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记仇？记什么仇？我要是记仇的人，就不会找上你来讲话了。我记你们的仇？要不是参加革命去了，我的儿子比你还大，我记你们的仇做什么！你们当了几年兵？懂得什么革命？搞错回把两回，有什么好记仇的！”
  “是啊，处长，我……”
  “不要讲你们了，”胡处长只顾说自己的，“就是彭其我也不记他的仇，他害得我背一个疯子的名声，还给我上电疗，娘卖X的！我记他的仇了吗？我不记，如今阴谋诡计太多，他也有他的难处，我原谅他，我晓得他不好搞。不光不记他的仇，我还要……”他仔细望望范子愚的面孔，“讲给你听了，你会不会又去搞鬼？”
  “处长，请您放心，我再不会害您了。”范子愚诚恳地说。
  “靠不住，”胡处长摇着头，“你们这些年轻人，都是墙头草，风吹两边倒的，又来个搞阴谋的在你耳边头一熏，你又倒了。”
  “您说得对呀！老处长，”范子愚深有感慨地点着头，特别强调了一下老处长的老字，“我们太容易上当，太天真……唉！”
  “你的感慨倒不少！”
  “您知道，我这回在北京被人害了，害得我满街流浪，只差一点没有要饭了。”
  “怎么搞的？”胡处长瞪着惊奇的眼睛看着他。
  “害得我几个晚上没有睡觉，这里混一天，那里混一天，钱包也被扒了，现在身无半文。”
  “你吃了饭没有？”
  “饭，吃了，在空政文工团吃的，也没有收我的钱。”
  “买了车票吗？”
  “车票有了，零点三十分的。”
  “你到底碰了什么鬼呀？”
  “一言难尽……言难尽，唉！……”
  “不要着急，碰见我了，你就不怕了，我这里有钱，你先拿点去吧！”胡处长从上面的衣袋里随便一拖，拖出来几张十元的票子，往范子愚手上一塞，“拿去，如今还没有到共产主义，没有钱是活不成的。”
  “不要这么多，处长，我不要这么多，有一张就够了，只要能在车上有饭吃。”范子愚留下一张，其余的都要还给胡处长。
  “放你那里吧！”胡处长将手一摆说，“都放在我一个人身上，再碰一个扒手就完了，大家都会吃不成。”
  范子愚只得将钱装进口袋，谨慎地扣上袋扣。
  “你姓什么？我还搞不清呢！”
  “我叫范子愚。”
  “吃饭的饭？”
  “不是，草头底下一个氾滥的氾。”
  “吃饭，还有鱼……”胡处长自言自语念道，“算了算了，我记不得，我还是叫你革命家。”他又突然想起，“革命家，离开车还有很久吧？”
  “还有三个小时。”范子愚看了看表。
  “走！”胡处长站起来，“吃酒去，有做伴的了，心里高兴，娘卖X的！老子也受了几天气，消消气去！”
  他们来到车站斜对面一家通宵服务的小食店里。这时顾客已不多，有的餐桌还空着，范子愚在靠墙的一个偏僻角落选好了位子，将自己的和胡处长的行李搁在凳上，便说：“老处长您坐着吧！我去办来。”在范子愚正与熟食柜的服务员商量选菜和买酒时，胡处长对他喊道：“有肉皮没有？你问问有肉皮没有？”不久，范子愚将熟菜端来了，一盘红肠，一盘卤牛肉，一盘猪肝，还有两份卤猪蹄，他抱歉地说：“买不到肉皮，这猪蹄可以吧？”胡处长只得将就着说：“马马虎虎。”接着，范子愚又把洒拿来了，一种是二锅头，一种是啤酒。
  “娘卖X的！”胡处长喝了一口二锅头说，“在北京好几天，没有这么痛快过一回。”
  范子愚端起啤酒杯子，不禁慨然，刚才还在幻想着如果身上有钱，躲进这里来，买上两杯啤酒，面对熟菜碟子，“他妈的！老子就在这里享福啦！”不料一转眼就变成了现实，生活真是千变万化的呀！正在这时，听见胡处长讲话，便接上去问道：
  “您这回来北京，到底是干啥呀？”
  “我？”胡处长忙着咬猪蹄，“讲给你听了，你回去斗我不？”
  “老处长，您不要再提那些事了，我心里难过。”
