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你好，真幸运！”罗杰喊道，“等等，梅纳德夫人。我想让你见见我那来自波士顿的亲戚。”他把约翰·昆西引荐给这位老夫人，接着说道：“我把他交给你了。寻遍全岛也为他找不到比这更好的向导、哲学家及朋友了。”
  老夫人看了一眼约翰·昆西，黑眼睛眨了眨，说道：“又一个温特斯利普，是吗？夏威夷到处都是他们的人。嗯，越多越快活。我认识你姑姑。”
  “约翰·昆西，紧跟着她。”罗杰提醒道。她摇了摇头。
  她反驳道：“我一百万岁了，男孩子们不再紧跟我了。他们喜欢年轻的。但不管怎样，我会照看他的——用我的好眼睛。好了，罗杰，有时间来作客。”说到这，她走开了。
  罗杰微笑着望着她的背影说：“伟大的人物。你会喜欢她的。她出身于老传教士家庭，在岛上她说话算数。”
  “那个詹尼森是什么人？”约翰·昆西问道。
  “詹尼森？”罗杰朝着詹尼森站着的地方——一群令人羡慕的女孩们的中心望去。
  “噢，他是丹的律师。我认为他是檀香山地区的重要人物之一。约翰·杰·阿多尼斯，那是他吧？”一军官走过来把那些不愿离去的人群朝跳板方向轰。“我得走了，约翰·昆西。旅途愉快！当你回来时，再给我几天时间让我尽量实现我在旧金山的承诺。”约翰·昆西笑了。
  “你对我太好了。”
  “别客气。”罗杰热情地摇摇头，“在那儿，照顾好自己，夏威夷就像天堂一样绝对安全。再见，朋友。再见。”
  罗杰走开了。约翰·昆西看见他深情地亲吻巴巴拉，然后和她的朋友们一道慢慢地上了岸。
  这位来自波士顿的年轻人走到甲板边上的铁栏旁。好几百人在岸上喊着叮嘱、诺言或告别的话。他们中间一些人在向空中洒着彩色纸片，而这种近似节日的气氛对约翰·昆西来说很陌生。船上往下放出越来越多的彩带，使之与大地连接在一起。此时，跳板被吊起来了。“泰勒总统号”船开始笨拙地缓缓离开平台。在甲板的顶端，乐队正演奏着那首最甜蜜、最令人伤感的告别歌曲。约翰·昆西惊奇地发现嗓子里似乎被什么东西堵住了。
  那淡淡的灰色连结带在慢慢地断开。在约翰·昆西身旁一只带着薄纱手套的手在挥动着手帕。他转过身发现是梅纳德夫人。她的脸上淌着泪水。
  “愚蠢的老太太。”她说，“乘船离开这儿已经一百二十八次了，这可是确切的数字，我记了日记。但每次都要落泪，我也不清楚这究竟是怎么回事。”
  轮船已完全驶离码头进入海港。巴巴拉走过来，后面跟着詹尼森。这女孩的眼睛也含着泪水。
  “我们岛上的人是一群爱动感情的人。”老夫人说道，用手臂挽起巴巴拉纤细的腰。“这也是他们中间的一位。生活方式虽与我们不一样，但在告别时，总会难过的。”
  她与巴巴拉向甲板前方走去。詹尼森停下来。他的眼睛丝毫没有流过泪的迹象。
  “第一次出来旅行？”
  “噢，是的。”约翰·昆西回答道。
  “希望你会喜欢我们。当然这儿不是马萨诸塞州，但我们会尽力使你感到像在家里一样。这是我们对待陌生人的一贯作法。”
  “我肯定会过得很愉快。”约翰·昆西说，但他仍感到有点沮丧。这儿离比肯街已有三千英里了——而且还要往前走！他朝平台上，也可能是朝罗杰挥挥手后就去找自己的客舱了。
  他获悉将与两个传教士合住一客舱，一位叫厄普顿，个子高高的，面呈柠檬色，神情忧郁，是从事外事工作的荣誉老人。另一位则是红光满面的男孩子，还没有开始他的殉道事业。约翰·昆西建议抽签决定谁睡哪个铺位，但即使这种轻微形式的赌博也令这些教会的特使们深感厌恶。
  厄普顿说：“你们年轻人睡卧铺，我睡沙发，我睡眠不好。”他的话听起来像是喜欢受罪。约翰·昆西客气地提出异议。经过进一步讨论，最后定下来，约翰·昆西睡上铺，老人睡下铺，男孩子睡沙发。厄普顿牧师似乎很失望，因为他充当殉道士由来已久，他不愿意看到任何其他人扮演这一角色。
