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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是谁带的头？”
  “这个，北京晓得，不要我讲了。”
  “我再问你，”范子愚背转身去，偷偷把邬中给他的纸条看了一下说，“一九六五年七月十七日，你在上海碰到了谁？”
  “我想想看，”彭其感到惊讶，范子愚从哪里弄来这么具体的年月日呢？不久，他想起来了，“哦，那回我在上海碰到过空二兵团的司令。”
  “你们关在招待所一间小屋里，谈到凌晨三点多钟。”
  “谈得那么晚？我没有注意时间。”
  “谈了些什么？”
  “当时刘亚楼死了不久，我们在回忆他的一生经历，刘亚楼那些七七八八的事我晓得很多。”
  “还谈了什么？”
  “还谈了……刘亚楼死后，谁来当司令的问题。”
  “好，就这样说下去，到底是怎么谈的，清清楚楚地讲出来。”范子愚感到胜利有希望了，找了条凳子坐下来。
  “他说可能会叫吴当司令，我说不行，吴是个草包，没有能力，只会吹吹拍拍。”
  “他恶毒攻击毛主席和林副主席，反动透顶！”有人揭穿说。
  “不！”彭其立即声明，“我不是讲的毛主席跟林副主席，我没有那么大的胆子。我是讲，刘亚楼是司令，他是政委，他当政委一点原则也没有，只会顺着刘亚楼，到处吹他捧他。”
  “你们还讲了些什么？”
  “还讲了……是我讲的，我说毛主席跟林副主席要选准人材就好，空军需要一个有能力的人来当一把手。”
  “你们想到的那个有能力的人是谁？”
  “我们不敢具体议论，那是毛主席跟林副主席的事。”
  “你不老实！”
  “耍阴谋！”
  “快说！”
  “说！”
  “说！”
  万炮齐鸣轰了上来。
  “我们确实不敢讲，但是我心里有想法，没有讲给他听。”彭其仍旧保持着镇静。
  “你心里是怎么想的？”
  “我想，最好提一个懂得一点飞行业务的干部。”
  “那个人是谁？”
  “没有提到具体的人。”
  “你心里，总有个对象。”
  “心里是有，心里想的不能讲出来。”
  “你又不老实！”
  “同志们，你们仔细想想，”彭其诚恳地说，“好好的一个同志，跟我从来没有什么勾结，只是我在心里想过一下，认为他可以当司令，现在我自己犯了错误，如果把他的名字讲出来，会无缘无故害了他，何苦呢！他一不搞阴谋，二不提意见，就是我在心里那样想过一下，又要引起对他的怀疑，节外生枝惹出一些麻烦来，那又何苦呢？这个我不讲了。”
  “要讲！”有人不答应。
  “你们一定有联系。”还有人提出了怀疑。
  “讲！不讲不行。”范子愚命令说。
  “不能讲。”彭其坚持着。
  “要讲。”
  “不能讲。”
  “讲！”
  “不能讲。”
  灯光师又来叫范子愚了，范子愚怀着惴惴不安的心情下楼去，刚一进门，江部长迎面走来，递给他一张被烧去多半的残纸片。
  “你看看。”
  范子愚接过来一看，上面有几个这样的字：“……后果不好……我不能好好……交代……”
  “怎么样？”江部长得意地笑着。
  “是彭其的字。”范子愚惊喜地说，“在哪里检到的？”
  “在他的房里，放在烟灰缸里想烧掉，没有烧完。”
  “这么说，他早就打定主意不好好交代？”
  “铁证如山。”
  “这个老狐狸，”刘絮云火上浇油地说，“要不是江部长细心，差点被他毁灭了罪证，哼！碰错人了，碰上江部长。”
  “哈哈哈……！”江醉章忘乎所以地大笑起来。
  “小声点！”邬中提醒说。
  范子愚拿着残纸片在想：“糟糕！铁的证据证明他不老实，我们的麻烦更大了，还有什么办法能叫他老实起来呢？我想不出办法来了，槽糕！”
