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现行反革命分子张兆武，男，现年十九岁，家庭出身贫农，一九六六年三月入伍。张犯思想极端反动，一贯拒绝学习毛主席著作，仇视毛泽东思想，因散播反动言论，恶毒攻击伟大领袖毛主席，受到群众的批判斗争。张犯不但不思悔改，反而变本加厉地攻击毛泽东思想，并疯狂地当众撕毁伟大领袖毛主席的光辉画像……依法判处有期徒刑十年，开除军籍。”
  宣判完就押下去。在押走之前，背枪的战士抓住罪犯的头发、强迫他把头抬起来，而他的背仍旧被压得弯拱着。这时，站在前面的人可以看清他的面孔。他不但年轻，简直是一脸的稚气，也许他来自一个什么偏僻的山区，因而泥土气息特别的足。他的家里，门头上一定还挂着光荣军属的牌子，早几天，当地群众还肯定向他的军属父母拜年了，现在，双亲正在等他的五好喜报呢！而他却是一个反革命分子，一个可恶的囚犯。劳改十年出来时，那脸上的稚气肯定该消失了。也许他在劳改营仍不知悔改，继续作恶，那么，又得加刑，加得两次，这一辈子就完了。可恨的罪犯，谁叫你自作自受呢？谁叫你死守在偏僻的山区，不早出来见见世面呢？你怎么不多读点书，也像江部长一样，透彻地认识当前的革命呢？你活该！谁也没有蓄意陷害你，包括那位宣读判决书的法院院长，他的心是公正的，他是按照有关的法律办事的。
  那些誓死忠于毛主席的干部和战士们，用惊雷般的口号声把这个罪犯打发走。他们喊道：
  “谁反对毛主席就砸烂谁的狗头！”
  “打倒反革命分子张兆武！”
  “誓死捍卫毛主席！”
  “……！”
  法院院长又念道：
  “现行反革命分子李小毛，男，现年十八岁，家庭出身工人，一九六七年二月入伍。李犯在新兵营集训期间，用枪刺朝伟大领袖毛主席的光辉画像刺去，以发泄其刻骨仇恨，……依法判处有期徒刑八年，开除军籍。”
  “现行反革命分子孙阿苟……”
  坐在主席台上的陈镜泉政委心里在想着一个问题：为什么一方面是大歌大颂毛主席的光辉功绩，大树毛主席的最高威信，大学毛主席著作，大力开展忠于毛主席、忠于毛泽东思想、忠于毛主席革命路线的“三忠于”活动；而与此同时，反对毛主席和毛泽东思想的人突然变得这么多了呢？在部队开展“三忠于”教育，就是为了使每一个战士都提高觉悟，解决好正确对待毛主席的问题，却意外地冒出这么多恶毒的反对者来，这是什么道理？难道是宣传的还不够？难道是运动的声势还太小了，因此这些人还不知道这个问题的利害？不是，肯定不是，目前全兵团所有部队，都做了忠字牌背在身上跑，都实行天天读、早请示、晚汇报，只要在连队生活一天，哪怕你是另一个世界来的人，也应该懂得当前的气候了，除非你是死了的人。这些反动的家伙为什么那样难改造？他们的骨头是什么东西做成的？是铁做成的也应该在火热的群众运动中被熔化。他们为什么对毛主席怀着那样刻骨的仇恨呢？是曾经杀了他的父母？是剥夺了他一生的幸福？是前世结下的冤仇？不是，不是。他们都是工人和贫下中农的孩子，连队开忆苦思甜会，他们都有苦可诉，有甜可思。那么，他们是疯了？真是疯了就不应该判刑，而应该进精神病医院给他们治疗。但事实上他们都不是疯子。对这种奇怪现象，谁能解释清楚呢？哲学家行吗？心理学家行吗？当然，目前有一种现成的解释，就是“阶级斗争正在日益尖锐、复杂、严重”。这实际上是讲的现象，不是原因。还有一个解释法，“革命人民越是热爱，阶级敌人就越是仇恨。”这也不叫做解释，因为这些罪犯原来并不是阶级敌人，而是我们信任的对象。也还可以这样说吧？“这是国际国内阶级斗争的反映，是旧社会遗留下来的剥削阶级意识形态在腐蚀青年，使少数意志薄弱者被资产阶级争夺过去。”是的，是的，肯定是争夺过去了。但资产阶级怎么那样厉害呢？