赵大明此时如乱箭穿胸，几乎要晕倒了，为了避开父亲那越来越令人害怕的眼光，他胆怯地移动着视线，偶然在衣柜顶上触到一根露出五寸尾巴的粗麻绳，忽然像疯了一样，伸手拽住麻绳用力一扯。麻绳是压在一个装零星工具的小箱子底下的，小箱子被麻绳带动，从柜顶上滚下来，哐！哗啦！响成一片。赵大明这才感到松快了一点，他正是要把积郁在胸中的炽热的岩浆，通过绳子，传递给小箱子，让它摔下来，借它的力量爆响，喷出去。
  “你敢！”赵开发逼近儿子。
  “爸爸！”赵大明吼叫着嚷道，“您知道吗？这是路线斗争，是铁面无情的。他是走资派，他罪该万死！他不是人！你不要把他当人！他是一只挨了枪弹的野鸭子，被我们捡了便宜，赶快拔毛，把锅烧红，放上油，等着，没有什么客气讲，不能温情脉脉！您懂吗？您那么糊涂？不要挡着我！让开！谁同情他谁就跟他一样，不是人！”
  赵开发一语不发，扑上前来，扬起手，照着儿子的脸打下去。响声过后，赵大明放声恸哭起来。只有这样，他才有理由嚎哭；只有这样，他的哭才不会叫范子愚看出破绽来。他感谢亲爱的爸爸，“您终于会意了，让我能够大胆地哭一场了。”
  第二十八章　将军愤
  彭其是怎样摔下玉带河的？故事要回头细叙。
  他在北京已经住了半年，半年里没有离开过特为他准备的那一套房间，半年没有呼吸过户外的新鲜空气，半年没有晒过太阳。他瘦了，皮肤白了，左腕上被手表长年盖住而形成的白印消失了。半年来没有擦过皮鞋，因为不见灰尘，不需要擦它。半年来没有同第二个人一起吃过饭，沤红辣椒和烟熏腊肉的味道已经记不起来了。这半年他过着隐居生活，像不得志的秀才，下决心关起门来著书立说，写字台上每天摆着纸笔，只见他常常坐在台前沉思。他的著作进展极慢，烟缸里的烟头倒掉又填满，倒掉又填满，桌上的稿纸却很少更换，烟头比字多出一百倍。他在这里住了半年，新的朋友只结识了七个，其中四个是轮番跟他谈话的，三个是负责监护他的。监护他的朋友他能叫出姓氏来，谈话的朋友连姓都不知道。他当了半年的俘虏，半年囚犯，半年木乃伊。
  最初，他经历了一段轰轰烈烈的生活，每天有十几个人围着他，机关枪和大炮无休止地向他射来，日复一日，渐渐地听觉开始麻木，害了慢性耳聋病。向他发动攻势的指挥人就是他过去的亲密战友陈镜泉，他看见他不断吹号、擂鼓、挥动指挥旗，驱使炮手们拼命地轰。要是别人当这个指挥，他彭其也许会老实一点，恰恰在陈镜泉面前，他要挺直腰杆更硬三分。他当然不知道陈镜泉是怎样被人操纵的，他只能看见前台的表演。人家把他在南隅挨斗的实况录音放给他听，他大吃了一惊，立刻跳起来大骂：“阴谋！他娘的阴谋！我不是这样讲的！有人搞鬼！害人！”在他的回击下，陈镜泉表情呆板，面无人色。彭其暗自得意，耻笑对手无能，所用的手段十分拙劣，作贼心虚，经不起反击。可他又上当了，哪知陈镜泉只是一块盾牌，盾牌虽被刺伤了，躲在后面的勇士却安然无恙。录音带放了一次又一次，彭其气得连话都不愿意说了，不管人家怎么吼叫，他紧闭着嘴唇，就是不张开。而在人们不注意的时候，他偷偷向周总理写了一封信，愤怒诉说了所有冤情。可是，谁能为他去传递呢？他只得把它藏在身上，等待有利的时机。
  热闹的阶段过去了，围攻的队伍不见了，陈镜泉也不再露面了。继之而来的是和风细雨，像黄梅季节的天气，不冷不热，天天一样，持之以恒。那四个专与他谈活的朋友就是在这段时间认识的。他们四个人好像是同一个妈妈生的，性格一样的温柔，态度一样的和善，进门脸带三分笑，出门回身一点头，说话轻声细语，举止文质彬彬，坚持委婉规劝，颇为体己贴心。怄火了，不生气，受了冷遇也不灰心。他们窃窃私语地告诉彭其，叫他不要过于忧虑，要爱护身体，晚上好好睡觉。只要承认了有组织有计划地反党，并表示接受教训，就可以既往不咎，一笔勾销；他们表示对红军老干部十分尊敬，并且把不知从哪里听来的关于彭其过去的英雄故事拿来津津乐道。