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 18 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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向前 更新:2024-05-25 15:12 字数:4930
帝说的就是一种人格分裂,或者说是众多种类的人格分裂之一。 中国和外国的文学评论家,历来主张“文如其人”
,认为作家的人格与他的文章的风格是统一的。实事求是地说,“文如其人”的现象并非没有,但并不普遍,也没有什么必然性,与其说它是一种事实,倒不如说它是人们的一种理想。 这类例子简直是不胜枚举。六朝笔记小说《世说新语》,专门记载当时文人的轶事,其中有不少人格分裂的例子,最著名的是“望尘而拜”。西晋大诗人潘岳,文才盖世,他写的《闲居赋》飘逸淡泊,清绮绝伦,全然是与世无争,看淡名利官禄的隐士形象。然而,现实生活中的潘岳,是一个名利心非常重的人,很想当官,很想当大官。任何时代,想当官,想往上爬,就得巴结权贵,就得逢迎拍马。与潘岳同时代的贾谧,是一个有权有势的人,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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岳便拼命巴结贾谧。 他守候在贾谧的家门口,看着贾谧的车子驶出来,又望着车子远去,对着车子所卷起尘埃而拱手揖拜。 谄上者,必定欺下。 有一个叫孙秀的小官,常受到潘岳的欺侮,潘岳甚至一次次地用脚踢他,完全不把他当人看待。谁知道,孙秀后来做了大官,找了个机会,就把潘岳给杀了。陶渊明是我们都熟悉的大诗人,他“忧道不忧贫”
,不为五斗米折腰的故事,在中国是家喻户晓。 从整体上说,陶渊明的人格是高洁而完整的,没有潘岳那样的严重的内在分裂。然而,作为一个活生生的个体,陶渊明也有属于他自己的人格冲突。 他清心寡欲,情淡如水。 但正如鲁迅先生所说,“他于世事都并没有遗忘和冷淡。”所谓“世事”
,也包括男欢女爱、情欲性感。 据说,陶渊明曾写过一部志怪小说《搜神后记》,小说中讲了许多人神相亲并纵情作爱的故事,甚至毫不掩饰地描写枕席之欢。 大诗人躲开了那个易使人放荡却又不许人放荡的浊世,在东篱之下,一边饮酒赋诗,一边编一些情爱小说。当然,《搜神后记》的作者究竟是不是陶渊明,学术界还有争议。 我们且不去管它。 我们来读读《闲情斌》,这可真是陶渊明写的,千真万确。 郑振铎先生称《闲情赋》“写得那么质实而富肉的感觉”。陶渊明写道:他爱上了一位“表倾城之绝色”的女子,而且为她的“纤指”
、“皓袖”
、“美目”
、“言笑”弄得心旌摇荡,神魂颠倒。 他想向这位女子求爱,却担心有违礼教,真正是“我想要——我害怕”。怎么办?只好借助诗人的想象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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愿在衣而为领,承华首之余芳,悲罗襟之宵离,怨秋夜之未央。…………
诗人竟愿意变成丽人的衣领,而去亲近那迷人的脖颈,去承受那醉人的芬芳。 可是,丽人就寝时,必定要将衣服脱下,放在一边。 于是,变成了衣领的诗人,只好与丽人分离,在漫长的秋夜里忍受“可望而不可及”的孤独。 变“衣领”不行,那就变成别的什么,只要能与丽人在一起。 作者一口气用了十组“愿……,悲……”的句式。 悠长的“咏叹调”
,哀婉缠绵地抒发了诗人对丽人的挚爱,对情欲的渴求。 诗人不仅愿做恋人的“衣领”
,还愿做她的“裳带”
、“莞席”
、“丝履”
、“竹扇”等等。《闲情赋》的作者,受爱洛斯的驱动,想要爱绝色女子;而他的超我和自我却告诉他,这是不可能更是不允许的。 恋“人”不能如愿,只好恋“物”
,这有点像弗洛伊德所说的“性目的之变异”。南山之下的隐居生活虽然幽静,却毕竟清苦单调。“夏日抱长饥,冬夜无被眠”
,温饱尚成问题,更何谈别的享受。而诗人又是“猛志固常在”