  太平洋极不友好地摇晃着这艘大船，好像它只是漂浮在海面上的一块木板一样。约翰·昆西决定不吃午饭了。下午他在卧铺上看书。傍晚时，他感到好些了，于是在那两个传教士略带不赞同的眼神下穿好衣服去吃晚饭。
  因为他叫温特斯利普，他被邀请与船长共进晚餐。这时，他发现梅纳德夫人愉快安详地坐在船长右边，巴巴拉坐在船长左边，她的另一边是詹尼森。很奇怪，看上去岛上还有贵族阶层。然而，虽然约翰·昆西认为夏威夷岛上这种地方有这种区别实在令人费解，他还是坐在他应该坐的位置上了。
  梅纳德夫人兴致勃勃地谈论着她多次沿此航线旅行的经历。突然她转向巴巴拉问道：“亲爱的，你怎么没乘那条学院船呢？”
  “船票卖光了。”
  “胡说！”这位坦率的老夫人说，“你本来可以乘那条船。但后来——”她故意朝詹尼森望去，“我想这船非常有吸引力。”
  女孩脸有点红了，但没说话。
  “学院船是怎么回事？”约翰·昆西问道。
  老夫人解释道：“有许多夏威夷孩子在美国本土上学，每年六月大约这个时候他们正好装满一艘船。我们把它叫作学院船。今年是‘马特索尼亚号’船，是今天中午离开旧金山的。”
  巴巴拉说：“在那船上有我许多朋友。我真希望我们的船超过他们的。船长，有可能吗？”
  “嗯，那得看情况。”船长谨慎地回答。
  “咱们这船得在周二早晨到达目的地。”巴巴拉坚持说，“如果你能让我们在头天晚上登陆，该多好啊！船长，就算帮我个忙吧！”
  船长笑着说：“当你这样看着我时，我只能说我将竭尽全力。我和你一样渴望在周一靠岸。那就意味着我可以更早些离开那儿到奥连特。”
  “那么，就这么说定了。”巴巴拉高兴地说。
  船长说：“说定了是我们将尽力。当然如果我加速，就完全有可能在太阳落山后到达檀香山，并能早点靠岸。那你们就得受罪了。”
  “我将冒这次险，”巴巴拉笑着说，“如果我在周一晚上突然出现在爸爸眼前，他该多高兴啊！”
  “亲爱的姑娘，无论你在何时出现在男人眼前，他都会高兴的。”船长献殷勤地说道。
  约翰·昆西认为船长说的话很有道理。在这之前，他跟女孩子们还没有什么浪漫的交往，而只是已习惯于把她们当作网球、高尔夫球或打桥牌的对手。但巴巴拉应属于另一种类型的女孩子。她那双蓝眼睛里闪着迷人的神情，她的言行举止显示一种永恒的女性魅力。约翰·昆西可不是反应迟纯的男人。当他离开餐桌时，巴巴拉陪伴着他，这使他很高兴。他们上了甲板，站在铁栏旁。夜幕已经降临，天空中没有月亮。对约翰·昆西来说，太平洋似乎是他所见到的最黑暗、最愤怒的海洋。他郁郁不乐地凝视着海洋。
  “想家了吧，约翰·昆西？”巴巴拉问道。他的一只手放在铁栏上，巴巴拉把自己的手放在上面。他点点头。
  “真可笑，我经常出国，但从来没有这种感觉。今早船离岸时，我差点哭出来。”
  “这一点儿也不可笑。”她温柔地说，“你要进入的是一个陌生的世界，不是波士顿，不是任何其他古老文明的地方，也不是那种靠理智控制的地方。在这儿，心脏控制着我们的航线，你所喜欢的人们在做着最野蛮的、最不合情理的事情，仅仅是因为他们的大脑在睡觉。而他们的心脏却在飞快地跳动。请牢牢记住，约翰·昆西。”
  她的声音里有一种惆怅的语调。突然在他们的身旁出现了穿白衣服的哈里·詹尼森的的身影。
  “巴巴拉，散散步吧？”他问道。
  她半天没应声。后来她点了点头。
  “好吧，”她说着，又回头喊道，“振作一点，约翰·昆西。”
  他很不情愿地望着她离去。她刚才也许会呆在这儿缓解他的狐独感，但此时她却正紧靠着詹尼森，漫步在昏暗的甲板上。
  过了一会儿，他找到了吸烟室，那儿空无一人，但一张桌子上放着一份波士顿报。约翰·昆西意外而高兴地扑向那份报纸，就如同当年克鲁索扑向来自家乡的消息一样。