  正在这时，江部长忽然把大腿一拍，脱口喊道：“有了！”使在场的人都吃了一惊。他把范子愚拉到身边，诡秘地对他说：“快去！抓住他话里的一切疑点往下追，不要搞得他不说话了，让他尽量地多说。只要他滔滔不绝地说下去，我们就胜利了。”范子愚眨着眼睛，表示他还没有弄明白。江部长催道：“快去吧！照着做就是了。”
  范子愚回到斗争会上，不折不扣地按江部长的指示办，相当成功，引得彭其断断续续讲了许多话。但群众听了有些纳闷，让他讲那么多废话干什么？从他的话里似乎听不出他有什么大错误。
  一个相当文明的斗争会结束了，几个文工团员把彭其送回原来的房间里去。他一路看到，这是一座完全陌生的楼房，楼梯上和走廊里都没有灯，也许是有意拉熄了。房子外面也是漆黑一片，什么也看不清楚。
  他走进小房间，发现情况变了：床上垫的已不是软绵绵的褥子，换上了一床草席，枕头没有了，需要自己想办法解决，茶叶拿走了，热水瓶不在了，台灯也从桌上消失，藤椅也换成了骨牌凳。他现在急需要喝水，最好有一杯浓茶，茶呢？水呢？好在杯子没有拿走，他想起卫生间有自来水，便拿着杯子进去，连灌了两大杯。出来时用毛巾擦着嘴，望着这变化了的环境自言自语：“难道这也是陈镜泉安排的？不……不……”
  第二十章　一梦初醒
  军人俱乐部门口有一个很大的墙报栏。过去是用来张贴电影广告和体育海报的，文化革命一开始，它就变成了毛泽东思想宣传栏。在这个宣传栏里，除了经常可以看到大红纸贴金字的毛主席最新指示以外，还有一个题为“活学活用毛泽东思想好人好事赞”的专栏，介绍兵团直属队在活学活用毛泽东思想的群众运动中涌现出来的先进人物和事迹。专栏每月更新一次，每次表扬的人数，最少一个，最多五个。虽然这仅仅是墙报而已，但一般人也还是希望能把自己的名字写到上面去。因为那是很光彩的；还因为那也许是从战士到干部或从干事到科长的第一个吉兆。
  今天，专栏又换了新内容，头一个光荣的名字就是文工团的赵大明。有人一大早就来向赵大明道喜，他却以为人家跟他开玩笑，怎么说也不相信。后来，说的人多了，他不得不当真，便走到俱乐部门口去看。
  宣传栏前围了不少的人，这在往常是少见的。人们一边看一边议论，显然是对某项新闻产生了特别的兴趣。赵大明悄悄走过去，只听有人在说：“谁也没有规定正在造反的群众不能成为活学活用毛泽东思想的积极分子，不过一般人对文工团的造反看不惯就是了，以为他们都是青面撩牙。还是江部长水平高，他就敢干把造反派的人拿来表扬。”旁边有人默默地听着，有的附和两句，还有的在谈论另外的话题。赵大明瞪大眼睛往宣传栏里一看，只见在自己的名字下面写着这样一些内容：
  ……在急风暴雨般的群众运动的洪流中，他始终不放松活学活用毛泽东思想，坚持斗私批修、加倍努力地改造非无产阶级世界观。他在你死我活的阶级斗争和路线斗争中，坚定地站在无产阶级一边，站在以毛主席为代表的无产阶级革命路线一边。他自觉地与兵团那个最大的资产阶级代表人物划清界限，不被假心假意的恩赐所收买，不为甜言蜜语所软化，不做资产阶级人性论的俘虏，从个人感情的泥沼中勇敢地拔出脚来。他时刻以革命无烈那种敢叫颅落地、不怕美女缠身的英雄气概来勉励自己，决心在复杂的对敌斗争中，做一个永远忠于毛主席的好战士……
  看着看着，赵大明惊得发呆了，他简直不敢相信自己的眼睛。“这是我吗？我有这样高大吗？”他反复自问，心在不安地跳着，脸上发烧。为了不让别人发现他，招致难堪，他转身就走。说来也怪，好像仅在一个早上，整个院子里的每一个人都认识了赵大明，包括那些从来不打交道、也很少碰面的干部家属在内。他们都以异样的眼光望着他，对他微笑，指着他的背影或侧影议论纷纷。他忽然间产生一种奇怪的心理，希望这个院子里只剩他一个人。假如除他以外还有另外的一个，哪怕那是个小孩儿，他也要难为情。他不明白，他在想……
