疑，但长子犹弱，欲俟其壮健使出就外才放心。”时行等又云：“皇长子年已九龄，蒙
  养豫教正在今日。宜令出阁读书。”上日：“人资性不同，或生而知之，或学而知之，
  或困而知之。也要生然聪明。安能一一教训广时行等对日：“资禀赋于天，学问成
  于人，虽有睿哲之资，未有不教而能成者，须及时豫教，乃能成德。”上日：“朕已知
  之，先生每回阁去罢。”仍命各赐酒饭。时行等叩头谢，遂出去宫门数千武。上复命司
  礼监内臣追止之。云：“且少俟。皇上已令人宣长哥来着先生每一见。”时行等复还至
  宫门内，立待良久。上令内臣观视申阁老等。闻召长哥亦喜否？时行等语内臣云：“我
  等得见睿容，便如睹景星庆云。真是不胜之喜。”内臣人奏，上微晒颔之。有顷上命司
  礼监二太监谓时行等：“可唤张鲸来，先生每责训他。”时行等云：“张鲸乃左右近臣。
  皇上既已责训，何须臣等广司礼监入秦。上复令传谕云：“此朕命，不可不见”有顷张
  鲸至。向上跪。时行等传上意云：“尔受上厚恩，宜尽心国报，奉公守法。”鲸自称：
  “以多言得罪。”时行等云：“臣事君犹子事父。子不可不孝，臣不可不忠。”鲸呼万
  岁者三，乃退。司利入奏。上日：“这才是不辱君命。”久之，司礼监太监传言：“皇
  长子至矣。”皇三子亦至。但不能离乳保。遂复引入西室，至御榻前。则呈长子在榻右，
  上手携之。皇三子旁立，一乳母拥其后。时行等既见，因贺上云：“皇长子龙姿凤目，
  歧家非凡。仰见皇上昌后之六，齐天之福！”上欣然回：“此祖宗德泽，圣母恩庇，朕
  何敢当？”时行等奏：“呈长子春秋渐长，正当读书进学。”上日：“已令内侍授书诵
  读矣。”时行云：“皇上正位东宫时年方九龄，即已读书。皇长子读书已晚矣。”上日：
  “朕五岁即能读书。”复指皇三子：“是儿亦五岁尚不能离乳母，且数病。”时行等稍
  前熟视皇长子。上手引皇长子，向明正立。时行等注视良久。因奏云：“皇上有此美玉，
  何不早加琢磨，使之成器？愿皇上早定大计，宗社幸甚！”乃叩头出，随具疏谢。是日
  时行等以传免朝贺，特诣会极门行礼。忽闻宣召，急趋而入，历禁门数重，乃至破德宫。
  从来阁臣召见未有至此者，且无语谆复，圣容和啤，蔼然如家人父子，累朝以来所未有
  也。
  附录　《万历十五年》和我的“大”历史观
  《万历十五年》英文版书名为《15AYearNoSign－cance》法文版为《15，Le
  D6clindeLaDynastledesMing》。此外，尚有德文版、日文版及中文繁体字版，均
  筹备已久，都可望于今年夏秋间成书。
  此书初稿完成于1976年夏季，仍在“四人帮”执政时代，当然不能盼望在中国出版。
  即使是英文版，也经过无数挫折。美国出版界，对商业性和学术性的分野极为严格。商
  业性的出版，以电视及广告作开路先锋，以短期大量行销，迅速结束为原则，否则书籍
  堆积于库房，妨碍资金的流通，迟滞今后业务。学术界的出版，由各大学的出版社负责，
  对经济方面的顾虑比较达观，可是又要顾虑学校的信誉与地位。况且美国之研究汉学，
  也有他们独到的地方。一般风格，注重分析，不注重综合。各大学执教的，都是专家，
  因为他们分工详尽，所以培养了无数青年学者，都戴上了显微镜的目光，对望远镜的观
  点，倒很少人注意；而且对学术的名目及形式，非常尊重。《万历十五年》波各方面讲，
  都在两者之间。所以商业性质的书局说，你的文章提及宫廷生活，妃嫔间恩怨，虽有一
  定兴趣，但是又因海瑞，牵涉明朝财政；因为李蛰，提到中国思想，应属学术著作。大
  学出版社则认为这书既不像断代史，也不像专题论文，又缺乏分析与解剖，实在是不伦
  不类，也不愿承印。所以兹后于1979年耶鲁大学出版社毅然排除成见，答应出版。北京
  中华书局在“四人帮”虽倒而国内情况仍在青黄不接的期间接受中文版，都要有相当的
  识见与度量，值得作者钦仰。