,激情爱欲并未熄灭。作者用奇特的想象,用优美的诗句,把人格构成中的“我想要”与“我害怕”融为一体,将个体的道德焦虑诗化为淡淡的哀愁,化为幽幽的意象,化为与南山的轻烟薄雾一样飘逸迷离的诗情画意。在如何对付道德焦虑这一问题上,艺术家比科学家幸运多了。 艺术家可以在自己的作品中化解并升华自己的道德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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虑,像陶渊明那样将道德焦虑诗性化、艺术化。 科学家却无这种幸运,他们只好受焦虑的折磨和煎熬,无法消释,无计逃遁。 尤其是那些举世闻名的科学家,他们比常人有着更重的心理痛苦。 这是因为,为了维护他们在公众心目中的美好形象,他们必须将自己的焦虑深深地埋藏起来,秘不示人。爱因斯坦是大名鼎鼎的科学家。 多少年来,在人们的心目中,爱因斯坦不仅是相对论的首创者,不仅是知名的和平运动活动家,而且是人格高洁、道德完善者。 但是,最近由英国哈泼公司出版的《爱因斯坦的私生活》一书,打破了关于这位科学家的道德神话。 此书以翔实的资料表明,爱因斯坦在家庭生活中的表现,远远不及他在社会生活中那样光彩夺目。 爱因斯坦在与米列娃。 马里奇保持夫妻关系时,就爱上了表妹埃尔莎,此后,他一直虐待妻子,并在她患上精神病后抛弃了她。 母亲的悲惨命运,使两个儿子的心灵受到很大创伤,小儿还得了精神病,长期住在精神病院,作为父亲,爱因斯坦却从未去看望过自己的儿子,爱因斯坦对自己的第二个妻子也不忠诚。 随着他的知名度越来越高,主动前来向他讨好的女人也越来越多,她们之中有不少人是在“讨教相对论”的名义下前来的。在超我与本我的冲突中,爱因斯坦放逐了超我,放任了本我。 他想要,但他仍然害怕,否则他不会将他的私生活隐藏得这么紧。他害怕公众的谴责,说到底是害怕超我的谴责。这是另一层意义上的“我想要——我害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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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生活真是不易啊A我们曾用“一仆三主”来形容爱洛斯人格的自我、本我、超我与外界的关系。 说得通俗一些,本我代表着尚未驯服的激情,超我代表理想和良心,自我则代表理智和审慎。 自我必须同时服侍三个暴虐的主人,必须尽可能地调解三个主人之间的矛盾,处理好它与三个主人之间的关系。 自我常常感觉到自己从三个方面被包围了,并且受到来自三个方向的压力,遭到三种危险的威胁。 自我的这些感觉,就是“焦虑”
;自我所遭受的三种不同的压力和威胁,也就是我们所说的三种不同的焦虑。 来自本我的压力,构成神经性焦虑;来自超我的压力,构成道德性焦虑;来自外部世界的压力,则构成现实性焦虑。 压力越大,焦虑越重。本来,自我是从知觉系统的经验而来,因而要再现外部世界的要求。 然而,自我也希望成为本我的忠实的奴仆,希望与本我和睦相处。自我把自己作为一个对象介绍给本我,并将本我的力比多吸引到自己的身上。 自我很重视调解本我与现实的矛盾,它常常用自己的“前意识”的文饰作用来遮掩本我的“潜意识”命令,来掩饰本我与现实的矛盾。 当本我顽固坚持不肯调和时,自我就要用外交手腕卖弄一下虚情假意。另一方面,自我的一举一动还要受到超我的严密监视。超我坚持它自己的行为准则,决不向自我、本我和外部世界妥协,也不顾来自外部世界和内在本我的双重困难。 如果这些准则没有得到贯彻执行,超我就采用以内疚感和负罪感所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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现出来的道德焦虑来惩罚自我。 可怜的自我,既受本我的驱使,又遭超我的包围,还受现实的拒斥。 它要奋力完成自己的任务,要把里里外外相煎逼的力量加以消解,达成某种协调。 在内外交困的窘况中,自我真是苦不堪言。 明于此,我们就不难理解,人们为什么会情不自禁地喊叫:“生活真是不易啊!”
