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波洛回答说，“我是应一位老朋友阿里阿德理·奥列弗夫人之邀请来的。她在这里小住了几日，参加了那天的晚会。”
  “她的书娱乐性很强。”埃姆林小姐说，“我也碰见过她一两次。哦，如此说来，讨论起来就简单多啦。既然没有个人感情的因素在里面，我们就开门见山吧。发生这种事实在可怕极了。照说发生这种事简直不可能，相关的孩子们都半大不小的，没法归入哪个特别的类型。说明跟凶手的心理状态有关。您说呢？”
  “不，”波洛回答说，“我觉得是一场谋杀，跟一般谋杀案没什么两样。
  有作案动机，也许动机还很卑鄙。”
  “的确如此。那么是为什么呢？”
  “因为乔伊斯的话。我听说她不是在晚会上说的，而是那天早些时候一些大孩子和帮忙者帮着做准备的时候说的。她大声宣告她曾经目击过一场谋杀。”
  “有人相信她吗？”
  “总的来说，没有人相信。”
  “八成是这样的。乔伊斯——坦白地跟您讲吧，波洛先生，我们也不想让不必要的感伤混淆视听——她是个非常一般的孩子。既不太笨也不怎么聪明。
  坦率地说，她完全控制不住自己，老撒谎。我并不是说她特别狡诈、不诚实。
  她并没有故意避免报复，也不管别人看不看得出来。她只是吹牛，胡诌些从未发生过的事，借此镇住那些听她吹牛的朋友们。结果呢，他们当然渐渐都不相信她那些离奇的故事啦。”
  “您是说她吹牛说目睹过一场谋杀案，想借此显得很了不起，来引起某个人的兴趣？”
  “没错。而且无疑她想引起阿里阿德理·奥列弗的注意……”
  “看来您觉得乔伊斯根本没有目睹过什么谋杀案？”
  “我非常怀疑。”
  “您的意思是全是她瞎编的？”
  “也不是。也可能她真的目击过一场车祸，或者有人在高尔夫球场上被球击伤了——她可以添油加醋地把它加工成一个很令人震惊的事件，一桩早有预谋的谋杀案。”
  “因此我们惟一能肯定的是凶手参加了万圣节前夜的晚会。”
  “那当然，”埃姆林小姐镇定自若地说，“那当然。从逻辑上讲，理当如此，您说呢？”
  “您觉得谁会是凶手呢？”
  “这是个十分敏感的问题，”埃姆林小姐回答说，“怎么说呢，参加晚会的孩子们大多数在九至十五岁之间，我想他们都是或者曾经是我校的学生。对他们我应该有所了解。同样，对他们的家庭背景也有所了解。”
  “我听说贵校有位教师一两年前被掐死了。凶手没有找到。”
  “您是指珍妮特·怀特吗？大约二十四岁，是个多愁善感的姑娘。据我所知，她独自出门，也许是安排好了跟某个年轻人约会。她挺有魅力，追求她的男人不少。凶手没有查出来。警方询问了许多年轻人，采取了各种办法调查，却找不到任何证据起诉其中的任何一个人。从他们的角度讲很不满意。应该说，从我的角度讲也是的。”
  “您同我的原则一致。我们都对谋杀持坚决反对意见。”
  埃姆林小姐盯着波洛看了半晌。她的表情没有半点变化，但波洛觉得她在仔细打量他，心中在掂量着什么。
  “您的话正合我意，”她说，“从报纸上看到的也好。听说的也好，似乎谋杀已经渐渐地确确实实地被一大部分人默认。”
  她沉默半晌，波洛也没有说话。他想，她是在考虑下一步该怎么办。她站起身按了按铃。
  “我想，”她说，“您最好跟惠特克小姐谈谈。”
  埃姆林小姐出去大约五分钟之后门打开了，一位四十上下的妇女走进来。
  她赤褐色的头发剪得短短的，走起路来大步流星。
  “波洛先生吗？”她说，“我能帮助您吗？埃姆林小姐似乎觉得我能够。”
  “要是埃姆林小姐认为如此，那无疑您就能帮我。她的话我完全相信。”
  “您跟她很熟吗？”
  “我今天下午才第一次见到她。”
  “可您对她一见如故，马上就完全信赖她啦。”
  “我希望您会说我眼力不错。”
