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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二　回顾之旅（2）
  “可是你知道你没有错……”
  “当然，因为我确实没错，”我说。
  事情开始得十分偶然，就像一个人正漫步越过乡间小路，却莫名地被一辆水泥卡车给撞上。二○○一年五月我到伦敦搜集詹姆斯城考古挖掘资料。当时我的朋友纽约地方检察官办公室性犯罪小组负责人琳达·费尔斯丹也在伦敦，问我想不想顺便去参观一下苏格兰场。
  “暂时不要。”我说。话一出口，我立刻想到倘若我的读者发现我是如此不情愿参观警察局、化验室、停尸间、靶场、墓园、监狱、犯罪现场、执法机关和解剖学博物馆，对我的敬重恐怕会减分吧。
  每次我去旅行，尤其在国外，我初识一个城市的门路往往是受邀见识那儿的暴力、哀伤场景。在布宜诺斯艾利斯，他们骄傲地带我去参观当地的犯罪博物馆，一个房间里陈列着许多用福尔马林玻璃罐保存着的头颅，只有最恶名昭彰的凶手才得以进入这个可怖的展览馆。看他们用那双死灰的眼珠回瞪我的模样，我想他们或许算是得到报应了吧。在阿根廷西北部的萨尔塔，我参观了五百年前遭到活埋以取悦神祇的印加幼童木乃伊。几年前我在伦敦受到贵宾级待遇，探访了一处瘟疫群葬坑，在那泥坑里移动很难不踩到人骨。
  我曾经在位于弗吉尼亚州里奇蒙的州法医办公室工作了六年，担任计算机程序设计、统计分析资料汇编以及在停尸间里帮忙。为法医病理医师们作笔记，给器官秤重，记录伤口形态和尺寸，检测那些不肯服用抗忧郁药物的自杀死者体内处方药剂含量，协助脱去身体已然僵硬、顽抗不从的死者的衣物，给试管贴标签，清洗血污以及锯骨头、触摸、嗅闻，甚至亲尝死亡的味道，因为那股恶臭会粘附在人的喉咙深处。
  我忘不了那些遭到谋杀的人们的脸孔和所有一切。我见得太多了，多得数不清。我多么希望能够在事发以前让他们全部躲进一个大房间里，求他们把门锁好或者装设警报器——至少养条狗——或者别随便停车，或者远离药物。当我看着那个为了炫耀站在小卡车后面载货平台的青少年口袋里那罐被压扁的布鲁特体香剂，心中一阵痛楚。他没注意到小卡车就快驶过一座桥底下；还有那名下飞机后拿了支金属把手雨伞而遭到雷殛的男子死得有多冤枉。
  我对暴力的强烈探究欲望早已硬化成冷静窗景观的防护胄甲，很安全但是沉重得让我往往在面对死者之后两腿发软。仿佛那些躺在街头血泊中或者不锈钢验尸台上的死者在耗损我的精力，饥渴地将我吸榨一光。死者僵死依然，我干枯依然。谋杀不是悬疑剧，用笔对抗它是我的使命。
  二　回顾之旅（3）
  我翻阅着一本席格的画册，开始思索他的种种。我首先注意到的是一幅一八八七年描绘维多利亚时期著名女歌唱家爱妲·兰伯在玛莉伯格音乐厅表演的画作。她在唱歌，然而在一群男人的眈眈注视下看起来却像在尖叫。我相信席格的所有作品都有其艺术缘由。但是望着那些画，我看见的是病态的暴力以及对女性的仇视。继续探究席格和开膛手，我不安地发现许多雷同之处。他的许多画作和开膛手杰克案的验尸及犯罪现场照片有着教人不寒而栗的相似点。
  我注意到铁床上坐着裸女的幽暗房间里，镜子中映照出着衣男人的模糊身影。我看见回荡不去的暴力和死亡踪迹。我看见一个对英俊迷人的男子毫无戒心、刚被他诱进某个房间、全然处于脆弱可欺处境的受害者。我看见一个穷凶恶极的狡狯心智，我看见邪恶。我开始将一项又一项间接证据加在经由现代法医科学和专家所发现的具体物证之上。
  当然我和法医学专家们都寄望于DNA。可是我们至少得花上一年时间，经过数百次检验之后，才能初步窥见华特·席格和开膛手杰克在七十五年至一百一十四年前留下的基因证物痕迹，亦即两人碰触、舔湿邮票和信封盖时所留下的。他们口腔内壁剥落的细胞混合在唾液中并封存在粘胶里，只等着DNA专家用镊子、消毒水和棉花棒来分析它的基因标记。
