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很清楚，”秘书说，“不但肯定是内部人干的，而且有高级干部参加，他们背后可能还有更深的背景。正好在召开党委会之前把人劫走，不可能是为了保他过关，肯定是对着您政委来的。党委会开不成，看您怎样向北京交账。一面在打倒彭其，一面开始拆您的墙脚，一环套一环地逼上来了。我们现在一定要想尽办法把他找回来，党委会还是要开。”
  “要向北京报告一下。”政委说。
  “是要报告。”
  “你起草一个电话稿子吧，省得信口开河把话讲错了，现在做事处处要注意。”
  “好。”
  “哦，你还是讲你的，又打乱了。”
  “办法……”徐秘书继续说，“别的种种办法都不大可靠，这么大个南隅市，你知道他们把他藏在哪里呢？到底还在不在南隅也还很难说。公安局和高炮连，堵住路口、车站去检查，多半是靠不住的，整个行动策划得很周密，不会不防着我们这一手。最好还是对文工团的人多做说服工作，讲清利害关系，要他们把人交出来。”
  “他们不听你的！”
  “我想了一下，有一个人可以做做工作。”
  “哪一个？”
  “叫赵大明。前段整风的时候，从他们内部一些揭发材料看出来，那个赵大明比较讲道理。我好像还听小炮说过，赵大明跟司令员的女儿要好。”
  “有这样的事？”对于陈政委来说，这是新发现，“那好，你去找他谈谈，不过要注意，现在他的处境一定很尴尬，你办事要谨慎，晓得吗？不要使他为难。”
  徐秘书点头接受了任务，但心里在想：要怎样才能不使他为难呢？
  第十八章　徘徊
  文工团又是一个不眠之夜。
  自从开始造反以来，夜不安眠是正常的现象，如果发现他们连续几天能安静的睡觉了，那就说明形势不妙。范子愚等人被捕的那一段是造反以来最平静的阶段，每到晚上十点钟，几乎所有窗户都黑了灯，丁字大楼和小礼堂好像也跟着造反者们一起睡熟了。而那一段恰恰是暂停造反的时期。因此，大致可以得出一个结论：夜不成眠是造反胜利的标志；正常睡觉是造反者倒霉的象征。
  如果向他们当中随便一个普通群众问一个问题：“你们为什么那么大的劲头？”他肯定会不假思索地回答：“捍卫毛主席革命路线，豁出命来也心甘情愿。”要是进一步追问：“除了这普遍的原因以外，你个人还有什么具体原因？”他一定会拒绝回答。为什么要拒绝回答呢？情况各有不同。有的是的的确确说不清楚，整个行为都是糊里糊涂被别人牵着走的；有的在心里藏着一些复杂的但又不很明确的种种原因，不但没有对别人讲过，连自己也没有认真清理过；有的则明确得很，把造反当成一条意外发现的通天小道，快钻快跑，抢到前面去，可望登上青云；还有的是各种情况都挨着一点边，这种人表现出来的是，忽然一蹦几十丈，忽然又销声匿迹了，忽然甘当小卒，忽然又猛想当头头。大概除此以外还有许多种类型，人是复杂的动物，人的思想是丰富多采的，不可能像植物学那样详细的分门别类。至于“捍卫毛主席革命路线，豁出命来也心甘情愿”这个普遍的动机，也许大多数人都不是讲的假话。林彪副主席不是说世界几百年中国几千年才出了毛主席这样一个伟大的天才吗？除了林副主席以外，还有多少人具备这样高水平的历史和政治的知识？你不懂得历史，不懂政治，就只有相信当代伟人的话，因为你没有根据能提出怀疑。林副主席又说，中国七亿人口，必须有一个统一的思想。这也是很能教育人的，一个人口众多、幅员广大的国家，如果没有一种统一的思想，不是一定要走向分裂吗？中国人是不喜欢分裂的，所以很容易接受这种“统一”的观念。到底统一在一种什么思想之下比较好呢？普通群众没有专门研究过，也没有条件去进行研究，只得相信伟人的话了。况且，提出这些独特见解的伟人，不仅是个理论家，还是一位掌管军权的人，他的理论有枪杆子做后盾，使理论本身的威力扩大了千倍万倍。