  伊丽莎白·惠特克轻轻叹了口气。“嗯。是的。您真的没看错人。我猜大概是有关乔伊斯·雷诺兹之死吧，我不知道您究竟是怎么插手此事的。是警方请的？”她有点不相信，轻轻摇了摇头。
  “不，不是通过警方。是一个朋友私下请的。”
  她坐下来，把椅子往后推了推，好面对他。“那好。您想知道什么？”
  “我觉得没有必要细说，没有必要浪费时间问些无关紧要的问题。那天晚会上发生的事大抵就是我应当了解的。对吧？”
  “对。”
  “您也参加晚会啦？”
  “我参加了。”她回忆了片刻，“晚会办得不错。组织得相当好。算上各种帮忙的人，一共约有三十余人。有孩子——青少年——成人——还有些在一边做清洁、准备饭菜什么的人。”
  “您参加了那天上午或者下午的准备工作了吗？”
  “事实上没多少忙好帮的。德雷克夫人非常能干，用不了几个人帮忙就能把各种准备工作做好。实际上更需要的是帮助干点家务活。”
  “我明白了。不过，您是被邀请去参加晚会的吗？”
  “那自然。”
  “出了什么事？”
  “晚会的进程无疑您早已弄清啦。您是想问我有没有注意到什么，或有没有我觉得很重要的事情？要知道，我不愿意白白浪费您的时间。”
  “我敢打包票您不会是在白白浪费我的时间。对啦，惠特克小姐，简要地跟我说说吧。”
  “那天晚上一切都按计划进行。最后一项活动实质上是圣诞节游戏，而不是在万圣节前夜玩的。火中取栗，即点燃一盘葡萄干，上面浇了白兰地，大家围在一旁从火中取出葡萄干——惊呼声、笑声不绝于耳。葡萄干熊熊燃烧，大家欢呼着。不一会儿，屋里就变得很热。我走了出去，站在大厅里。正在这时我看见德雷克夫人从厕所出来站在二楼楼梯上。她端着一大瓶秋天的红叶以及花朵。她在楼梯拐角处停了一会儿才下来。她越过楼梯向下看。不是朝我这边。她是在看大厅的另一端，那里有门通向书房，在通往餐厅的门的正对面。
  她眼睛盯着那边看看，停了一会儿才下褛。她用手轻轻地转动着花瓶的角度，似乎很沉、很费劲，我猜一定是装满了水。她仔细地调整了一下花瓶的位置好一手端稳，另一只手则扶着楼梯的拐弯下来。她在那里站了一会，眼睛仍旧不看手里的花瓶，而是盯着大厅里。她突然动了一下——我想一定是吃了一惊——对，肯定是让什么吓了一大跳，吓得手一哆嗦花瓶掉到地上去了，水溅了她一身。花瓶滚落到楼下的大厅里摔得粉碎，弄得满地都是。”
  “我明白了，”波洛说。他注视着她，沉默了片刻。他注意到，她的双眼十分机警，显得十分睿智，似乎在询问对她的话是否应该发表一点意见。
  “您觉得发生了什么事会使她吓着了呢？”
  “后来回忆起来时，我觉得她看见了什么。”
  “您觉得她是看见了什么，”波洛重复着她的话，“会是什么呢？”
  “我说过她的眼睛是在看着书房的门。我猜测她是不是有可能看见门开了，或者门把手转动了一下，或者实际上她看见的还不止这些。也许是看见谁开了门打算出来。她兴许是看见了一个相当出乎意料的人。”
  “您也朝那边看了吗？”
  “没有。我只是向上盯着楼梯上的德雷克夫人。”
  “您确实觉得是看见了什么才使她吓了一跳吗？”
  “对。也许是只看见门开了。一个人，一个不知怎么混进院子的人从门里进去了。就在一瞬间使她攥紧花瓶的手一哆嗦。装着水和花的沉重的花瓶一下子就跌落下去啦。”
  “您看见有谁从门里出来吗？”
  “没有。我没有朝那边看。我觉得没有人真的从门里出来走进大厅，倒有可能是又缩回书房去啦。”
  “接下来德雷克夫人干什么啦？”
  “她恼怒地尖叫了一声，下了楼梯对我说：‘看我都干了些什么！弄得一团糟！’她把几块碎片踢到一边。我帮着她扫成一堆，堆在墙角里。当时不可能彻底清扫。孩子们开始从玩火中取栗的屋里跑出来。我取了块擦玻璃的布随便给她擦了擦身上的水，很快晚会就结束啦。”
  “德雷克夫人没有解释一下她是吓着啦，也没说起是什么使她大惊失色吗？”