这几个人真是可爱极了，使彭其对他们产生了好感。但是，无中生有的事实他不能承认，恐怕就连许淑宜或湘湘来劝他，他也不会承认的。他是有感情的人，用感情来打动他，他不会不动；但他更加重视原则性，要是把感情和原则放到天平上来称，那么感情就变得几乎没有重量了。他在几十年行伍生活中，最忌恨一个“假”字，假敌情可以诱使你兴师动众，千里扑空，乃至全军覆没。他感谢他们态度友好，但宁死不说假话，说一千遍一万遍也动摇不了他要说真话的决心。后来那四个可爱的朋友再不露面了，最后一次离开时也没有说明一下。彭其与他们相处已经习以为常，每天吃过早餐就等着他们的到来，像等待情人一样。一天等不到，两天等不到，他感受到一种类似失恋的孤单。从此，他只好找监护人说话。三个监护人都是青年军官，也像是同一个妈妈生的，一样地沉默寡言，常常半天不讲一句话。彭其主动找他们攀谈，顶多是你问一句他答一句，决不随便发挥，更不高谈阔论。开头，彭其曾经把他们看作敌人，因为他们执行着狱卒的任务，而自己则是被看守的囚犯，囚犯与狱卒之间，怎能不互相敌对呢！日子一长，敌对情绪逐渐模糊起来，以后反而萌发友谊之情了，你说怪也不怪。究其实，从敌对到友谊是很自然的现象，因为敌对的基础本来就很薄弱。从彭其的角度来看，这几个充当狱卒的青年与自己本无旧怨新仇，要不是有人把他们派来，他们大概决不会主动要求到这里来。与其说他们是敌人，还不如说他们是敌人手上的一把锁。如果有朝一日你把你的敌人击败了，他被你关进囚笼了，你也可以用这把锁来锁住他，不让他逃走；从监护人的角度来看，你这个被关的老头子对他并无威胁。你没有批评过他们，没有打骂过他们，没有夺走他们任何一点利益，他们恨着你干啥呢？归根结蒂，彭其与监护人之间暂时处于敌对地位完全是第三者所为，他们任何一方本来根本不需要这样。所以，时间一长，监护人和被监护人渐渐地打成一片了。彭其管他们叫小刘、小崔、小郭；他们几个也由原来的称呼彭其为“哎”改称为“彭司令员”了。从此，小刘去了小崔来，小崔去了小郭来，总是有一个人陪伴着彭其，使他不感到寂寞。
  日子像萤火虫的屁股一样，亮一下，黑一下，亮一下，黑一下……每当开始亮时，彭其就得起床，然后是洗脸，吃饭，聊天，吃饭，静坐，吃饭，沉思……到黑了以后他又得上床，然后又亮了，然后又黑了……有时他想，把这个萤火虫的屁股砍掉，扔进大海去，省得它害得人一时爬起，一时躺下，折腾个没完没了。要是永远是黑的，就可以永远睡着不起来，多省事呢！
  萤火虫还是那样亮一下，黑一下，亮一下，黑一下……不知不觉，彭其感到天气在起变化，早上起来必须穿毛背心了。他以为已到了初冬，因为近十年一直住在南隅，那里是要到初冬才偶然穿一穿毛衣的。后来向小刘一打听，才知道刚刚阳历九月初，离中秋节还有一些日子。于是他想起了月儿团圆的事。记得那年在井冈山，适逢中秋节没有战事，由陈镜泉提议把本村同来的四十六个同志（原是四十七个，彭四保未上井冈山就栖牲了）都找拢来，虽然没有月饼，不妨赏赏清月，围坐一起，互相勉励将革命干到底。除了九个人因部队不在这里和三个人需要执行任务以外，其他三十四人都到齐了。大家约定，革命胜利以后，一定要在中秋节来一次大团圆。那时候想得多么天真！打仗岂有不死人的！大团圆哪里会有呢！除非全部死光了，才可以在九泉之下团圆。不过，死了的虽然不能参加团圆，活着的三个却已团圆过多次，每次团圆都要把已经牺牲了的四十四人尽所能知地回忆起来。印象最深的除了扭着颈子死的彭四保以外，还有一个从小当叫化子最后仍是饿死的王一棍。王一棍本来不是他的正名，而是外号，因为有一年春节出门讨米，连破布袋子都被狗拖走了，仅剩一根打狗棍，所以得来王一棍的诨名。到后来参加共产了，人家还是那么叫他，连彭其也记不清他的正名了。“再也莫想团圆了！”彭其叹着气想道，“只怕就从今年中秋节起，月儿永久不圆了！”
