弹道调查结果如何呢？　这是他应该着手弄清楚的。马丁·贝克拿起电话。今天真不是个好日子，他拨了六通电话，四通在一个女人说“请等一会儿”之后就被挂断了。最后他终于找到那个十七天前曾经打开斯韦德胸腔的女人。
  “是的，”她说，“现在我想起来了，有个警察找我去挖出那颗子弹。”
  “勒恩侦查员。”
  “我想是他，是的，我不太记得名字了。不过反正不是最早接手的那个家伙——我是指阿道夫‘古斯塔夫松。他的经验似乎不太丰富，一开口总是说‘当然’或‘嗯’。”
  “事情是怎么样的？　“噢，就像我上次告诉你的，刚开始警察似乎不大想管这件案子，没有人要求做弹道比对，最后还是那个北方佬打电话来要我做的。其实我也不太知道应该怎么处理那颗子弹，但是……”
  “嗯？　”
  “把它扔掉好像不太对，所以我把它装进一个信封里，然后附上我个人的一些意见及这颗子弹的分析等等，当它是真的谋杀案来处理。不过我没把子弹送到实验室去化验，因为我知道他们那里忙得不得了。”
  “那后来你怎么做的？　”
  “我把信封放到一边去，『旦是忘记放在哪儿了。我是新来的，没有自己的档案柜，可是最后我还是找到而且送出去了。”
  “那东西检验了吗？　”
  “哦，这我就不方便问了。不过我想，做弹道检验的人收到它之后应该知道怎么做，即使是起自杀案。”
  “自杀？　”
  “是啊，我写在上面了，那个警察一来就说这是自杀案。，，“嗯，这样的话我得打电话找实验室的人了，”马丁．贝克说，“但是还有一件事我想要问你。”
  “什么？　”
  “在验尸期间你注意到什么特别的事情吗了？　’’“有，他举枪自尽，在警方的报告里写得很清楚。〃　“我说的是其他的事。你觉得斯韦德有没有可能在生前已病得很严重？　”
  “没有，他的内脏看来都很正常，但是……”
  “但是？　”
  “但是我没有很仔细地检查他所有的内脏，我只是确认死亡原因而已，所以我只看了胸腔部分。”
  “你是说……”
  “心和肺，大概就这样吧，它们没有什么问题，不过已经不跳了。”
  “除此之外他可能患有任何疾病吗？　”
  “当然，任何疾病，从痛风到肝癌都有可能。对了，你为什么问我那么多这个案子的问题？　你只是做例行调查，不是吗？　”
  “问问题正是我们例行的工作。”马丁．贝克说。
  他结束了问话，想随便找一个实验室里的弹道专家谈谈，但找不到，他不得不打电话给那个部门的主管。这是一个叫奥斯卡’耶尔默的男人，他是一位有名的犯罪学家，也是个讨厌与人沟通的人。
  “哦，原来是你。”耶尔默酸溜溜地说，“我听说你要被升为局长了，不过也许希望渺茫。”
  “怎么说？　”
  “那些局长如果没在外面打高尔夫球，也没在电视上胡说八道，”耶尔默说，“那一定是坐在房间里思考自己的前途。再怎么样他们也不可能打电话给我，还问这么一大堆不用问也知道的问题。这次你又有何贵干？　”
  “我只是想问一个弹道比对的结果。”
  “只是？　是哪一件案子，如果我可以知道的话？　随便哪个疯子都可以送个案子来，我们现在有一大堆案件堆在这里没人处理。前几天我们拿到一个梅兰德送过来的便桶，那家伙想知道有多少人在里面拉过屎。它都快满出来了，当然也好几年没有清空过了。”
  “挺惨的。”
  弗雷德里克…　梅兰德曾是凶杀组的一名侦查员，许多年前他是马丁·贝克手下的一员大将，后来被转到窃案组，上级希望他可以控制那些日渐猖狂的窃贼。
  “是啊，”耶尔默说，“我们的工作本来就很惨，但是似乎没有人能了解。警政署长这几年根本没来过几次，去年春天我问他是否能和他谈谈的时候，他竟写了个便条来，说他正在为可预见的未来烦恼。”
  “我知道你很为难。”马丁·贝克说。
  “这还用说？　”耶尔默稍感安慰地说，“你根本无法想象这里的情况。但是只要获得些许的鼓励或谅解，我们都会很感激的。当然，我们还没获得过。”