作为“焦虑”的第三种类型,现实性焦虑源于自我对外部世界之危险性的感觉和恐惧,是由外部威胁所酿成的痛苦的情感经历。 这里所说的“威胁”或“危险”
,是指现实生活中任何可能给人带来伤害的因素。 应该指出,现实性焦虑的产生从某种意义上说,也可能是先天的。 因为人害怕某种事物或环境的心理倾向可以是遗传的,母亲怕老鼠,儿子也可能怕老鼠。 当然,更多的情况下,现实性焦虑是来源于后天,是在生活中形成的。 比如,人类对黑暗的恐惧,可能是先天的,因为人类在学会制造和使用光亮之前,曾有数代人在夜间的黑暗中经历种种危险与威胁;但也可以是后天学会的,因为人在暗夜经受恐惧感的可能性要比在白天大得多。 也可以这样说,是遗传和经验共同完成了人类对黑暗的恐惧。 遗传可以使一个人对这种恐惧产生敏感,而经验则可能使这种敏感成为现实。 顺便说一句,弗洛伊德所讲的现实焦虑的先天可能性,在荣格那里被表述为“集体无意识”——此乃后话。弗洛伊德认为,人在婴儿期和儿童期比在其它时期更容易学会恐惧。 这是因为尚未成熟的有机体,还无能为力,不可能排除外界的危险。 年幼的有机体经常处于恐惧状态,是因为他的自我还没有发达到能够控制大量刺激的程度。 弗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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伊德把这种由于焦虑而使人感到无能为力的经历,称之为“创伤性经历”
,而这种经历的原型就是出生创伤。 刚刚来到人间的新生婴儿,被外界的超量刺激弄得晕头转向。 刚从受保护的胎儿期来到人世间,对周围的一切还缺乏足够的精神准备。 在出生后的头几年里,儿童还经历过许多他所应付不了的其它情景。 这种创伤性的经历,为日后整个恐惧网的形成奠定了基础,准备好了心理原型。在以后的漫长的日子里,每当遭遇到类似于婴儿期那样的无能为力的情景,都会触发焦虑信号,都会导致现实性焦虑。 可以说,人一生的所有的恐惧,都与早年无能为力的经历相联系,并且还有一种发展上的先后关系。弗洛伊德曾打过一个很著名的比方,说人生历程,恰似一个向上飘升的风筝,借助秋天的风,风筝徐徐上升,渐渐地,与蓝天融为一体。 然而,风筝不管飞多高,只要还未断线(断线=死亡)
,它总是通过那根几乎看不见的线,与地上的那双放风筝人的手紧紧地连在一起。 那双手,就是人的童年。 爱洛斯人格,她的冲动与拘谨,她的冷漠与激情,她的随和与庄重,她的欢欣与苦涩,她的从容与恐惧……都通过那根神秘的线,与“童年之手”紧密相连。哦,我那梦幻般的童年!
与童年经历藕断丝连的现实性焦虑,因其紧扣现实人生,所以引起人们的格外注意。人与现实是一种悖论式的存在。现实是由人构成,用马克思的话说,“人是社会关系的总和”。
现实对于人,是一种集合式的、契约式的存在,为了人的健康与安全,为了人际关系的和睦和社会秩序的安定,现实社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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必定要制定出许多的准则与戒律,来约束人的行为,来规范人的生存方式。 另一方面,社会的运行以个体的人的存在为前提,社会的进步与发展以个体的人的进步发展为前提。 从理论上讲,社会应该为她的成员提供便利创造条件,应该帮助并鼓励个体的全面发展。 而事实却常常相反。 首先,社会的那些整体性规范与准则,很可能衍为对个体身心的桎梏,衍为对个体创造性的束缚。 其次,在一个灾难性的社会,或者说在社会的某个灾难性时期,现实与人为敌,由人所构成的现实,成为罪恶的渊薮,成为恐怖的根源,成为人的地狱。正是在这个意义上,我们说,人类的许多灾难,其实都是由人自己造成的;个体的诸多现实性焦虑,其实来源于人自身。我们来看一个《靓女外嫁》的故事。 现代女性,有着太多的现实性焦虑,其中最典型最强烈的,恐怕就是找一个什么样的男子作配偶。 本来,新社会解放了妇女,解开了妇女身上的四条绳索。 男人在失去对女性的统驭权时,也卸下了对女性负有的相应的责任;女性在解开“父(夫)权”绳索时,也担起了自食其力的重任。 然而,父权制意识渊远流长,绝非一两次社会变革能荡涤干净。 一个已经变革的社会,已不再为男性特权与职责提供理论与现实的可能,而这个社会的男性与女性,却依然滞留于父权制意识的阴影之中。 于是就有了现代女性的现实性焦虑:渴望找一个有钱有势的男人。《靓女外嫁》所写的几位上海姑娘,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