  情况最佳的是一封开膛手的信件上头发现属于单一个体的粒线体DNA序列，精确得足以排除百分之九十九人口是这名碰触舔湿信封背胶的人的可能性。同样的DNA序列图谱也在开膛手另一封信以及华特·席格的两封信上头发现。
  三　烟花女子（1）
  在八月六日这个难得的放假日里很难想象华特·席格没有参与伦敦的任何一项假日活动。对于一个资金有限的艺术爱好者而言，一便士已足够让他到东区看遍各式展览；上乘一点的，到新庞德街的高级画廊一窥柯洛、迪亚兹和卢梭的杰作也只需花一先令。
  电车是免费的——至少行驶到白教堂区的电车是免费的。这里是伦敦的服饰闹区，流动小贩、生意人、货币兑换商终年不休在这儿叫卖着商品和服务，衣衫褴褛的小孩沿着污秽的街道翻找食物，找机会向陌生人讨钱。白教堂区是“垃圾帮”的家，许多高贵的维多利亚人这么称呼这里的可怜居民。游客只要花几个小钱，便能够观赏街头杂技、狗表演和怪人秀，或者喝个烂醉，也可以找妓女——或称“烟花女”——作乐，这里有数千个。
  其中一个是玛莎·塔布伦。年约四十岁，刚和家具仓库包装工亨利·萨谬尔·塔布伦分居。他是因为玛莎有严重酗酒问题而离开她的。他是个正直的人，分手后提供她每周十二先令的零用金，直到听说她和一个名叫亨利·特纳的木匠同居才停止。但是特纳终究也受不了她的酗酒习性，在两、三周前也离她而去。他最后一次见到她活着是在两天前，也就是八月四日周六的晚上，那晚席格在河滨大道附近的盖提音乐厅画素描。特纳给了玛莎几个钱币，她拿去喝酒花光了。
  几世纪以来，许多人认为女人会成为妓女，是因为她们有着遗传缺陷，导致必须用这方式来享受性。不道德或浪荡的女人有许多类型，坏的程度不等。尽管小妾、情妇和荡妇都不值得赞扬，但最大的罪人还是妓女。妓女都是命中注定的，而且永远脱离不了那种“罪大恶极的生命路径”。十七世纪英国演员兼剧作家汤玛斯·海伍德在他一六二四年所著关于女性的历史书中发出忏语。“当我想起这个行业的某个可怜女子说过的话，心中感到无比绝望。”他说，“‘一天为妓女，终生为妓女，我自己非常清楚。’”
  性活动只能局限在婚姻制度当中，并且奉神之令，必须以传宗接代为唯一目的。女人的宇宙中心是她的子宫，每月一回的经期往往带来巨大的情绪失调——蠢动的情欲、歇斯底里和疯狂行径。女人是较低等的生物，无法从事理性和抽象思考，这是华特·席格所认定的观点。他极力主张女性无法理解艺术，她们唯有在艺术能“满足其虚荣心”或者将她们提升到“她们急于晋身的社会阶层”的时候才会对艺术产生兴趣。席格说，少数的女性天才“才够格视为男性”。
  在那个时代这种观点并不罕见。女性是另一个“族群”。堕胎是对神和社会的一种亵渎，而妇女毫无节制的生育则使得贫者益贫。女人享受性爱的唯一理由是基于生理上的必要性，为了分泌受孕所需的润滑液，高潮是必要的。在未婚的情况下或者独自体验这种“兴奋”不只违逆常理，也是对纯净健全心智的极大威胁。在十九世纪有些英国医生会借着女性割礼手术来治疗自慰。为了享受“震颤”而“震颤”——尤其是在女性之间——是全然背德的、是邪恶的、是野蛮的。
  三　烟花女子（2）
  男性或女性基督徒必定都听过这类故事。远在希罗多德的时代，那些越轨、渎神的埃及女子胆敢嘲弄上帝，任性地放纵情欲，追求肉体的享乐。在那个原始时期，花钱换取性满足是正当而非羞耻，贪婪的性欲是好的而非邪恶。当年轻的美女死亡时，一群热血的男子享用她的身体直到开始发臭、准备涂香膏为止，这行为一点都没有不妥。当然人们不会在社交场合传诵这类故事，但在席格身处的十九世纪，一般高尚的家庭都知道圣经中对妓女没有半句好评。
