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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司令员拿起了电话：
  “给我拨门诊部。”他等了片刻，“门诊部吗？……找你们主任。……你是值班员吗？……你去把你们主任找到，要他到我这里来一下，我是司令员。”
  他放下电话，在办公室里随便走动走动，有点像当年在陆军当纵队司令的时候，正在考虑一个出奇制胜的作战方案那样。那时他要年轻多了，脑子的效能很高，虽然也常常沉思默想，但动作很机敏，从注视地图到叉手靠在椅背上，从静坐转变为走动，从吸烟到忽然扔掉烟头，都是很快的，断然决然的。现在却不然，他的动作慢起来了，使人感到是在敌人的地雷阵里建起的司令部，不能随便乱动。而他自己感觉到的是，年纪大了，精力不支了，脑子的效能急剧地低落下来，往往一件小事要做很长时间的思考。惟一保持了过去那种风格的是，一旦思考成熟，便果断做出决定，再也改变不了。
  他在窗前看到门诊部主任方鲁通过了门卫，将要提步登楼时，遇上了邬秘书，被邬秘书挡住寒暄。司令员皱起了眉头。邬秘书带着方鲁来到司令员办公室。司令员叫方鲁坐下，问道：
  “下午送陈政委到医院去，你去了吗？”
  “我去了。”方鲁回答。
  “他的情况怎么样？”
  “是因为受了刺激，引起心脏病发作，大问题没有，在那里休息两天就可以回来。只是，他这个病，要尽量让他心情平静一点，不要经常受刺激就好。”
  “是啊。”
  邬中按照平常的惯例，掏出保密本来坐在一侧准备记下司令员布置的任务，便于以后协助检查督促。
  “你回去吧！这里没有事，”司令员向他下了逐客令。秘书只得收起保密本走了。
  “你还等一等，还有事。”司令员对方鲁说。
  “您身体不舒服吗？”方鲁主动发问，他以为司令员夜晚叫他来，除了看病不会有别的。
  “不，不。”司令员摇着头说。
  方主任一看不是为了治病，估计是要布置什么工作了，便拿出记录本来。
  “你拿这个干什么？我最不喜欢随便讲点什么都要去记。过去打仗的时候，哪有那样多笔记本！记多了还怕落到敌人手里去。无论布置什么任务，都是记在脑子里，脑壳一挨了炮弹就算了。”
  方鲁被司令员的幽默言谈引笑了。
  “你过去是学什么行当的呀？”司令员问。
  “一直在部队工作，人手不够，有时要无牛得拿马耕田，什么都摸过一下。”
  “那你会不会治神经病呢？”
  “神经病……像神经官能症这样的病，现在还没有什么特效药啊！”
  “不是，不是，我是讲癫子，癫子。”
  “疯子啊？那叫精神病。”
  “对对对，就是你们讲的那种精神病。会吗？”
  “我们门诊部没有治疗精神分裂症的条件。”
  “我不要治，我只要你看一下，一个人是不是疯子，这你会看吧？”
  “这当然会啰！”
  “哦，就是这样，就是这样。”
  “给谁看哪？”
  “不要急，你不要急。”司令员说着，拿出一支烟来，他知道方鲁是不吸烟的，便没有给他。刚要点燃，又想起了别的，忙把烟放下，“慢点，我有烟抽，你一点吃的都没有，给你泡杯茶吧！”说完他自己起身泡茶去了。
  方鲁怎能要司令员给他泡茶呢？连忙起身想去夺杯子，说着：“司令员，这怎么行！要泡我自己动手。”
  “怎么不行？要是我到了你的家里，你给我泡茶不？”
  “那当然哪！”
  “坐那里去，你是我请来的客嘛！”
  司令员把茶端来，方鲁起身双手接上。
  “唉！”司令员坐下，“革命革到现在，上下级关系有点隔膜了。你们这些人呢，也总是首长首长，恭恭敬敬，其实那心里，不见得买我这老头子的账。”
