经相当久远了。在谋杀发生前的一段时间，她没有见过他。另外一位女邻居在这楼里住的时间不长，谋杀发生前两天在阿尼斯科维茨的家门口看见过一个深色头发的男人，但是再往前却从来没有见过他。
  米沙·多岑科根据经验知道，调查这么两位证人不会有结果。不会有结果在这里指的是被侦寻的男人的本来面貌。这样想出了一个办法。
  因为多岑科已经认识了楼里的所有住户，所以他决定利用就住在阿尼斯科维茨楼上的一位艺术家的专长。费多尔在展览中心旁边给人画肖像速写，喜欢大量喝酒，但是他的眼睛仍然锐利，即便喝醉了手也不颤抖。
  多岑科先从年长的那位女证人开始。阿尼霞·卢基尼奇娜蛮有信心地指导费多尔工作，她极为满意，深谙所负任务的重要性。
  “太凸了，画得太凸了，”她指挥道，“是这样的。不对，眉毛不是这样的，再画浓一些……嘴唇嘛，嘴唇有点抿得太紧了。他的嘴唇多漂亮啊，大大的……”
  费多尔依照女人的话，顺从地修改画面。
  “嗯，你把他画得有点老气，”阿尼霞·卢基尼奇娜扫一眼画好的画，不以为然地说，“他根本不是这副模样。”
  他们又重新开始，长圆脸、发型、鼻子、嘴唇、眉毛、眼睛、下巴、皱纹。
  “看看，现在怎么样？”多岑科满怀希望地说。
  “现在好了。”很快将满94岁的女证人满意地说。
  他们带着肖像找到另一位女邻居，在阿尼斯科维茨死前不久看见过“萨沙叔叔”的那一位。
  “你们怎么搞的，”她看了一眼画，惊奇地说，“这根本不是他。”
  “这么说，”多岑科疲劳地叹口气，“他来过了。让我们从头开始。您说的‘根本不是他’怎么理解？”
  “怎么说呢，”女人有些慌乱地说，“不像。”
  “这不是一回事。”米哈伊尔耐心地开始解释，“你能好好想象一下演员皮埃尔·雷沙尔吗？”
  “这是他的肖像吗？淡黄头发，穿皮鞋的高个子男人？”
  “对，就是他的。”
  “当然，”女人微笑了一下，“他是这副外表，决不会把他同任何人弄混。”
  “现在请看。”他从皮夹子里抽出几张照片，把其中的一张拿给女证人看。“是他吗？”
  “根本不是他，”她立即回答，“这哪里是雷沙尔？是米哈伊尔·乌里扬诺夫。”
  “这一个呢？”
  他递给她另一张照片，照片上印着精心化装成雷沙尔的人，惟妙惟肖，但还是能看出来不是法国电影演员。多岑科走访证人时总是随身带着几套专门准备的照片，因为他早已学会：直观的范例总是比最详细的口头说明效果更好。
  “这一个呢？”
  女人一边仔细端详着照片上的脸，一边沉思着：“总的看来像雷沙尔。不过，我看这毕竟还不是他。”
  “很好。现在请看这张照片。”第三张照片上的人，只不过没有化妆，但是戴着假发，很像雷沙尔的发型。
  “不，”她摇摇头，“这个不像。”
  “为什么？”多岑科马上问，“您看，发型完全一样。”
  “但是脸型不一样。”
  “鼻子一样长。”米哈伊尔坚持道。
  “长鼻子，但是脸型不一样。”女人不让步。
  “现在理解‘根本不是他’同‘不像’的区别了吗？”
  女证人大笑起来。
  “您说得对……真想不到这么有趣。我从来没有认真想过。请把肖像递给我。”
  她重新审视着费多尔的创作，不过更仔细。
  “不错，您说得对，不能说这‘根本不是他’。还是有相似之处，但是那个男人的嘴唇要薄一些，干瘪一些，眼睛也没有这么大……”
  费多尔又画起来。结果他的铅笔画出来的一张脸，与在阿尼霞·卢基奇尼娜指导下制作出来的那张脸几无共同之处。