我们的宣传品那样多，我们的政治教育抓得那样紧，就算是刚从农村来的青年，农村目前也在跳“忠字舞”，竟未能把他们教育好，反而让资产阶级从我们手上抢走了！政治思想工作真难做啊！陈镜泉政委搞政治工作已经三十年了，从来没有遇到过现在这样的难题。他回忆起解放战争的时候，只要把忆苦教育一搞，只要说明解放以后将实行“土地还家”，那些一字不识的农民就立刻变得无比英勇，死都不怕。就凭着那比较简单的政治思想教育，竟打出了一个新中国。现在是怎么回事呢？也许老一辈的政治工作者已经无能了？他们起作用的时代已经过去了？陈政委不禁产生了莫名的悲伤，他觉得自己是瘫软地坐在那里，对于下面的宣判，很少听清内容。他痛恨那些愚蠢的罪犯，也恨自己的无能。这些犯罪的战士和干部都是他的部下，他有责任把他们教育得不犯罪，但他没有做到，他受到一种责任感的严厉谴责。他应该原谅他们，下令不给他们判刑，教育教育，使他们以后再不犯了。但他没有那样大的权力，就算法院院长能够听你的，你自己总有一天会要代替他们受刑，你有那样的勇气吗？他知道自己没有勇气，所以他感到瘫软无力。
  宣判在继续进行，又是一名战士，二十岁，贫农出身。罪名是，他把毛主席画像扔在地下，用脚去踩。他的刑期是六年。当院长宣读完以后，他自动抬起头来，当众大喊：“冤枉！”这喊声立刻被怒吼声压下去。战士把他推出会场，他这不怕死的，竟一边走一边高喊：“我冤枉哪！我冤枉哪！我冤枉哪！我不反对毛主席啊！我不敢反对毛主席啊！……”
  彭其司令员的脸色在变，好像是非常仇恨和讨厌这大喊冤枉的畜生。你看他的样子多么难看！他的眼睛正在喷出火来，他的手搁在桌上紧握着拳头。他也许会突然站起来，走向那些反革命分子，一人给他们一拳吧？久而久之，你才发现他的眼睛是痴呆的，既不望那位法院院长，又不望那些背对着他的罪犯，他一眼不眨地望着队伍中比较靠后的某一个地方，好像在那里发现了一个新的反革命分子。
  目前镇压新生的反革命分子，只有一宗是不好办的，人家心里在想什么很难侦察出来。就如这位彭司令员吧，他心里想的和你从他表情分析出来的完全不一样。他并没有在队伍中发现一个什么新的反革命分子，也不打算突然站起来去给罪犯们一拳头。他现在的真实情况是，有点感到眼睛发花，头脑发胀。首先，他看到一个负责押罪犯的战士自己也变成了罪犯，那雪亮的枪刺成了插在他背上的标子，立刻就要绑赴刑场执行枪决了。怎么回事呢？怎么会产生这样奇怪的错觉呢？在人们没有注意的时候，他打了一个冷战将脖子扭动了一下。后来，他又产生了更大的错觉，看到全场的干部和战士都变成罪犯了，都在大声喊着：“冤枉啊！冤枉！”这是对着他喊的，那拳头是挥向他的，所有的拳头都通过一种奇妙的电波击在他的身上和心上。最后，他感觉到自己变成了罪犯，有一个无形的、冰冷的手铐把他铐起来了，法院院长正在宣读的，也是他的罪状。他自己也想叫喊了：“冤枉啊！冤枉！”但就在这时他清醒了，重新意识到自己是司令员，正坐在主席台上监督这场宣判会。意识清醒了，头脑开始痛，他把拳头握得紧紧的，痛苦地坚持着。
  罪犯们被一个个打发走了，法院院长正在宣读倒数第二名的罪状。这时，陈政委偏过头去对彭司令员讲了一句话：“你看见没有？”
  “什么？”司令员像从梦中惊醒。
  “文工团要搞什么名堂了，有几个人在队伍中间走动。”
  “在哪里？”
  “喏，那里。”政委不便于抬起手来指，只用嘴努了一下。司令员在人群里搜索了半天，眼花，看不出异常变化来，只好不理会。
  十名罪犯全部宣判完毕，法院院长把罪状材料整理了一下，在惊天动地的口号声中走进了侧幕。主持大会的政治部主任走近陈政委说：“请政委做指示。”
  话还没有说完，文工团的造反英雄范子愚从台口一纵，爬上台来，使台上台下所有的人都为之一怔。他并不向谁打个招呼，抓住话筒就开始喊话：