  这种人极爱发牢骚，却也很聪明，对谄媚的话可敏感了。
  “你能熬过来真是难得。”马丁·贝克说。
  “不只这样呢。”耶尔默现在变得非常和蔼。“这根本是个奇迹。好啦，你要问什么弹道的问题？　”
  “是从一个被枪杀的家伙身上拿出来的子弹。他叫斯韦德·卡尔·埃德温·斯韦德。”
  “嗯，”耶尔默说，“我知道这个案子，典型的事件。自杀，他们是这么说的。法医把子弹送过来，可是没有告诉我们要做什么。我们不知道是镀上金后送到警察博物馆去，还是用别的办法处理。或者这是礼貌地暗示我们应该放弃一切，用颗子弹毙了自己？　”
  “那颗子弹长得什么样子？　”
  “那是颗手枪的子弹，击发过的。你没找到那把枪吗？　”
  “没有。”
  “那怎么会是自杀？　”
  一个很好的问题，马丁·贝克在笔记簿上记上一笔。
  “子弹上有任何特征吗？　”
  “噢，它有可能是从一把点四五的自动手枪里射出来的，不过这种枪有很多种。如果你把空的弹壳拿来给我们检验，也许我们可以告诉你更多东西。”
  “我还没有找到弹壳。”
  “没找到？　我可以知道斯韦德这家伙向自己开了一枪后做了些什么吗？　”
  “我也不知道。”
  “通常内脏有颗这种子弹的人，行动会迟缓下来，”耶尔默说，“他们没办法再做什么，大部分的人只能躺下来等死。”
  “是的，”马丁·贝克说，“非常感谢。”
  “谢什么？　”
  “谢谢你的帮忙，也祝你好运。”
  “请不要说笑。”耶尔默说。
  他放下电话。
  原来如此。不管是斯韦德本人还是别人射出这致命的一枪，他都不用太担心结果，只要用一把点四五的枪绝对能达到目的，即使没有命中心脏。
  但是这次谈话有任何收获吗？　没有武器，甚至连弹壳都没有，光是一颗子弹是无法成为证据的。但是有一件事可以肯定：耶尔默说那应该是把点四五的自动手枪，而众人皆知他绝不信口开河。所以斯韦德是被一把自动手枪杀死的。
  然而其余的事还是没有答案：斯韦德似乎不是自杀的，而且也不可能是被别人开枪打死的。
  到了七点钟他还没有回家，虽然他已经下班两个小时，而且也无法再做进一步的调查。努力了一天，他只得到一些无关痛痒的消息，最具体的收获大概就是他的右食指开始疼了，那是他拨了一天电话的成果。
  这一天他最后的任务是在电话簿里找出雷亚·尼尔森的电话。当然，她的名字在里面，但是上面没有标明她的职业。他的手在拨盘上移动，却想到自己并不知道要问她什么，至少没有斯韦德的事好问。
  要说这是工作上的需要，根本是在自我欺骗。他事实上没有什么目的，只是想知道她是否在家，而他真正想问她的事也很简单：我能过去坐一会儿吗？　马丁‘贝克的手从电话上移开，把电话簿推回原位。接着他开始整理书桌，扔掉一些多余的废纸，把铅笔归位，也就是放回笔筒里。
  他很小心地、慢慢地做着这些事，事实上只是想拖时间。譬如，他花了半小时确定一枝圆珠笔的伸缩装置已经坏掉，然后才把它丢进废纸篓里。
  警局里当然还有别人，在不远的地方，他听到几个同事用尖利而愤怒的声音在讨论一些事情。他对他们正在谈论的事一点儿也不好奇。
  出了大楼后，他走到仲夏夜广场的地下铁车站。通常他必须等一段不算短的时间才会有火车。从外面看，这个车站的外观还算不错，但是里面早就被破坏得乱七八槽，椅子都歪歪斜斜的，所有能移走、拆下的都被搬走了。他在旧斯坦下车，走路回家。
  马丁。　贝克继续他的工作。他从银行方面开始着手，经验告诉他这要花上许多时间。没错，瑞典银行的保密功夫并不到家，但他还是有数以百计的财务机构得查证。由于目前的存款利率低得可怜，所以许多小额存户喜欢把钱存到其他斯堪的纳维亚国家，尤其是丹麦。
  他继续打电话：我想询问住在某某地址、社会安全号码是XXX　的某某人的事。这个人在贵行有任何账户或保险箱吗？　虽然这类的问题很简单，但要询问的人很多。此外今天是星期五，没多久银行就要关门了，所以期望在下星期开始之前得到答案似乎是奢望。