  这份报纸已过期十天了，但没关系。他马上翻到金融版。就在那儿，正像他所深爱的朋友的面容一样，记载着一天股票交易市场的行情。在一上方角上，有他自己银行登载的一则广告，推出一期伯克希尔棉花厂的股票。他急迫地看着，但却有一种怪异的感觉。他离别了，远远离别了那个世界，在这一片漆黑的海洋上，朝着只有在儿童画书上才能找到的岛屿驶去。这些岛屿在不久前还是棕色部落进行战斗、棕色国王统治的天下。这些与家里的世界似乎毫无联系，那些令人愉快的彩条那么容易碎就是一个象征。他在漫无目标地漂泊着，这一切会给他带来什么呢？
  他把报纸放下，那个厄普顿牧师先生进了吸烟室。
  他说：“我把报纸落在这儿了，请问你看见了吗？”
  “谢谢，我看过了。”约翰·昆西告诉他。
  老人用那瘦得皮包骨头的手把报纸拿起来。
  “只要可能，我总买份波士顿报。”他说，“它把我带回过去。你知道，我出生于塞勒姆，那是七十多年前了。”约翰·昆西看着他。
  “你出来已经好长时间了吗？”他问道。
  “从事外事工作已经五十多年了。”老人答道，“我是首批去南海的人之一，第一个拿着手电到了那儿——不过，当时手电光很弱。后来我被派去了中国。”
  约翰·昆西对他产生了新的兴趣。
  传教士接着说：“顺便说一下，先生，我曾经遇到过另外一个叫温特斯利普的绅士——丹尼尔·温特斯利普先生。”
  “真的吗？”约翰·昆西说，“他是我的亲戚。我到檀香山就是去看他。”
  “是吗？我听说他回到夏威夷后发财了。我只是在八十年代遇见过他，是在吉尔伯特一孤独的岛上。那是他生命的转折点，我永远也不会忘记。”约翰·昆西还想再听他说些什么，但这位老传教士走开了。他笑着说：“我走了，去欣赏我的报纸。这报上有关教会的消息登得不错。”
  约翰·昆西站起身来漫无目标地向外踱去。外面一片黯淡的景色，湍流的海水瑟瑟作响，甲板上不时闪动着一些像他一样漫步的模糊身影，偶尔地、匆匆忙忙走过一位船上官员。他的船舱门朝甲板方向开着，他一下子坐在门外的躺椅上。
  在远处，他看见他的服务员在其管辖的客舱里进进出出。那服务员正在紧张地干着晚上的活，把水壶装满水，毛巾摆好，使一切井井有条。
  “晚上好，先生。”他说着走进约翰·昆西的房间。现在约翰已进了房间站在门里，后面亮着客舱的灯。那是一个带着金丝边眼镜。留着灰色庞帕杜发型的小个子男人。
  “一切都好吗，温特斯利普先生？”
  “是的，鲍克，一切都不错。”约翰·昆西笑着说。
  “那就好。”鲍克说着，把客舱灯关上，走出去站在甲板上又说道：“先生，我准备给您以特殊照顾。我在名单上看到了您的家乡名。我自己也是一个老波士顿人。”
  “是吗？”约翰·昆西热情地说。实际上，太平洋过去是波士顿的郊区。
  “我不是说是在那儿出生的。”他接着说，“但在那儿当了十年新闻记者，那是在大学毕业后。”
  约翰·昆西在黯淡的灯光下凝视着他。
  “哈佛大学？”他问道。
  “都柏林，是的，先生。”他有些不好意思地笑着，“你别认为是现在，那是一九○一年级的都柏林大学。然后在波士顿盖泽特报社工作了十年——写报道，当编辑，后来又当了一阵总编辑。也许，我在那儿碰到过你——在亚当斯旅馆的酒吧，比如说，在一场足球比赛前的晚上。”
  “很可能，”约翰·昆西说道，“一个人在这种场合会碰到许多人。”
  鲍克先生靠在铁栏杆上回忆着：“我难道不知道吗？先生，那是一个伟大的年代。那是一位没喝醉的报社记者嘲讽这一伟大职业的好时光。盖泽特的大部分文章都是在一个叫作阿奇酒店的地方编辑出来的。我们把写好的文章送到那儿的城市编辑手中——他有一个桌面很大的传统的大桌子作为书桌。如果我们确有好文章，他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