  “那不，”方鲁说，“我不知别人怎么样，我是觉得，一些老首长，都是身经百战出生入死打天下的英雄，现在革命胜利了，应该尊敬他们。而且我还觉得，老一辈的人有一种朴实的本质，那是在革命战争的艰苦条件下养成的。现在出来的人，就是缺那点朴实的美德，花花草草太多。”
  “要是那个老头子有一天被打倒了呢？”
  “就是被打倒了也应该客观评价他的一生，不能因为他今天倒了，前几十年都是反革命。”
  “你这个话不见得是对的呀！”
  “我反正跟司令员讲……”方鲁笑笑说。
  “是啊，”司令员点点头，“我是同意你这个看法的。”
  一个喝茶，一个抽烟，相对沉默了一阵。
  “今天的公审大会你去了吗？”司令员问。
  “去了。”
  “胡连生挨斗你看到了吗？”
  “看到了，文工团那些人……”方鲁摇头。
  这时，邬秘书轻轻地、脚步完全无声地走进来，好像有事请示，见正在谈话又不好插嘴，便静静地站在门口等待机会。司令员背对门口，没有看见他。
  “你看他是反革命吗？”司令员继续问方鲁。
  “那些话当然是错误的，不过……”
  “你觉得他……是不是有点反常呢？”
  “唔……”方鲁竭力思考着说，“好像……”
  “反常，他很反常，你给他看看病好吗？是不是疯了？”
  司令员走向藤睡椅去端自己的茶杯，发现邬中站在门口，略微吃惊地说：“你怎么还在这里？”
  “我来请示，警卫连那个战士怎么办呢？”
  “我自己来处理，你快回去！这里没有事了。”
  “是！”
  秘书走了。
  司令员端起茶杯目送着他的背影拐弯下了楼，他走去把门关紧，扣上。
  “这样，”他喝了一口茶坐下，继续说，“你给他诊断一下。要真是精神病，就开一个诊断证明，该治疗就去治疗，该休养就去休养，怎么样？他是一个老干部，干了四十年了，有了病，我们要给他看哪，不能不管哪！”
  “是，我知道了。”方鲁郑重地点头。
  “他可能不承认他有病，也不会让你给他看，怎么办呢？你就告诉他，是我叫你去给他看病的。总而言之，你要想办法给他看成这个病。”
  “我一定做到。”方鲁表示着决心。
  “那好，诊断结果及时告诉我。”
  方鲁向司令员告别，司令员伸出手来同他握手，相互握得紧紧的……。当这个四十多岁的门诊部主任下楼以后，司令员走到窗口去，望着他通过门卫，一直走到看不见影子为止。他好像办完了一件大事似的，抬起双手做了一个小动作的扩胸运动，身上的疲劳减轻了许多。在办公室走了走，又开门走到外面去，从这头走到那头，那头走到这头，后来在女儿房门口停住了。敲了一下门，女儿出来。
  “湘湘，”爸爸温和地说，“那个小伙子没有吃饭怎么办哪？”
  “你说怎么办呢？”
  “要给他搞点吃的。你去跟厨师讲一声吧，叫他下一碗面，要半斤，记住，少了不行。煎两个荷包蛋，再把我那个腊肉搞一点。你快去吧！”
  “他要是又不吃怎么办呢？”
  “会吃的，我端去给他吃。”
  女儿找厨师去了，彭其拧开卧室的房门，走了进去。许淑宜坐在床上，用被子盖着腿，戴上老花镜在那里看报。老头子走过去，远远地端详了一阵。
  “什么报啊？”
  “大学生办的造反报。”
  “现在什么人都可以办报了。文章写得怎么样啊？”
  “讲道理的少，骂人的多。”
  “革命嘛！”司令员讽刺地说，“革命不是请客吃饭，就是这些打架骂娘嘛！”
  “你又胡说了。”
  “在家里讲一讲，到外面去你以为我还这么讲吗？我不会像胡连生一样，蠢得要死。”
  湘湘在敲门，爸爸走去开了。
  “我跟厨师讲了，已经在做。”女儿说完就要走。
  “慢点，孩子，你来，我跟你讲个话。”爸爸指了指一把椅子，叫女儿坐下。