  萤火虫的屁股还是亮一下，黑一下，亮一下，黑一下……真正到了中秋节那天，彭其却又忘了。晚上小崔来接班的时候，偷偷塞给他一个广东产的叉烧月饼。老将军捧着月讲，面对窗户，泫然泪下。这一夜西风飒飒，月色昏朦，空气干燥，寒气袭人。彭其不能开窗望月，因为窗户被钉死了，他只透过玻璃凝视着凄冷的街灯。由于有屋顶挡着，看不见街灯下的行人，但他猜想，大概人们都在低着头走路，望月的绝少。他胡思乱想，忽然想到月里的嫦娥去了。嫦娥躲进月宫大约有四千多年了吧？她怎么不感到寂寞呢？也许那孜孜不倦忙于伐桂的吴刚，也像小崔、小刘、小郭一样是月宫的一把锁？嫦娥所以不寂寞，多半是因为有吴刚陪伴；彭其所以不会寂寞到死，就因为有小刘、小郭、小崔。去他娘的！本来有妻有女，有战友，有上十万部队，却也要像嫦娥那样孤单。想起他的部队，就想到那些穿云破雾的英雄，他本来可以下一道命令，叫他们向一切囚笼开火，甚至向月宫挑战，但他与部队的联系已被割断了，英雄们听不见他的声音。要是陈镜泉仍像过去那样知心，他本来可以传递司令员的号令，可是他变了，站到对立面去了，指挥别人的队伍去了。什么团圆团圆，人跟人永远不会有长久的和气与团圆。盼望团圆是因为吃够了分离的苦，团圆过后，接着来的又是分离，“死结同心”是孩子的想法。干燥的空气蒸发了彭其脸上的泪水，新涌出来的眼泪又在被空气蒸发，他连月饼的包装纸都没有剥掉，双手捏住一掰，成了两半。天上的昏月还在团圆……
  前天他意外地得到关怀，可以暂时离开这个鸟笼似的房间了，并有轿车来接，原来是又要开会了。老战友和新对头都在，陈镜泉也来了，但彭其假装没有看见他。这次的会议开得比较干脆，主持人三言两语就把会议的宗旨讲完了。只有两个议题：一、先由彭其在会上再做一次交代，也就是一次决定他自己命运的交代，他是否愿意改悔就此一举了；二、根据他的交代情况，大家再评论一番，提出对他的处理意见。主持人问他要不要再考虑考虑，彭其立即答复说不需要考虑了。接着，他便把过去交代过的一些老话重述了一遍，仍旧是“茅坑里的石头”。于是，大家便愤怒地开始发言了。几乎每一个发言者都是义愤填膺，怒不可遏的，好像他们每个人都被彭其挖掉了祖坟。关于处理意见，大都提得比较左，有的主张开除他军籍，有的主张开除党籍，有的主张党籍军籍一起开除，甚至有的建议给他戴上反革命帽子，送回原籍去。对于这些处理意见，彭其像都听清了，又像都没有听见，仍跟半年前一样，慢性耳聋病一点也不见好转。会议开了一上午，午休以后接着又开。下午的会更简单了，只宣读了一项命令，内容是撤销彭其党内外一切职务，保留党籍和军籍，以观后效。组织处理要比大家的意见仁慈得多。
  从此以后，彭其就是彭其，正如邹燕就叫邹燕，陈小炮就叫陈小炮一样，名字下面再没有什么头衔了。受了严厉而又冤枉处分的彭其，这时的心情应该非常痛苦，而事实上恰恰相反，他非但不痛苦，反而感到一身轻快。名字下面的头衔，他已背了快四十年了，走上井冈山就当班长，以后步步上升，官衔越来越大，最后达到了兵团司令一级。在没有撤职以前，有时碰到挫折，也曾经羡慕过普通战士，他们只要听口令就行了，省事得很，轻松得很。每当出现这种想法，他就立刻责备自己，认为是贪图安逸，是革命意志衰退的表现。尽管那官衔从某种意义上来说等于是背上的包袱，官衔越大，包袱越重，如果力气小于包袱，人就会压得趴下起不来。而彭其总是勉励自己竭尽全力来背，感到吃劲时便咬牙挺一挺，总算没有把包袱扔掉。今天突然把背了四十年的大小包袱一下子卸得干干净净了，而且又不是自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