  现在《万历十五年》既有这样多的版本，英文本又在美国若干大学采用为教科书，
  已出三版，并且经过当代文坛巨子欧蒲台（JohnUpdike）在著名杂志上作文推荐。中
  文本初版近3万册，也已售罂，并且准备再版，而且出精装本。这都是使作者感奋的事。
  但是这本书仍只代表作者一部分意见，不是全部历史的观点。作者在中文版《自序》
  中提及：此书“说明16世纪中国社会的传统的历史背景，也就是尚未与世界潮流冲突的
  侧面形态。有了这样一个历史的大失败，就可以保证冲突既开，恢复故态决无可能，因
  之而给中国留了一个翻天覆地、彻底创造历史的机缘”。很显然，《万历十五年》虽有
  这样积极的表示，书中所写仍以暴露中国传统的弱点为主。即欧蒲台的书评，也觉得指
  斥中国不好的地方，应和指斥西方和美国不好的地方相提并论。而且中文版的读者，还
  看不到的则是英法文版有富路特（Dr．L．Carrin．gtonGoodrich）先生作序。此公现
  年加岁，其父母在中国传教，葬在通州。他自己曾在中国青年会工作，注重提倡儿童体
  育，又在第一次大战时，领导中国在法的劳工。后来又在纽约哥伦比亚大学任教多年。
  去年尚与其夫人打网球。其胸襟开阔，当代少有。他常常提醒我们，不要认为目前的堰
  表，忽视中国伟大的地方。《万历十五年》英文本《自序》有下面一段：
  Historiansmayre－examihemistakesthepastInthehope
  providingwarningsforthefutur民butatthesametimecautiontheirreaders
  topreservewhatIsvaluePresumably，forChinatheexperiencesboth
  EastandWestmustbedrawnuponItIsessentialthatthehistorianlay
  everythingonthetable。法文则称：
  Leshlstorlenspeuventsoumettreieserreursdwpasseunnouvelexamen
  dansl’espolrd’ytrouverdesavertls－sementspourl’avenlr，inalsifs
  peuventenmmetempsremanderaleurslecteursdeconservercequiade
  lavaleur．LaChlneasansdoutebeaucouptirerdesexprlencesdel’Orient
  coil：11：Tledel’Occident．11estes－sentlelquel’hlstorlennecacherlen
  decequ’11salt．
  译为中文则为：历史学家检讨过去的错误，以作将来的警戒。但同时也要忠告读者，
  保全有价值的事物。据此猜想，今后中国极需采取东西两方的经验。因之作历史的人，
  务必将所有资料，全盘托出。
  序内又说明：“检察中国的官僚制度，不是否认中国全部文化。”可见作者、序者、
  书评都表示谈论有不尽的地方，应留作日后交代。可是一本书，到底也有它的范围。况
  且《万历十五年》的初步立意，至今十年，世界局势已有相当变化。也就是我们在写作
  历史及欣赏历史的时候，身处其境的历史事物，也有了更动。十年以前尚不能全盘托出
  的资料，而令则能。有了这种机缘，作者才能不顾忌讳，更不拘形式地与编者及读者作
  漫谈。
  《万历十五年》中文本作者姓名前，有一［美］字，表示我现在为美国公民。这在
  表彰事实之余，也很符合目前需要。因我之所谓“大历史”（macro－history）观，必
  须有国际性，我很希望以四海为家的精神，增进东方与西方的了解，化除成见。这不是
  一件简单的事，即使在海外，也仍是一个容易范起是非的题目。