  “讲什么？”
  “你……”他把许淑宜手上的报纸拿掉，“你也听听。我跟你讲，孩子，经常到这里玩的那个文工团的小赵，不怎么好啊！”
  湘湘立刻低下头去，脸上阴云密布。
  “怎么啦？”妈妈不明白地问。
  “那天冲政治部，有他一个。”彭其不由分辩地说，“以后，不要把他喊到我们家里来，起码，这文化大革命当中不要喊他来。他们文工团那些人……”他伤心地连连摇头，“心肠不好。”这话触发了湘湘的心病，她并不为赵大明争辩，只是紧紧地咬住嘴唇，转过身去。妈妈估计，她多半已在偷偷地流泪了，免不了心疼女儿，便对老头子说：
  “文工团的人也并不是个个都坏嘛！”
  “不管如何，”彭其坚决地说，“这是非常时期，不能感情用事。”
  湘湘既不为赵大明辩解，也不点头同意爸爸的话，猛然间站起来，拉开门走了出去。
  “你看你，”许淑宜埋怨彭其说，“你刺痛了她的心，知道吗？”彭其难过地闭了一下眼睛。
  “女儿不小啦！”许淑宜说，“我看她这些日子老是闭门不出，身体也在消瘦下去。问她是什么事，她总是不愿意说，多半是为了那个小赵。你不跟她说，小赵也不会来的，自从锁上钢琴的那天从我们这里走了以后，再也没有来过了。”
  彭其听了，心中更觉难受，好像一切罪孽都是自己的过错。为了减轻心理上的负担，只好不想它，提起了另外的事：“你到医院去看看陈镜泉吧！”
  “他怎么啦？”
  “下午看着斗胡连生，他受不了那个刺激，心脏病又发了。你去看看他，趁着旁边无人的时候，告诉他，我已经做出安排，给胡连生搞一个精神病的诊断，把他也送到医院去。你叫他给医院那方面打个招呼，不要让胡连生受罪，他那条命能够活到今天，已经是万幸啊！”
  许淑宜连连点头，准备明天一早就去。
  彭其从卧室里出来，下了楼，散步似地走进厨房，正好厨师已把面条做好，他拿双筷子挑开来看了看，觉得满意，便端着去找那个警卫连战士。警卫班长把司令员带到拘押那个战士的地方，司令员推门走了进去。战士一看司令员端着一大碗面条来了，颤颤抖抖，不知所措，眼泪夺眶而出。
  “打了你，受了委屈吧？”司令员放下面条说。
  “不是，不是，首长，您打得一点也不痛。”
  司令员笑了，指着面条说：“你赶快把这碗面条吃掉，要不，我还会打人的。”
  夜已深沉，微风习习，南方这说不上寒冷的初春是可以当作秋天看待的，这时在野地里散散步，比总是关在房子里要好。司令员这个小院子，虽然不过几亩见方，但比起办公室和走廊来，还是要宽大多了。他在房前的那片地方转来转去，时而看看正在站岗的是哪一个战士，时而去听听警卫班宿舍里的鼾声，时而又独自想想问题，心里念道：
  “也会有人来关心我这个老头子吗？”
  忽而又记起了那个正在吃面条的战士，漫步来到他窗前，探头望了一下。战士发现司令员又来了，忙把门拉开。
  “吃完了吗？”他走进来。
  “吃完了。”
  “够不够？”
  “吃得很饱。”
  “你叫什么名字？”
  “我叫杨春喜。”
  “十九岁了？”司令员端详他一阵，揣摩着问。
  “是的，首长，我十九岁。”
  “你好像是湖南人？”
  “我家里在湖南浏阳县。”
  “哦！我们是同乡。”
  “您也是浏阳人？”战士改用浏阳土话。
  “唔。”司令员点头，看了看表，“你快睡觉吧！年轻人爱睡。”说完站起来要走。
  “我不能睡，”战士心情沉重地说，“还要写检查。”
  “写了几个字没有？”
  “刚开个头。”
  “拿给我看看。”
  杨春喜战战兢兢地把他那张仅仅抄了一条语录的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