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果被枪击中的是心脏，移植了别人的心脏，你大概会很容易接受事实。刚才也说过了，根本不必把脑视为特殊的器官。”
  “那个捐赠者……我想知道为我提供脑的那个人的情况。”
  博士闻言皱起眉头，鼓起脸颊。
  “不行吗？”
  “这基本上是秘密。我们也没跟捐赠者家属说起脑移植给了谁。话虽这么说，可只要查一下当天被送到医院的病人，就很容易弄清。你真的很想知道？”
  “它成了我身体的一部分，我想知道。”
  他摸着下吧，迟疑片刻，用手轻轻敲敲桌子，然后说：“好吧，但禁止外传。”
  “明白。”
  他从口袋里掏出钥匙，打开最下面的抽屉，从塞得满满的文件夹中抽出一本，哔啦啦地翻开，递给我。
  文件最上面写着名字：关谷时雄。二十二岁，学生，双亲健在。
  “遭遇交通事故，被夹在汽车和建筑物之间，刚送到医院就死了。我们与他亲属联系，发现他做过器官捐献登记，就是表明死后愿意提供脏器或身体的某些部分供移植使用，便调查了你俩的脑配型。”
  我叹了口气。想到无数的幸运成就了现在的自己，不知不觉中全身充满力量。“我想去他的墓前祭拜，去谢谢他。”
  他摇头：“这可不行。脑移植潜在的问题大如山，其中之—就是‘个人’是什么。这个问题解决之前——大概本世纪内是解决不了了——不该去追问脑原来的主人。”
  “‘个人’是什么呢？”
  “有一天你会明白。”他说，“看看报上的报道就知道，现在连你的姓名也没公开，这是和媒体的约定，直到人们能正确理解脑移植。”
  “有什么被误解的吗？”
  “误解……是不是该叫误解呢……”他避开我的眼睛，欲言又止，“如果完全是误解的话，并没问题。假设人有灵魂……”
  “灵魂？有死后的世界？”
  我稍梢放松脸颊，相反，他的表情严肃起来。
  “不可轻视。世上相信灵魂存在的大有人在，说它支配着肉体。但这么想的人并不强烈反对脑移植，因为他们相信脑也在灵瑰支配之下。”
  “肉体的一部分变成怎样无所谓吗？”
  “没错。其实，所谓灵魂不过是错觉——问题的重要性在这儿。”　他看着我，咳了咳，“关于这个就不多说了，你还没准备好。”
  “我听什么都不会吃惊的，请说吧。”
  “时候到了会说的，现在说只会让你混乱。总之，希望你能理解的是，要解决的课题很多，至于谁的脑移植到谁的脑袋里，这问题还没到挑明的时候。”
  他的语气变得很不友好，这让我觉得不满足，但没有追问。
  “我们禁止媒体与你接触，条件是向他们提供你的恢复状况等信息。曾经有两个家伙无视这一约定，想方设法潜入这儿。”
  “所以才那么严密封锁出入口？”
  “目的不是紧闭你。”
  我点点头，把脑提供者的相关资料还给他：“对了，报上写着医生团队，还有哪些医生？”
  “还有从其他大学过来支援的，这所大学里相关的只有我们三人。”
  “请代向其他医生问好，转达我的谢意。”
  “一定。”他的眼皱皱起无数细纹，“还有想问的吗？”
  “最后一个问题，手术最终怎样？能说是成功的吗？”
  他舒服地靠着椅背，话里充满自信：“这一点你自己应该最清楚。”
  8
  无聊的日子持续了数周，其间我一个不漏地接受了种种检查和测试。博士和两个助手什么也不肯告知，我究竟恢复得怎样呢？换绷带时在镜子里看看枪伤，至少外观正在恢复原状。据说外科整形技术进步很大。
  这些日子，每次醒来都觉得体力在一点点恢复。身体健康了，精神是不是也同步呢？我想过也许脑移植手术会带来意外效果，但堂元博士说几乎不可能。我也是信口一说。
  午饭后我问橘小姐：“什么时候能出院呢？”最近这句话已经成了我的口头禅。
  “快了。”她回答，这无疑是她的口头禅，但后面的话跟往常不同，“不过今天有礼物哦。”