在当今中国，对这个理论连窃窃怀疑都是不可能的，不会的，还要努力争取机会表现自己绝无二心才对。于是，“捍卫毛主席革命路线，豁出命来也心甘情愿”的豪言壮语，并非假话，确实反映了真实思想。伟人的话是不容置疑的，当今这位握枪的伟人说出了从未有人说过的新话，是新生事物的一种，具有勃勃向上的生命力，它带来了更换一切传统观念的可能性，没有任何实际经验能够证明它是荒谬的。除了一些通今博古的老朽和思想钻进牛角尖的人，一般群众是不会表示反对的。也许在今后的实践中可能遇上无情的现实，构成否定这些新话的理由。一部分人可能在内心产生怀疑，但只要伟人手上永远握着枪，这点暗中的怀疑是微不足道的。徜使无情的现实遇得太多了，伟人的理论给人民带来痛苦，乃至无法生活下去了，那么，即使你仍旧握着枪，也会变得没有用处。这是以后可能出现的事，现在来说还太早了。现在，崭新的理论还刚刚诞生，也许将要遇上的现实都是十分满意的，在没有实践之前，只能相信理论的逻辑。大多数普通造反者都是这样想的，也是这样做的，因而都是诚实的人。他们对新理论和新事物抱着一种新鲜感，凡是有新鲜感的事物，都一定会使人兴奋。于是，一贯不积极的，现在积极起来；一贯玩世不恭的，现在认真起来；已经灰心失望的人，现在有了新的勇气。在这一阵子，人们所有的力量和智慧都发挥出来了，人身上全部热能都贯注于一处，自然要出现奇迹，夜不安眠算得了什么呢？完全是合情合理的。
  在这个新的不眠之夜，赵大明不知别人在干些什么，他单独干的是一项非常困难的工作。
  晚上八点多钟，范子愚忽然给他一项任务，要他立即动手写一个造反小结，把经验教训好好总结一下，并且规定第二天晚上就要向大家宣读，因此需要连夜赶写。还说：“现在这年头，不能按常规过日子，说干就干，马上动手，革命胜利了再来睡觉。别的事不要你管，天塌下来我们顶着，思想专一，写好这个小结。到时候我叫人给你把夜餐送来，还有什么困难马上提出，立即给你解决。”赵大明很受感动，连说没有困难，一口答应下来。其实，早两天赵大明就曾经建议要来这么一次小结，当时范子愚和其他几个头头都不以为然，这项建议被束之高阁了。今天怎么突然起了变化？是什么人使范子愚变得明智起来的？赵大明不知底细，只是有点感到奇怪。
  这篇文章非常难写。要肯定造反的大方向始终是对的，又要严肃地指出已经偏离方向的种种问题；要充分说明成绩是主要的，又不能因此而掩盖了缺点错误；要把少数人的先见之明写出来，又要使大多数人接受得了；要依照常规那一套说明永远是形势大好，越来越好，又要提醒大家注意，前方的道路是曲折的。依照实际情况是，教训多于经验，问题大于成绩。但照实写来，怎能为大家所接受呢？不照实写，总结的作用又在哪里呢？赵大明知道，有一种规矩是需要遵守的，无论什么时候，必须大谈光明面，涉及阴暗面时需要特别小心，弄得不好就是右倾。从来没有听说过吹牛皮、说大话是叫左倾。“左倾”这个词只在历史上有过，现实生活中是不存在的。如果有人发现存在着左倾，那只能说明他思想右倾。
  最近几天来，赵大明有点感到害怕，担心自己的思想发生了右倾。在那天晚上被抓去坐牢的时候，他面不改色，大步地走向囚车，真有一种革命家的气概。在被拘禁的那几天里，有的人哭哭啼啼，一个劲儿地检查又检查，交代又交代，生怕叫他在招待所老住下去。而赵大明却老老实实地遵循着“坚持真理、修正错误”的原则，有一说一，有二说二。这在后来是为人们所称道的。问题发生在彭司令员的数小时谈话以后。那次谈话，司令员在赵大明心目中的形象完全变了，过去从外表看，感到他是一个不好接近的人；后来又听说他犯了错误，更觉得他的毛病太多了；到了他下令抓人的时候，这个老头子简直成了个十恶不赦的罪人。可是，那几小时谈话把他的心搅乱了，甚至连头脑中一些基本观念都在开始动摇。