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怎么不能讲话？我清醒得很，我就是要讲，不讲话，病就来了。”
  “对！”刘絮云趁热打铁地鼓动说，“胡处长，别听他的，他专搞阴谋，咱们要揭穿他，您快说吧！”
  “我先问你一句话。”胡处长对刘絮云说。
  “问什么话？”刘絮云不耐烦。
  “你刚才讲，他跟什么人勾结在一起？某些人是哪个？”
  “这个您就别问了。”
  “我要问，只准你问我，就不准我问你呀？”
  “您先把脑电图的事说了吧！说完以后我再告诉您。”
  “不，不告诉我我不讲。”胡处长找了个地方坐下，紧闭着嘴。
  “他跟反党分子……”
  邹燕等得不耐烦了，几乎把彭其的名字讲出来，被刘絮云在背后摆手制止住。可是，这个动作叫胡连生看见了，他又在心里敲了一次警钟：“阴谋！”
  胡处长点破天机说：
  “你们是讲，他跟彭其勾结在一起，是吗？我晓得了！我早就晓得，外头到处有标语。小刘，讲正经话吧！你要我来证明什么？我忘记了，你再讲给我听听。”
  “不是说请您来谈谈脑电图的事吗？”
  “什么脑电图？”
  “就是方主任给您做的脑电图。”
  “脑电图，怎么了？你要？”
  “哎呀！刚才在路上还跟您讲好了的，请您当着大家的面，把您在脑电图上按指印的事儿说说。”
  “我按指印做什么？”
  “您怎么啦？”刘絮云急得沉不住气了，“都说好了的，怎么又装糊涂了？”
  “我才不糊涂，清醒得很。”
  “那您就讲嘛！”
  “讲，讲，讲，你要我讲什么？”胡处长发火了。
  “讲你按了指印。”刘絮云只差一点没有跳起来。
  “你听谁讲我按了指印？”
  “听你自己讲的。”
  “哪一天？”
  “前两天，在你家里，刚才你还讲了。”
  “刚才我讲我按指印了？你们这么多人都听见了吗？”在场的文工团造反者被这个场面弄糊涂了，也不知是上了刘絮云的当呢还是上了胡连生的当，总之他们都感到自己已经上当。邹燕代表着大家的心情向刘絮云提出了疑问：“小刘，到底是怎么回事嘛？”
  “这个老……”刘絮云准备骂一声“老鬼”，又意识到不能把路堵死了，立刻改口说，“这个老同志是有一点糊涂，刚才还对我说得清清楚楚的，现在又忘了。”
  “我糊徐什么！我记得清清楚楚，刚才在路上，你还告诉我了，说我在什么脑电图上按了指印。”
  “是我告诉你的？”
  “不是你还是鬼？”
  “好，好，好啊！”刘絮云知道彻底破产了，撕破脸皮吼道，“胡连生！你……你……你随便吧！”她气得说不成话了。好在文工团那位造反头头及时站出来为刘絮云解开了重围，他走到胡连生面前说：
  “胡处长，您要是忠于毛主席，您就把真话说给大家听。”
  “真话就是按指印是吗？像写卖身契一样，是吗？好嘛！我忠于毛主席，我不敢不忠，你们拿一张图来嘛！我给你按一个。”
  “滚！”刘絮云再无办法了，只得撒泼，扑向胡连生，恨不能将他吞下去。
  胡连生平心静气地站起来，说道：“你要滚，你就滚，我，是走来的，我还要走回去。”他说着向门外走去，“娘卖X的！到处是阴谋，走到哪里，哪里就有阴谋。让你们搞阴谋去，你们爱搞到天亮就天亮，我要睡觉了，睡着了，看鬼阴谋去。娘卖X的！阴谋跟着你跑，你走到哪里，它追到哪里，你死了，他跟着你屁股追到马克思那里去，娘卖X的！我要到北京去告你们，看着吧！我要告你们……”
  文工团员们望着胡连生的背影，一个个哑然。只有方鲁抑制不住内心的高兴，当众露出了微笑。
  “你别笑得太早。大家别走了，等着吧！”
  刘絮云咬牙切齿地瞪了方鲁一眼，又叮嘱大家一句，便一扭一扭地快步离开了这个房间。