  “礼物？”
  她两手端着盛碗筷的盘子，看着我笑眯眯地往后退，站在门边，说了声“请进”。
  门慢慢打开，出现一条纤细的胳膊。
  “啊！”我叫出声来。
  细胳膊的主人探进头来，短发，还有鼻子上的雀斑，都和以前一模一样。
  “嗨，”阿惠说，“心情怎样？”
  用博士和若生的话说，我的前额叶语言区出了问题，完全说不出话，只是动着嘴唇，看着橘小姐。
  “从今天开始可以会客了，”她说，“媒体除外。我赶紧第一个通知了叶村小姐。”
  “早点告诉我就好了。”我终于能出声了。
  “动机很单纯，想给你个惊喜哦，很久没有兴奋了吧？”她挤挤眼睛，“好了，你们慢慢聊。”
  她走出去，关上了门，我和阿惠还在默默对视，我想不出一句恰当的话，语言区还是有问题。
  “惠……”
  我刚开口，阿惠便飞奔过来，长长的胳膊搂住我的脖子，带着雀斑的脸贴了过来。我紧紧抱着她瘦弱的身体，吻得几乎喘不过气来。
  拥抱过后，阿惠跪在地板上，拉过我的手贴着她的脸：“太好了，果然还活着。”
  她的身体在微微颤抖。
  “活着呢。你该听说我得救了吧？”
  “嗯，但难以相信。你受了那么重的伤。”
  “你是什么时候知道我被打中脑袋的？”
  “上班时，臼井告诉我的。”
  臼井是住我隔壁的学生，我们常去喝酒，有点儿交情。
  “吓坏了吧？”
  “以为要死了——说我自己哟。太受刺激，心跳都要停了。”
  “听说你每天都来。”
  “还说呢！”阿惠把我的手使劲往脸上贴，“担心死了，根本睡不着。医院的人说你不要紧，得救了，可是不亲眼看见怎么能放心？看到你的信和照片，我高兴得哭了呢。”
  我抱紧她，再次长吻。放开她的唇后，我看着她问：“知道我为什么能得救，做了什么手术吗？”
  “当然知道。”她眨着眼点点头，变替看着我的两只眼睛，“你被送到这家医院后，马上就有了世界首例超强手术的爆炸性新闻。报上写的是某公司职员A，我想，知道你被袭的人都猜出来了。但知道确切消息是在接到你来信的时候，一个姓若生的人告诉我的。”
  “原来在此之前没有正式通知你。”
  “说是规定只告知直系亲属，但你没有亲人，就破例告诉了我，若若先生真好。”
  “虽然有点儿神经质。”我笑笑，分开她的刘海，摸摸她漂亮的眉毛，“我的脑袋里，装着别人的零件。”
  “真不敢相信。”
  “毛骨悚然？”
  阿惠闭上眼摇摇头，短短的茶色头发摇得像小鸟羽毛。“很了不起。你将走过两个人的人生。”
  “这么说我责任重大呀。”
  “可是，”她盯着我的眼睛，似乎想看透什么，“什么感觉？有什么和原来不一样吗？”
  “没有呀，什么都没变。”
  “哦……”她一脸不可思议地歪着头。
  “大家都好吗，新光堂的大叔他们？”
  新光堂是阿惠供职的画具店。我和那里的小胡子大叔已经认识四年了。
  “大家都很担心，可是也有些兴奋。”
  “兴奋？我遭了那么大的罪还兴奋？”
  “不对不对，说兴奋不合适。我是说，虽然名字没被公开，但你不是成了世界名人吗？光是想到身边有这样的人，就总觉得难以平静呢。”
  “哈哈……”我能想象大家的心理。假如我和大叔交换立场，大概我也会有一样的心情。
  “差点忘了，”阿惠拿起放在地板上的纸袋，“我想你大概会觉得无聊，就从店里带来了。顾不上买花了。”
  纸袋里是大大的素描本。我欢呼起来：“不愧是阿惠，知道现在我最想要的东西。”
  “出院前能画几张素描呢？”
  “我想在这些纸用完之前出去，真的谢谢你。”我抚摸着素描本的白色封面对她说，似乎马上就有了灵感。
  而后我跟她聊起了住院的日子，说到半夜发现自己的脑片时，她屏住了呼吸。
  “不好，都这时候了！”谈话告—段落时，阿惠看了看手表，顿时睁大了眼睛，“我是上班时间出来的。”
  “溜号了呀。”