他同情老头子，赞成老头子讲的那些杂乱无章的道理，他为自己的幼稚无知而感到惭愧。他想起了湘湘，想起那天晚上与湘湘分手的时候……可是，后来听范子愚传达了江部长的意见，又针对老头子的讲话学习了毛主席的教导，赵大明的心里更乱了！从理性出发，老头子重新变成了可恶的人。他的讲话，不过是用人性论来骗取幼稚的青年人的同情而已。为了使他老实交代问题，改正错误，回到毛主席革命路线上来，还需要同他作斗争。但是，那奇怪的“人性论”怎么会那样厉害呀！要逃脱它的俘虏又怎么那样困难哪！难道赵大明参加文化大革命，心还不诚吗？难道斗私批修的决心还不大吗？不，他不承认，他坚信自己的胸怀是坦白的，他没有欺骗自己，也不准备欺骗任何人。他一直以为，人之最值得骄傲者，在于他是正直的、纯真的、心地光明的。那么，却又为什么轻易地成了资产阶级人性论的俘虏呢？人性论啊，神通广大的魔鬼！因此他感到害怕，似乎他自己身上有一种很难察觉的病正在悄悄地作祟，这个病是不是就叫“右倾”？
  他吃力地写着那篇文章，感到很难写，写一张，撕掉，再写一张，又撕掉，一时间已到零点三十分，大楼里却并没有安静下来，常常有急急忙忙的脚步声走进走出。也不像平常那样哼着歌子打打闹闹开玩笑，所有在走动的人都显得又忙碌又紧张，偶尔还有嘀嘀咕咕的说话声。“这是在干什么？”赵大明想，“我是头头，我怎么不知道呢？是不是有什么事儿瞒着我？”他笼上钢笔，准备出去找人问一问。正在这时，有人来敲门，他走去开了，邹燕端着一碗热气腾腾的面条进来。赵大明接住面条问：
  “外面在干什么？”
  “谁知道！”
  “是不是有什么事儿瞒着我？”
  “哟！什么事儿要瞒着你呀，你又不是外人。”
  听她这一说，赵大明不好再问了。但他总是有一种不好的预感，心里很乱，莫名其妙地担心着会发生什么不幸的事情。
  “写得怎么样了？”邹燕拿起一张画得很乱的稿纸问。
  “不好写，才开了个头，不满意，得重来。”
  “又不是登《红旗》杂志，那么讲究干啥呀！”
  “不，”赵大明认真地说，“不写就拉倒，要写就写好它，真能起点作用。”
  “别那么认真了！”
  赵大明听出，邹燕的话里好像有什么弦外之音，更加觉得奇怪，便盯住邹燕，想从她脸上看出点什么来。邹燕也察觉了赵大明的异常反应，连忙引开话题说：
  “大明，你跟彭湘湘的关系到底怎么样了？”
  赵大明埋头吃着面条，不做声。
  “你们过去是不是都谈妥了？”
  “什么谈妥？”
  “就是说是不是明确了那种关系？”
  “不知道。”
  “那天在小竹林里，为了什么事儿？”
  赵大明过去就不愿意跟别人谈起他和湘湘的事，现在更加忌讳了。原因是很复杂的，只有他自己知道。
  “就那样崩了？”邹燕又问。
  仍不做答。
  “那回抓人的事儿，你是怎么打听到消息的？是不是你又到彭司令员家里去了？”
  “你这是干什么？”赵大明有些生气，“老钉着我问，问个没完。”
  “哟！想到哪儿去了！不问不问，再不问你了。”邹燕觉得扫兴，半天没有言语，后来终于熬不住寂寞，自言自语地又说，“唉！看着是个好事儿，谁知又……”
  赵大明注意听着，感到话中有话，见邹燕不往下讲，便主动问她：
  “你说什么？”
  “嗐！没说什么。我只说呀，大明，你跟彭湘湘那事儿，趁早算了，别惹些个麻烦到身上。”她见赵大明瞪着一双大眼，进而又说，“人家是掌上明珠，千金小姐，那娇贵的脾气儿你消受不了。一会儿好了，一会儿崩了，朝三暮四的没个准儿，害得你神魂颠倒，笑一阵，哭一阵，最后还说不定只是拿你开开心解解闷呢！像你这样的小伙子还怕找不到一个称心如意的人儿，何必背那个政治包袱呢！”
  “什么？”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