  无罪的人方可丢出第一块石头的告诫早已遗忘，群众争相观看公开斩首或绞刑是常有的事。不知从什么时候开始，认为父亲的罪恶会让下一代得到报应的信念转换成了母亲的罪恶会让子女得到报应。汤玛斯·海伍德在书中说“女人的贞操一旦毁损，便会带来不名誉和耻辱”。海伍德并且声称，败德女人的罪行将会遗留毒素给“由坏种和非法通奸所衍生的下一代”。
  两百五十年过后的现在，英语这语言变得稍稍浅白了点，然而关于女性和败德的维多利亚式思维依然没变：性交的目的是生育，而“震颤”只是受孕的催化剂。江湖术士以讹传讹却被当成了真理的一种说法是，“震颤”是女性受孕的必要条件。如果一个被强暴的女人怀孕了，表示她在交媾的过程当中经历了高潮，显然她是心甘情愿的。如果一个被强暴的女人没有怀孕，表示她没有高潮，则她声称遭到强暴或许是真实的。
  十九世纪的男性对女性的高潮十分执迷。“震颤”是那么的重要，让人不禁怀疑究竟有多少是伪装的。技巧的学习因此变得重要，否则男性便会被视为无能。如果女性无法获得高潮而且毫不掩饰，她的情况很可能被诊断为性冷感，这时就有必要让医生彻底检查了。而用来判定一个女病患是否性冷感的方法通常只是针对阴核和乳房进行简单的触诊。倘若在检查当中乳头坚挺，则结果很乐观；倘若病患经历了“震颤”，做丈夫的便可以安心了，因为他的妻子非常健康。
  伦敦的烟花女子，一如当时媒体、警方和大众对这些妓女的称呼，在冰冷、暗寂且污秽的街道穿梭并不是为了寻找“震颤”，尽管许多维多利亚人相信妓女之所以成为妓女是因为她们有着难以满足的性欲。要是她们愿意放弃堕落的生活方式转而侍奉上帝便能得到眷顾，从此衣食无虑。上帝照顾他的子民，救世军的女性义工勇敢进入东区贫民窟去递送小蛋糕，传达这上帝的承诺。像玛莎·塔布伦这样的烟花女子只会感激地收下蛋糕然后回到街上去。
  一个没有男人可依靠的女人，便几乎养不活自己和孩子。工作——如果能找得到的话——通常指的是在工厂里每周六天、一天十二小时担任裁缝女工来换取二十五分钱的周薪。幸运的话，她也许可以找到周薪七十五分钱，每周七天、一天十四小时粘火柴盒的工作。大部分工资都给了贪婪的房东，有时候母亲和孩子们的唯一食物就是到街上翻找垃圾得来的酸腐蔬果。
  三　烟花女子（3）
  附近码头那些外国船舶上的船员军人和在街上秘密猎艳的上流社会男性，使得陷入绝境的女人极易以出租身体来换取微薄金钱，直到它残败老朽有如她们所居住的东区废墟。营养不良、酗酒和肉体的耗损让女人迅速老化，这群烟花女因而堕入社会的底层。她们隐身在最黑暗偏僻的街坊宅院，往往如顾客们一样都喝得烂醉。
  四　身份不明男子（1）
  当玛莎·塔布伦将她的煞星带进黑暗的乔治巷公寓三十七号的楼梯间时，他发狂了，而且大意地甘冒计划可能出错的风险。
  也许她的地盘并不是他计划中的杀人地点，也许临时发生了他意料之外的事情，例如遭到羞辱、揶揄。妓女们，尤其是身经百战的老手，通常嘴巴都不会太甜。玛莎只要伸手到他的裤裆，说一句，“那话儿在哪，亲爱的？”就足够了。席格曾经在信中写下“性无能之愤慨”的字句。一百多年后的现在，我无法准确重建当时在那个漆黑污秽的楼梯间发生了什么事，但我知道那名凶手被激怒了，发了狠。
  在一个人身上戳刺三十九刀真是杀红了眼。而疯狂杀红了眼通常是因为凶手被某种情况或言语所激怒，使得他的行动脱了轨，但这并不就表示或暗示杀害玛莎的凶手没有处心积虑地预谋犯案，无论那个晚上或次日凌晨来到凶手面前的是玛莎·塔布伦还是其他女子。当他陪着玛莎走进楼梯间时就打算要拿刀将她刺死，因为他带了把长而尖锐的刀到现场，并且在离开时把它带走。也许他真的乔装成士兵。他懂得如何隐密地自由来去，并且刻意留下明显证据——松脱的纽扣、帽子、铅笔。凶杀案中最私密的两种杀人方式是刀刺和勒颈，两者凶手都需要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