  米沙早就知道会是这样。阿尼霞·卢基奇尼娜见过这个男人多次，但是从那以后过去了好几年，他已经六年没有露面了。她最后一次看见他时，她将近90岁，很自然，在她看来，他显得像个毛头小伙子，因为那时他比她年轻四十岁，如果不多的话。另一位女邻居看见他是在现在，他又长了六岁，而她才27岁，他大概显得像个龙钟老人了。这就是认识他的脸与描述面容的差别，不行，从这两个女人口中不会有任何结果。
  谢过年轻女人，多岑科在楼梯上同费多尔告别。
  “也许，到我那里坐坐？”好客的艺术家提议，“喝上五公升？”
  米沙不想喝酒，外面很热，必须回去工作，事情积得太多了。但是他坚决遵守一条戒律：必须和证人交朋友。和志愿助手尤其如此。费多尔，当然，如果米沙不去喝伏特加，未必会生气，但是下一次就别再指望他的理解和帮助了。而这个恼人的下一次可能就发生在明天。多岑科总是怀着单纯的羡慕注视着比他自己侦查经历长得多的同事们的工作，他们有句著名的口头禅：“我的小人儿悄悄说。”似乎他们在每条街、每个机关都有这样的“小人儿”。而米沙自己的“小人儿”暂时很少。怎能知道，有朝一日，费多尔不是呢……
  “喝上五公升——这个主意太好了，”他愉快地回答，“谢谢邀请，我去买点下酒菜。”
  “我有，”画家已经忙得疲惫不堪，“什么也不用买。”
  他们往上爬了两层楼。在费多尔住的那套房子里住了五家人。走廊又窄又长，照例，摆满了用具，从盆、桶，到自行车、滑雪板。
  “走这边，不过要小心，别蹭上油漆，”画家提醒道，“这里刚刚刷过门，油漆还没有干。”
  费多尔的房间宽敞明亮，天花板很高，第一眼就可以感觉到这里有女人。新洗的窗帘在擦得一尘不染的窗户上挂着，沙发旁边的小柜上放着一排漂亮的化妆品小瓶子。
  “我们不妨碍你的女主人么？”米哈伊尔以防万一地问，“如果她看见我们放纵自己酗酒，她回来会吵架的。”
  “她不回来，”费多尔不在乎地回答，“她今天昼夜上班，要到明天早晨才回来。”
  “那好吧。”
  趁费多尔摆桌子，从房间一角的冰箱里往外拿食物的工夫，多岑科浏览了一遍挂在墙上的画。
  “是你的作品？”
  “嗯，”画家闷声闷气地说，“喜欢吗？”
  “喜欢。我以为你只在街上作画，并且马上就卖给定货人。”
  “不能一概而论！有时候定货人不喜欢，拒绝取画，我就剩下了。一般是为了练手，不要丢生了。”
  “拿什么人来练手？”
  “要看碰上什么人，邻居、熟人，有时候只是头脑里的想象。你知道，冬天活少。天亮得晚，黑得早，谁都不情愿站在寒冷中，无论是我还是顾客。因此冬天我更多的是在出版社里干活，当然，不是大出版社，那里有自己的大师，而是挣几个零花钱，我在那里设计封面，或是广告招贴画。为了不丢生，只好什么都画。铅笔肖像是一件特殊的事情，尤其是要快。为了突出容易辨认的面部线条，经常需要练习，要不顾客会说不像。你请坐吧，侦探，都弄好了。”
  米沙坐到桌边，怀疑地看一眼主人的下酒菜，举起高脚杯。
  “来，为了我们的相识。”他提议。
  “干杯。”费多尔赞同地点点头。
  他们就着鲱鱼罐头和西红柿片喝了第一杯，画家随即斟满了第二杯。
  “你经常去哪些地方？”多岑科坐到了对面。
  “但愿能到处跑跑，让子弹都追不上，”费多尔认真地解释，“为你，为你的成功干杯。你不能不成功。”
  “这话对。”多岑科承认，但是恐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