  他也想知道斯韦德去检查的那家医院有什么说法，但必须等到下星期一。
  就他的职责而言，这个星期五结束了。此时的斯德哥尔摩正处在一片混乱中，警方阵脚大乱，大部分的民众则惊惶失措。
  不过马丁‘贝克根本没有感觉到。从他的窗户望出去，可以看到一条发臭的高速公路和一座工业区，而它（　光就景观而言）　今天看来并不特别丑陋。
  穿上睡衣后，他翻冰箱找啤酒，又到厨房的壁橱里找酒。可是他知道什么都找不到。
  马丁·贝克开了一罐俄国螃蟹，做了几个三明治，然后拿出一瓶矿泉水。食物没有什么问题，但是一个人坐在那里吃，实在是郁闷至极。当然，他从星期三开始就郁闷，但是那个时候情况还没有这么严重。
  他有股想做点儿事的欲望，就拿了一本还没看完的书上床。
  那是雷·帕金。写的一本爪哇湖战役的历史小说。他从头读到尾，发觉这本书写得很糟。他不了解为什么有人要把它翻成瑞典文，他想看看到底是哪一家出版社出的：诺斯塔。怪了。
  萨缪尔·艾略特·莫利森。在他那本《两大洋战争》中处理过相同的题材，但叙述得详尽多了，他短短九页的生动描绘，较之于帕金二百五十七页的长篇累牍，无疑是精彩许多。
  在睡觉前，他想到意大利肉酱面，同时对明天有点儿期待。
  一定是这种无所事事的感觉让星期六和星期日显得空虚难捱。多年来，他第一次感觉到焦躁不安，闷得难受。他出门去。
  星期日他还搭汽船到马里菲德，但是也没有什么帮助。即使是在户外，他仍觉得窒闷。他觉得与这世界格格不入，有些事他就是无法像以前那般平静地接受。他观察身边的人群，发现其实有许多人和他遭遇相同的困境，虽然他们尚未意识到，或者不愿承认。
  ①雷帕金（Rav　Parkin　，1910一2005）　，澳洲作家，自学成才的历史学家。
  ②萨缪尔·艾略特奠利森（samuel　Eliot　M0rison　，1887一1976）　，美国历史学家擅长写航海故事。
  星期一早晨他又在梦里飞驰了一场。吉托这次看起来像是卡拉丹，并且射了一发点四五手枪的子弹。等到马丁…　贝克开始进行他的例行仪式时，雷亚·尼尔森出现在他面前，问他说：“你这是在干吗？　”
  不久后，他又坐在南区警局里猛打电话。他先从放射科开始。虽然最后他得到了想要的答案，但并不是非常满意。斯韦德在三月六日星期一曾经进过医院，但是第二天他就被转到南方医院的传染科。为什么？　“我也不太记得，那已经是好久前的事了。”接电话的那个秘书好不容易才从一沓文件中找到斯韦德的名字。“他显然不是我们这里的病人，我们这里没有他的记录，上面只说他是一个私人医生送到我们这里来的。”
  “哪一个私人医生？　”
  “伯格朗医师，非专科医师。对，就在这里。我看不懂入院证明上写的是什么，你也知道医生的笔迹都是什么样，而且这张复印的照片不是很清楚。”
  “上面的地址呢？　”
  “他的办公室吗？　欧丁路三十号。”
  “至少地址还算清楚。”马丁·贝克说。
  “它就印在边上。”秘书简洁地说。
  伯格朗医师在电话答录机上留言，说他要到八月十五日才会回来。当然，医生是度假去了。
  然而马丁·贝克不想再等一个多月才知道斯韦德患的是什么病，所以他打电话到南方医院。那是家大医院，电话线路非常繁忙，他查了两个多小时才确认卡尔·埃德温‘斯韦德确是三月住进传染科的。准确地说，是从七日一直住到到十八日。然后，就他们所知，他就回家休养了。
  至于他是因为痊愈了才出院，还是因为无药可救了才回家呢？　这个问题就无从得知了，当时负责的医生正在忙，没时间接电话。这逼得马丁·贝克必须亲自出马去拜访一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