  还等着于什么呢？文工团的造反群众纷纷埋怨他们的头头，并且就当着方鲁的面，一点也不怕丢丑。那头头也被问得张口结舌，只会小声地说一句话：“回去再说！回去再说！”有的造反者仍惦记着那本精彩的《法医学》，不管三七二十一，又围到一起翻阅起来。方鲁见大家都不找他的麻烦了，便去整理书架，好像今晚根本没有发生过什么事情。
  不久，刘絮云带着一个三十多岁的军人走进来，那军人对方鲁说：
  “方鲁同志，根据群众的检举揭发，你跟彭其有不正常的联系，从明天起，停职接受审查。”
  “哪里的决定？”
  “机关文革领导小组。”
  “是江醉章吧？”
  “我说的是机关文革领导小组。”
  有人赶紧将《法医学》合拢，扔到书架上，悄悄绕过站在屋中间的人，跨过横躺在地上的凳子，不做声，走了。
  第二十六章　流浪汉
  北京城里到处有空军的驻地，每一个地方都不让范子愚进去。
  就在邬中带着录音磁带、信件、材料等坐飞机上北京的那天，范子愚也买了一张飞机票。他在候机室门口老远望见邬中坐在里面，知道跟他坐同一架飞机，决心尽量避免同他见面。上飞机以后，邬中坐在较前面的位置上，范子愚的座位在最后一排，这样，范子愚便掌握了主动。但是，两个熟人同坐一架飞机，航程那样远，中途还要停下来加油、休息，要想互不见面几乎是不可能的；然而也奇怪，邬中好像完全没有发现范子愚，两人同机，一直没有打照面，互相装着糊涂来到了北京。在北京机场着陆以后，印有“中国民航”字样的大轿车要把乘客送到市中心去，这回两人躲不开了，只得都装着吃惊地应酬了几句：
  “你也来了？”
  “你也来了？”
  “你来干什么？”
  “我当联络员，你呢？”
  “我也当联络员。”
  “你准备住哪儿去？”
  “报到了再说吧！你呢？”
  “我还没有定。”
  旁人听了他们的对话，又见他们都是穿的便衣，以为是群众组织派驻北京的联络员，因为那段时间全国各地大一些的群众组织都派有自己的联络员长期留驻北京，此类事情已司空见惯。下车以后，两人分手了。邬中深怕范子愚跟着他走，范子愚也正好不愿意跟邬中在一起，两人各自怀着鬼胎，很自然地各奔东西而去。
  范子愚在王府井大街从这家商店转到那家商店，又在小饭馆里随便吃了点东西，才跳上公共汽车到空军司令部去。下车以后，他打开旅行包，把军装拿出来穿上，大摇大摆地走进了空军司令部大门，来到文革接待办公室。办公室的值班人员正在打电话，他对电话里说：
  “……叫什么名字？……范子愚？……哦！草头底下一个汜滥的汜，儿子的子，愚蠢的愚，知道了，我记一下。”
  “什么什么？是我的电话？”范子愚伸过手去。
  “你是谁？”值班员愕然发问。
  “我就是范子愚。”
  “你？……”值班员立刻把电话筒放掉。
  “放掉干什么？是我的电话吗？”
  “不是！”值班员走向他说，“范子愚同志，你是刚从南隅来的吧？”
  “是啊。”
  “请你过三个小时以后到这里来一下，领今晚十二点半的火车票，回南隅。”
  “谁说的？”
  “首长指示。”
  “我要见首长。”
  “不行，首长很忙，不能见你。”
  “我有重要材料要交给首长。”
  “材料请留在这里。”
  “不能，我要亲手交给首长。”
  “已经说了，首长很忙，不能见你。”
  范子愚在接待室磨了整整两个小时，值班员干脆不理他了，无论他说什么，只装没有听见。最后他只得决定离开，想找个地方先住下再说。这时，值班员又不让他走了，说车票很快就会到。范子愚不理睬，悻悻地走了。
  他来到一个空军招待所，门卫把他挡住：
  “身分证。”
  范子愚摸了半天，竟忘记带身分证了，连忙声明说：“我有介绍信。”
  “请拿来看看。”
  范子愚将一张用信笺写的介绍信递给哨兵，哨兵一看，是群众造反组织的公章，笑了，退回给他说：
  “这个不行。”