  “那我就告诉你吧！娘卖X的！我怄了一肚子的火，正想找人讲一讲，不讲给别人听听，硬是过不得。你晓得，我跟彭其、陈镜泉是同一个村里一起搞共产出来的，四十七个人死得只剩我们三个了。剩下这三个人还要你搞我，我搞你。彭其把我搞成疯子，不管他是好意还是恶意，反正我好好生生一个人，成了疯子，挨电疗。陈镜泉又要带头整彭其，还带了材料住到北京来整，家里的训练、打仗都不管了。我呢，一天到黑寻他们骂娘，骂他们没有良心，搞阴谋。你看，这样搞来搞去有什么味道，何不少搞点鬼，你也不骂我我也不害你呢？再过几年我们这些人就要进土了，这样搞下去，到了阴间地府还会打鬼架。唉……！”他长叹一声，喝了口酒，“彭其在北京挨整，陈镜泉跟着屁股来整他，家里在那里趁火打劫，又搞新阴谋。我看了实在过不得，没有人同意，我自己拿钱买了张车票到北京来，想找一找红军时候的老人，找一找我们浏阳共产的老战友，商量商量，到毛主席那里反映点情况吧！我的官太小，他们有的当了部长副部长，总比我好些，去讲几句话吧！哪晓得，我一到北京，那些人通通打倒了，都是走资派，连人都找不到。有些地方还把我当坏人，小造反崽子抓住我盘问半天。娘卖X的！我真想打人，又一想，打他也没有用，都是屁也不懂的小孩子！唉！……”又叹一口气，又喝一口酒，“后来我想算了！不去找他们告状了，还是去帮彭其讲几句话吧！快点让他写一个检讨，回去管住那个摊子，家里搞得一塌糊涂啦！哪晓得，这个也不见我，那个也不见我，都把我嫌臭狗屎一样。娘卖X的！到后来，哨兵干脆不许我进去，我革命四十年，进门都进不了，到处把我当疯子，还笑我！你说气人不气人？唉！……”又灌了一大口二锅头，“我再一想，找不到他们，我找陈镜泉总还要得吧！屁！陈镜泉也找不到，这个讲住在那里，那个讲住在这里，把我当把戏耍，娘卖X的！我要不是在车站碰到你呀，一个亲人都没有了。革命家，你还看得起我这个疯子老头，真是少有的好人，少有的好人哪！”
  “老处长，”范子愚心酸地噙着眼泪说，“您这些话……唉！揪心啊！真是……不知道心里是什么滋味。我们真是像您讲的，是小孩子，不懂世事，胡吵胡闹，做了很多不该做的事。唉！不知道啊！……不知道你们平时想些什么，也不知道他们想什么，都以为像我们自己一样想事的，真是，唉！真是……”他仰起头，将一大杯啤酒一口灌下去，“您在北京碰足了钉子，我碰的钉子比您更惨。”
  “你碰了什么钉子？”
  于是，范子愚不再避讳胡处长，把他上北京来的真实目的以及如何遭到冷遇的全部过程叙述了一遍。
  “你开头是骗我的！”胡处长听完以后说。
  “是的，对您讲假话了。”
  “以后不要讲假话，革命家，官当得小一点不要紧，人要直，不能歪，要记住，你们还年轻，学歪了，将来会害人的。”
  “是啊，是啊……”
  一对冤家，邂逅相遇，在患难中成了能讲真话的好友，对酌对饮，互吐衷肠，时间过得很快。等他们回到候车室时，只差四十多分钟就要开车了，因没有通知进站，他们仍旧坐回原来的地方。这时大部分人已经登上另外的车次走了，候车室显得冷冷清清。胡连生和范子愚都已喝得半醉，话兴的高潮也过去了，默默地坐在那里，静等广播喇叭里喊出进站的通知。他们两人大概近几天都未能畅快地睡觉，因而一坐下来就打磕睡。一个穿白褂的女服务员推着一部吸尘机来到他们跟前，顺便提醒了一句：“同志，别睡着了，就要进站了！”
  服务员离开以后，他们左右再无旁人，好像是谁把他们遗忘在那个角落里了——一个是老红军战士，一个是新兴革命家。
  吸尘机在向前推进。前方有一个漂亮的巧克力糖纸盒，原已被皮鞋踢踏得不成样子了，现在又遇上吸尘机，被搅得翻来滚去。仅在十分钟以前，它还被一个孩子珍惜地抱在怀里，因为里面还有最后一块巧克力糖。现在，巧克力既然没有了，纸盒已丧失了作用，扔在地下有碍清洁美观，因而必须把它扫进垃圾桶去。