  中国以道德代替法律，我已经批评得很透彻。但是现下仍有很多的西方人士，以为
  西方的法律，即是道德的根源。这种误解，也待指摘。比如西方所谓“自由”及“民
  主”，都是抽象的观念。务必造过每一个国家的地理及历史上的因素，才行得通。英国
  之民主，即不可能与日本之民主相同，而法国的自由也和美国的自由有差别。现在我虽
  作这种论调，仍是个人见解，不足代表美国时下的趋向。以这种见解看中国，更要胸襟
  开阔才能容纳。所以我一方面坚信美国立国精神有伟大的正义感，只待将两者之间的差
  别解释明白，很多谈会即会冰释。另一方面在中国发表文章，尤其要强调道德非万能。
  大历史的观点，亦即是从“技术上的角度看历史”（technicalinterpretation
  history人至于将道德放在什么地方，这也是一个严重的问题。容我渐次论及。
  首先要解释明白的则是大历史观不是单独在书本上可以看到的。尤其不仅是个人的
  聪明才智可以领悟获得的。我的经验，是几十年遍游各地，听到不同的解说，再因为生
  活的折磨和效逼，才体现出来的。我小时候读书，很受太史公司马迁的影响，满头脑充
  满着传奇性的希望和想法。抗战第二年，即辍学从军。所从的乃是国民党办的成都军校，
  毕业后在驻云南边境的国军十四师当过排长。后来也去过驻印军，在郑洞国将军麾下当
  过参谋，曾随此公由缅甸前线去上海而入东北。也目击社孝明将军指挥作战的情形。我
  自己没有卷入内战，实系侥幸。乃团在东北三个月即被送来美国人陆军参谋大学。以后
  在东京驻日代表团随朱世明将军解职而退伍。可是在抗战初期国共合作时代又认识了当
  口很多左倾名流，如作国歌的田汉先生寿昌，在我则为田伯伯。他曾告诉我年轻时无数
  吃苦奋斗的经过。他的长子田海男，在我则为海南弟，也同我去成都，也同在十四师服
  务，也同去过日军占领的越北作过斥候，也同在驻印军工作。我也和他有过一度的竞争，
  所争的不是党派问题，也不是名位，而是到步兵前线作观察员的机会。事载1944年6月
  12日重庆《大公报》人也真料不到，他抗战一结束，即自动加入人民解放军，对装甲兵
  及炮兵的训练作过实质上的贡献，又去过朝鲜前线。而当日同我们一同起居办报的廖沫
  按兄，则为日后三家村硕果仅存的元老。在武汉时代范长江见则是无党无派，任《大公
  报》记者。他原名希天，北伐时从军，部队被打散。他曾亲自告诉我，一时贫病交迫，
  跳水自杀，被救后改名长江。曾几何时，他又做了新华社和人民日报的负责人，以后在
  文革期间，在确山身故。这些事情今日回顾有如梦寐。
  因为我有了这些经验，开始立场就复杂，乃不能对一般人所作的近代史的观点雷同。
  况且二次来美后，囊空如洗，在餐店洗碗碟，在堆践作小工。整日劳动后退居斗室，无
  人对谈，耳内嗡嗡有声。深感风卷云消后，我自己已入中年，自此学历史已有探询人生
  意义的趋向。这还不过是初步。以后更结识了诸多的名流，遍阅诸家著作，泛游各地。
  受过被裁失业、与家人一起感受经济危机和被人歧视的景况，才越来越把眼光放大，才
  知道个人能力有限，生命的真意义，要在历史上获得，而历史的规律性，有时在短时间
  尚不能看清，而须要在长时间内大开眼界，才看得出来。
  中国的革命，好像一个长隧道，须要101年才可以通过。我们的生命纵长也难过99
  岁。以短衡长，只是我们个人对历史的反应，不足为大历史。将历史的基点准后三五百
  年才能摄入大历史的轮廓。《万历十五年》已经初步采取这种作法。所以叙事不妨细致，
  但是结论却要看远不顾近。例如郑贵妃是否掩袖工谗，她到底是否国家妖孽，和今人的
  关系至微。明代人之所以要在这些地方做文章，可见他们道德的观念过于窄狭，技术无
  法开展。我的书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