  “革命的机关干部、战士同志们！今天这个公审大会开得好！开得妙！大长了革命人民的志气，大灭了阶级敌人的威风……”
  除了正在造反的文工团员们以外，台上台下所有的人都对范子愚投来厌恶的眼光，心里都在骂他：“出什么风头！司令员、政委都坐在台上，你跑上去做总结，你算什么？”有的机关干部为了表示不满，举起手来高呼口号，继续呼着刚才送走罪犯时的那些口号，企图压住范子愚的叫喊声。
  “静一静！同志们静一静！请大家静一静！”范子愚连嗓门都叫哑了。
  政治部主任走过去问他：
  “你要说什么？”
  “我要揭发一个反革命分子。”
  主任不好阻拦，只得随他去。
  “静一静！请大家静一静！”大家对他的请求毫无反应，他只得不再请求了，耸人听闻地宣布说，“我要揭发一个反革命分子！我要揭发一个反革命分子！我要揭发……！”
  台下的人开始注意他的讲话了，呼口号的人渐渐静下来，有的在交头接耳，嘀嘀咕咕。
  “同志们！”范子愚正式开始演说，“刚才我们看到了多么触目惊心的阶级斗争啊！革命越胜利，阶级敌人越不甘心；革命群众越是热爱我们伟大的领袖毛主席，阶级敌人越是要疯狂地跳出来反对。在我们兵团，是不是所有的反革命分子都受到了惩罚呢？没有！就在我们兵团领导机关，还有一个猖狂已极的现行反革命分子。至今还逍遥法外。这个人……”范子愚从衣袋里掏出一个红皮小本子来，翻到其中的一页，“这个人明目张胆地反对群众热爱毛主席，反对宣传毛泽东思想，说毛主席也是一个人，不是菩萨；说早请示晚汇报是念经一样；污蔑红海洋是马桶铺；攻击群众热爱毛主席的革命行动是一风吹，新花样；指手划脚要人家把红海洋马上洗掉、刮掉；对坚持毛主席革命路线的好干部，他恨得咬牙切齿，说到了八十岁也要当兵，要把他们当作土豪来打。就是这样疯狂到极点的反革命分子，现在还坐在我们中间参加公审大会。同志们！在我们的身边躺着一条毒蛇，我们不把它挖出来行不行啊？”
  文工团的人齐声回答：“不行！”
  战士当中也有一些人跟着喊。
  这显然是指的胡连生处长。胡处长目前正席地坐在他的队伍中，范子愚的揭发刚刚开头，他就意识到灾难来了，依照平常的脾气，他可能会跳起来骂人，今天不知怎么那样老实，像根木头呆坐在那里一动也不动，直觉得浑身被细麻绳捆住了，越来越紧，一丝也不能动弹。周围所有的人都在张开血盆大口，一齐向他吼来，向他扑来，就要把他撕成碎片。他清醒地知道，往日的怒骂已经没有用了，天在崩，地在裂，谁也听不见他的声音。他好像正坐在一朵飘游着的云块上，等待忽然之间被摔下地来。“这个人就是……”范子愚憋足一口气，然后全力喷出，“管理处的胡连生。把反革命分子胡连生带上台来！”
  台下出现了一片惊慌，都在左顾右盼，想知道胡连生坐在哪里，想看又不敢正眼看着这场骇人的戏剧。台上的司令员和政治委员以及其他首长都板着面孔，谁也没有找谁商量应该怎样对待这个突来的事变，只是呆呆地望着即将发生的一切。文工团四个大汉早就挤进管理处的队伍坐着在等待了，范子愚一喊，他们呼的一声弹跳起来，扑向胡连生，一把将他从地下提起来，由两个人分架两条胳膊，一个人左手抓住他肩头，右手按住他的脑袋，另一个人走到他前面，喇喇两下，将领章扯掉，把军帽取了。在文工团带领下的一片口号声中，这个该死的老红军被揪上了斗争台。勇士们把他拖到台口的一角，两个架手臂的勇士同时提起脚来照着他的膝窝用尽全力踹下去，他便咚的一声跪在地下了。这时候他的姿势更加难看，头被压得额头接地，手臂被拉得挺直，高高地向后抬起，背上还被踏上一只脚。这种姿势，造反派称为“驾飞机”，其含义是：“打翻在地，再踏上一只脚，叫他永世不得翻身。”这种斗争方式，在北京是司空见惯的了，在南隅，地方上也许实行过，而在空四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