  越是怕碰上熟人就越是要碰上熟人。陈小炮从他身边急走过去，装着没有看见他似的，连头也不摆一下。赵大明暗自庆幸，心想：“谢天谢地，要是被她看出我来，不知会怎么样。”谁知就在这时，已经走到前面去的陈小炮猛然回过头来，用利剑般的眼光望着他，大声地说：
  “歌唱家，想当官儿了？”
  赵大明脸一红，急走几步赶上去，想使她把说话的声调降低一点。
  “喂！”陈小炮可一点也不照顾他的面子，仍旧那么大声，“想当官儿别这么下作，我去跟我爸爸讲一声，赏个大官儿给你。”
  “你这是什么话！”赵大明生气地说。
  “我这是人话。”小炮说，“可不像有些人，良心长到背上去了，专讲鬼话。”
  赵大明知道，她肯定是在宣传栏那里看了来的，便解释说：“小炮，那不是我自己的意思，真的不是。我不知道是谁搞的，根本没有告诉我，把我吹上了天，我自己看了也脸红！”
  “得了吧！你还脸红，知道脸红的人，就不会像现在这样。”
  “你冤枉我了。”
  “我冤枉了你？”小炮愤怒地说，“算了！没有工夫跟你说那么多。”说完，扭头就走。才走了几步，又停住，回过头来，变了一个腔调问道，“好吧！如果你想证明你还是一个好人，那我问你一个问题，你敢告诉我真话吗？”
  “你说说看吧！”
  “你们把彭司令员搞到哪儿去了？”
  “这……这个事儿……”
  “别吞吞吐吐的，要说就说，不说拉倒。”
  “小炮，你别急呀！”赵大明哭丧着脸说，“我现在脑子里一片混乱，乱糟糟，一切的一切都不知怎么办好了。”
  陈小炮轻蔑地抿嘴一笑，昂着头，扬长而去。
  赵大明急得张口结舌，想叫住陈小炮再说几句，可就是出不了声，真像他刚才说的那样，脑子里一片混乱。他知道，小炮马上就会跑到湘湘那里去，把一切都告诉她。那样，将会引出怎样的结果来呢？他想去找湘湘，抢在小炮的前面，将宣传栏的事解释清楚。可是，在这个时候又怎好到湘湘家里去呢？湘湘要是提出想看看她爸爸怎么办？假如带她去了，江部长会怎么样？范子愚他们会怎么样？假如当面欺骗她，说自己不知道地方，那又是多么可耻啊！不行，不能去。他犹豫了一阵，又提起脚来，继续往前走。宣传栏上的那几句话在脑子里反复出现：“……不被假心假意的恩赐所收买，不为甜言蜜语所软化……从个人感情的泥沼中拔出脚来……不怕美女缠身……”这些话的意思再明显不过了，这是对湘湘的侮辱，是对彭其一家人的恶毒诽谤。是谁这样做的呢？怎么能这样干呢？怎么可以不征求本人意见呢？天真的赵大明又气又急又不明白，直想哭。他忽然得出了一个结论，失声喊出来：“啊！这是强迫我接受一种安排。”到这时，他已感到生活太复杂了，人也太复杂了，政治、路线、阶级斗争，也许这一切都是非常复杂的？二十四岁的赵大明，头一回被复杂的现实弄得这样苦恼。他愤怒，他想不顾一切，要表明自己的态度，于是便去找江部长。
  江部长在二○九号房里接待了他。
  “怎么啦？”部长见他涨红着脸，气咻咻地走进来，有点吃惊。
  “部长，我……”赵大明低着头说，“我不要那个表扬。”
  “为什么？”
  “太不实事求是，影响多不好啊，这是谁搞的嘛？吹上了天，瞎说一通。”
  “是我搞的。”江部长站起来说，“我亲自写的。”
  赵大明一听，吓得不敢做声了。
  “怎么？”江部长盯着赵大明的眼睛说，“我写得不对吗？”
  “不，不是。”赵大明结结巴巴地说，“我是……我觉得……我自己没有那样好，我……我不配，我不配这样的夸奖。”
  “不要老是我，我，我，”江部长打断他的话说，“我们自己都从属于一定的阶级，是一定的政治路线上的螺丝钉。今后，对这个‘我’字，要好好地重新认识。”他板着面孔，十分严肃，“你以为这个受表扬是你个人的事吗？这是革命的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