  “没有。只字未提。”
  “而您觉得她的确吓着啦。”
  “波洛先生，您是否觉得这只不过是完全不重要的小事，我却太小题大作啦？”
  “不。”波洛回答道，“我压根儿没这么想过。我只见过德雷克夫人一面。”他若有所思地接着说，“是在我跟我的朋友奥列弗夫人一道去拜访她的时候——也就是，在察看作案现场的时候。在这短短的一次会面中。我观察了一下，她似乎不是一个很容易被吓着的女人。您同意我的观点吗？”
  “一点不假。这就是我为什么一直纳闷的原因。”
  “当时您也没有问一句吗？”
  “我也根本没有理由这么做呀。要是您在某家作客，女主人不幸摔碎了她最好的一只玻璃花瓶，作为客人，您要是问，你怎么搞的弄成这样啦，似乎也不太礼貌吧？我敢肯定要是说她笨拙她一定会大发雷霆。”
  “您刚说过，随后晚会就结束啦。孩子们跟着母亲或朋友们纷纷告辞，单单不见了乔伊斯。这时我们知道乔伊斯死在了书房里。有没有可能出现这种情况。一个人正想从书房里出来，就听见了大厅里的声音，他重新关好书房门，后来趁人们在大厅里告别、穿大衣等的时候偷偷溜走了？惠特克小姐，我想直到找到尸体您才有时间回忆刚才的一幕吧？”
  “是的，”惠特克小姐站起身来，“恐怕只能告诉您这些了，甚至连这些也无关紧要。”
  “不，很值得注意。凡是值得注意的都值得铭记在心，顺便我还想问您一个问题。实际上是两个问题。”
  伊丽莎白·惠特克重新落座。“说吧，”她回答道，“想问就问吧。”
  “您清楚地记得各个游戏的先后顺序吗？”
  “应该是的。”伊丽莎白·惠特克回忆了片刻，“首先是笤帚比赛——装饰过的笤帚，有三四个不同的小奖品。接下来有气球比赛，就是用手或用球拍打着玩。闹着玩让孩子们活跃起来。后来女孩子进了一间小屋玩照镜子游戏，她们手执一面小镜子，男孩子的脸反映到镜子上。”
  “这是怎么弄的呢？”
  “哦，简单极了。门橱拆了。不同的脸往里面看，反映到姑娘们的镜子中自然也不同。”
  “姑娘们知道在镜子里看见的是谁吗？”
  “我猜有人知道有人不知道。男孩子们事先化了妆，再加上一些道具，比如说带上面具、假发、络腮胡子，还有大胡子，再加上油彩效果，很有意思。
  大多数男孩子女孩们早已认识，也许还来了一两个不认识的。反正她们高兴地格格直笑。”惠特克小姐说着，显得有些轻蔑，“后来有障碍赛跑，接着把一个杯子装满面粉压紧，反扣过来，在顶上放一枚六便士的硬币，每个人切下一片粉糕。粉糕若是全都垮了，这个人就被淘汰出比赛，别的人继续进行，直至最后一个人得到这枚硬币。再往后就是跳舞、吃饭。最后的高潮是玩火中取栗的游戏。”
  “您最后见到乔伊斯是在什么时候？”
  “我不知道，”伊丽莎白·惠特克答道，“我跟她不太熟，她不在我班上。她不是一个很有趣的孩子，因此我没太留心她。不过我记得她切了粉糕，她太笨了，一下子就被淘汰啦。看来那时她至少还活着——但那还早呢。”
  “您没看见她跟谁一道进书房吗？”
  “当然没有。要是我看见了早就会告诉您的。我肯定知道那至少是很重要的。”
  “那好，”波洛说，“第二个问题。也可以说是一系列问题。您在这所学校呆了多久啦？”
  “到秋天就满六年啦。”
  “您教——？”
  “数学和拉丁文。”
  “您记得两年前在此任教的一位姑娘吗？她叫珍妮特·怀特。”
  伊丽莎白·惠特克惊呆了。她欠欠身子，又坐下去了。“可是——那跟这肯定没什么关系吧？”
  “可能有关系。”波洛说。
  “怎么会呢？有什么关系？”教育界消息没有乡村的闲话传得快，波洛暗自思忖着。
  “有证人称乔伊斯说她几年前目睹过一桩谋杀案。您觉得有可能是珍妮特·怀特之死吗？珍妮特·怀特是怎么死的？”
  “有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