  第二十七章　风雪除夕夜
  夏天过去是秋天，秋天完了是冬天，又跟去年一样，西北风把雪片搅得满天飞舞，在整个中国，只有岭南除外。
  半年时间，论日子不到二百天，对于十分经老的地球来说，简直没有什么感觉。比如你家门前有一座石山，你小时候去爬，它是那样高，老了去爬，它还是那样高。除非遇上了人工开凿，否则，每一条石缝都是原来的样子。对于石山，它能感觉到二百天的变化吗？又如天安门前的金水桥，每天不知有多少脚在它身上踩过来踩过去，它静静地躺在那里，你夏天来走，它是那么厚，冬天来走，它还是那么厚。它能感觉出二百天人间事物的迁移吗？至于气候的更替，那是年年一样，周而复始，在石头和建筑物看来，季节是个走马灯，老是那几幅图画在原地转圈圈，走马灯还是走马灯，也没有什么变化。最能感出变化来的是人，去年冬天跟今年冬天不一样，昨天中午跟今天中午不一样。在这不到二百天的时间里，中国的变化是翻天覆地的。像一口大铁锅煮着一锅杂烩，里面的各种菜肴在不断地翻上来沉下去，头一次上来轮廓清楚，第二次上来表面模糊，第三次上来变了颜色，第四次上来也许已经面目全非了。各种政治色彩的人物就同各种菜肴一样，每次浮上来面貌不同，绝不像季节一般周而复始。无论哪一块便于贴大字报的墙壁，虽然撕去一张换上一张，总是大字报面不是别的，但每一张的内容都不相同。同是一个人，曾在这里贴过若干张大字报，决不会有两张完全一样的。他的经历在丰富中，他的认识在发展中，他的思想在变化中，无论如何不会变得与去年同一天的思想状况完全一样。在这不到二百天的时间里，有些人经历了质的变化：原来是指挥别人的，现在可能被别人监禁了；原来是默默无闻的，现在可能成了风云人物；原来是生龙活虎的，现在可能变成残废了。每人都在变化，每人的变化又不同，可见人世间多么丰富多彩。
  好大的雪呀！西北风呼呼地吼叫着，将漫天飞雪和一九六八年春节一道儿送来，北京这座古老的都城，被风雪压进地下三尺了。紫禁城的红墙金瓦建筑，像一群大鹏在风雪中搏击，不肯退缩躲闪，不甘被时风时雨埋没。电缆裹着厚厚一层冰凌，依旧在传递电流，点亮万家灯火。每一个屋顶都被冻得刷白，在寒风中发出金属般的鸣声；而每一家房里都是热气腾腾，敲杯击盏，奏出新春的欢乐。街头的车辆虽已减少了，道上的行人却比往日更多，尤其是孩子们，生命力无比强盛，像是要把冰雪闹化，闹出一个美丽的新春。对于大字报、大标语和墙头漫画，今天没有人注意，好像那是一场古老的游戏，已被现代人遗忘了，人们陶醉在似有似无似隐似现的某种幻想当中。谁也说不清楚，谁也无法描绘，总之是期待冰消雪化，百花复开，盼望能变一个样子就好；也许一场嬉闹过去，乐极生悲，炉火熄了，房里房外是一样的冰冷！
  要说除夕是团圆之夜，也不尽然。中南海的警卫战士难道没有家吗？商店里正在忙碌着的售货员难道没有家吗？驱车在线路上行驶的司机难道没有家吗？这些人都是职业规定了他们不能及时与家人团聚的；但也有不因职业限制而放弃团圆的，五十六岁的赵开发老头就属于这一类。
  这个已有四十年工龄的机修钳工，因为想把那台织布机的故障彻底排除，以便节后开工时能正常运转，车间早就走空了，他还留在那里磨磨蹭蹭，专心致志地工作，忘记了时间。有人给他送吃的来，他摆手谢绝了，笑笑说：“留着肚子，回家吃好的，儿子也回来啦！家里还有客人呢！”不知不觉，已到凌晨两点，他才洗手换衣，回家过年去。
  他跳下车，一股强大的西北风搅起飞雪，呼的一声迎面扑来，他没有站住，跌倒在地，脱口喊出声来：“好大的风啊！”他从雪地里爬起来，紧了紧大衣，一步步向天安门方向走近。这条长安街有它最热闹的时候，也有它十分宁静的时候。每年五月一日和十月一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