  “怎么不行？”
  “上头规定的，不行。”
  “这是什么规定？”
  正当他与哨兵争论得将要发火时，传达室走出来一名战士，向他提出说：
  “请把介绍信给我看看。”
  “看吧！”范子愚顺手塞给他。
  那战士很快地看了一眼，还给他说：
  “范子愚同志，请你立刻到文革接待办公室去领火车票。”
  “我不去，我要在这里住。”
  “这里不能住。”
  “为什么不能住？”
  “没有床位了。”
  “我进去看看。”
  “不行。”
  费了很多口舌也吵架了，把造反精神全拿出来了，但是“秀才遇上兵，有理讲不清”，他只得又从这里离开。
  在另一个招待所门口，哨兵也要看他的身分证，他仍是将介绍信交出来，可答的更加干脆：“快去领火车票，不然来不及了。”他又吵了一阵，又是同样的结果。
  这一夜，他把所有的空军招待所都找遍了，每一个地方都是一样回答，更可恼的是，每当他悻悻地走开时，后面的人还要指着他的背议论半天。
  后来，他想到了赵大明的家，能不能到他家里暂时住上一晚呢？过去听赵大明说过，他的家就在前门附近，但忘了是什么胡同多少号，也不记得赵大明的父亲叫什么名字，走的时候又没有注意把这些打听清楚。前门附近有多大的范围？盲目去打听一个姓赵的，那不等于是海底捞针吗？这个不行，还得去想别的办法。
  “找旅馆去吧！”他想。于是，又凭着那张造反组织的介绍信去找旅馆。时间已是下半夜了，旅馆一般都住满了人；有的把门关死了，连个值班的也没有；有的倒是有床位，但认为他的介绍信不行；有的劝说他找空军招待所去；有的把他指到附近的陆军和海军招待所；有的干脆说：“你还是到车站呆一会儿，买张车票回去吧！现在北京人多，挤不进。”
  最后他果然听信了那个服务员的话，来到火车站，在通宵服务的餐馆里吃了点东西，便走进候车室去，坐着打了个磕睡就天亮了。他当然是不会去买车票的，岂肯甘心就此回去！第二天，他又按照昨晚的路线，从文革接待室到每个招待所重新走一趟，遭遇比昨天更加悲惨。傍晚时，他凭着那封造反组织的介绍信，找到清华大学去，在那里大摆了一通造反的困难遭遇，大骂空军文革接待办公室的某些人，得到了造反学生的同情，留他在那里住了一晚。
  第三天，他改变路线，先从招待所走起，最后才到文革接待办公室去。这回更是糟糕，连空军司令部大院都进不了了，那里的哨兵得到了特别通知。
  第四天，他万般无奈，只得冒险去找邬秘书，谁知所有空军招待所都不让他查登记簿。就在这一天，发生了更大的不幸，他身上带着的一百多元旅费全部被扒手借去了，仅剩三块多钱零星票子，不够两天吃饭用的。怎么办呢？范子愚急得躲在小胡同拐角处哭了一场，有的过路人望他一眼，有的连望都不望。这天晚上，他又在火车站度过。
  第五天傍晚，他在火车站闲逛，无意中听两个正在接车的空军军官谈到陈镜泉政委已经来京的消息，并探听到所住的地方。他抱着最后一线希望来找陈政委，谁知传达室的战士已跟他打过多次交道了，一见他来就皱起了眉头，根本不打算对他诚恳相待，他刚刚提出要找陈政委的要求，对方便连说“没有，没有，走吧！走吧！”范子愚怒火千丈，在那里大发了一顿脾气，事已做绝，只得气冲冲地走了。可他并不知道，就在他大吵大闹的时候，邬中从陈政委房里出来，躲着看了他全部表演；他也没有想到，当他离开招待所时，徐凯跟在他后面追，没有追上。现在不要说身上带着的材料能不能送给首长的事了，也不要考虑造反组织的前途如何了，眼前连吃饭的钱都没有了，怎么办呢？到今天他才开始后悔，应该在当夜领了那张车票回南隅去，那一天就走了，后来的不幸都可以免除。他想着想着，想出了最后一个办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