  “突然来了电话，一听说能见你，我二话没说就飞奔过来了。”阿惠拉着我的手站起来，将我的手贴在她胸口，“看，还在怦怦跳，像做梦一样。
  “我活着呢。”我盯着她，像在发表宣言，“我还不会死，还有很多想做的事。”
  “嗯。”她像放下什么珍贵的易碎品似的轻轻放下我的手，然后再次看着我，“你好像比以前靠得住了。”
  “哦？”没想到她这么说，我不好意思地笑笑，“事实上最近心情很好，有重生的感觉。”
  “我进屋第一眼看见你就是这种感觉，原来不是错觉呀。”她满脸开心，“我明无再来。”
  “等着你。”我说。
  她走出房间后，我不觉哼起了小曲。
  9
  准许探视的第三天，同事葛西三郎来了。葛西一进病房就嚷嚷开了：“什么呀，不是好好的嘛。还住着宾馆似的房问，真是白为你担心了！”他是跟我同一拨进工厂的，性格活泼，这点和我正相反。我说给大家添了麻烦很抱歉，他的腔掉和往常一样：“你根本不用在意，这种机会可难得有哦，休息个够就是了。这次休假是带薪吧？这么小气的厂子，这次还真让我没想到。”
  “厂里情况怎样？有点变化没有？”
  听我这么问，葛西沉下脸挠挠下巴：“老样子，什么都没变。”
  “嗯……也是，这么短的时间，什么都不会变。”
  “酒井他们在背地里动不动就说，要马上炒了工厂的鱿鱼、走人时要揍厂长一顿什么的。可酒井这家伙在我们看来没干什么大事，也没什么清楚的想法，只是装模作样掩饰自己混混日子罢了。”
  “可不，还是老样子。”我叹气。
  从去年开始，我们对厂长及其他上司越来越不信任，此前大家都闷在心里，没有表现出来。和上司关系恶化的导火线，是厂里生产的某种产业机械集中出了问题。我们机械师马不停蹄地奔赴客户那儿处理，结果发现，是机器附带的电源有问题，必须全部召回。具体产品缺陷并没公开，我们也被指示对客户要严守秘密。
  我们连日来熬夜作战，问题看似解决了，但还有些地方总弄不明白。我们的疑惑有增无减。
  出问题的电源是从某公司购入的，我们怀疑上头可能有人和那家公司扯不清。这并非只是简单的猜想，以前有过好几次类似情况，还有几次明显是和竞争对手串通一气，并且每次受命擦屁股的都是我们这些一线工人。
  反抗是理所当然的，明显的是接二连三有人辞职，年轻人居多。还有些人暂时没辞职但在等待机会——葛西等人大概属于这一类。剩下的人整齐地分为两类：一种人无意辞职，但也没干劲；另一种人不管发生什么，都忍耐着默默工作。后者中的多数人是从厂里借钱买的房子。
  我虽没借钱，但无疑属于后一种。我有时随大溜生上司的气，却没有勇气表明态度。这也是因为自己从职业学校开始受人帮助，从没想过其他道路，所以大家叫我“老实蛋”。
  “我说阿纯，你赚老板的印象分可以，可别做间谍呀。”休息时大说上司坏话的老员工注意到我也在场时经常这么说，大概是因为我不跟他们一起说坏话，只是默默听着的缘故。
  有人问过我：“你就没有一点牢骚？你究竟在想什么，觉得这样下去行吗？”
  我并非没有牢骚，也不是觉得这样挺好，只是一想到自己究竟能做什么，就觉得无力回天，于是日复一日、得过且过。
  “可这样是不行的。”
  听我唐突地来了这么一句，葛西一愣：“啊？”
  “说厂里的事呢，总这样下去还是不行。”
  “你小子说什么哪，人家正说电影呢，怎么一下子又回到前面的话题了？”葛西苦笑，看似吃了一惊，随即又恢复了认真的表情，“说得就是，这样不行，越来越离谱。”
  “咱们不能做点什么吗？”
  “越级上告？可工厂这么大，都不知道往哪儿告，并且告状得作好被炒的准备。”
  “斩断万恶的根源固然重要，但我们首先该做的是改变自己，应该争取正当权利。如果因为上头胡作非为，自己就不好好工作，就和他们成了一丘之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