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 54 节
作者:中国长城网      更新:2024-05-25 15:07      字数:4903
  我本来需要同情,结果反倒感觉自己像是个一无用处的废物。我一脸泪水,而且心里气得不行,觉得艾尔根本都不关心我,他只在乎别人会在公司里说他,以为老板的儿子办砸了事情会让他丢脸。
  ►;15岁那年,11月份一个下雪的星期天,是我第一次约会以后的第一个早晨,不自觉就走进了父亲的私人办公室,由于爱得心切,心里又不知道早晨9点就打电话再次约会是不是太早了一点。在我们家,星期天是家人团聚的日子。但是,父亲正在忙他的工作,他抬起头来,用厌恶的口气说:“小伙子啊,你来得不是时候。”我本来是想同他分享我的快乐的。结果,我夹着尾巴脚步沉重地离开了,发现男人之间不能在情感的事情上陷得太深。
  餐桌上的仪式最能说明我家的问题。我家的餐桌是战场。在越南战争期间,我嘲笑艾尔,说:“我打赌你肯定为能够称自己是美国人而骄傲。”我乐于赞成一位专栏作家给加内特公司贴的标签,说加内特公司办的是“一堆狗屁报纸”。1968年,我得知艾尔正在掂量尼克松和汉弗雷竞选总统时的立场问题,我大肆宣传简·麦卡锡的赞扬话。麦卡锡失势以后,我又开始说乔治·华莱士的好话。我的立场并不重要,只要是与艾尔相反的就行。
  另外一些时候,我只用单音节的字眼回答他的提问,哼哼哈哈的,或者学约翰·怀因的样子说话。他在公司里干了一整天的活,回家之后我又来给他添麻烦。但是,我觉得他也在让我的日子难过。我感觉我们生活在冰冷和隔膜的气氛中,缺少的是温情、信任、自然和接受。我也许是在以自己的方式给这个冰冷的家带来一些热量,由于我并不知道如何才能带来温暖,结果就把次等的东西带来了:摩擦。
  离家上大学的那一年,父母在26年的婚姻之后离婚,奇怪的是,离婚使我离父亲更近了,同时又更远了。
  离婚期间,我正在艾尔在佛罗里达创立的报纸《今日报》当实习记者。艾尔从纽约打来电话,说他需要谈一下,之后就飞来见我,我对他要说的话一点线索也没有。
  第十一章 婚姻与家庭不是英雄,不是恶棍(2)
  一个行将破碎的家
  第二天早餐的时候,艾尔把消息告诉我了。我还记得他阴沉而又平淡的声音:“你妈妈和我已经决定离婚。没有争吵,没有人特别烦,没有人砸东西。我们两个人都想过自己的生活,都想去做自己感兴趣的事情。但是,如果这事对你或简来说是一个问题,那我们就不离婚。”
  我极其流利地回答说:“这不是个问题。我希望你去做对你最为有益的任何事情。”
  我们两个人都撒了谎,这些谎言埋下了艾尔和我关系恶化的种子。我们的谎言并不是恶意的,我们都在尽最大努力对付那场噩梦。艾尔撒谎的地方是,他说没有人特别烦。我母亲伤心欲绝,而且,不管简和我会有什么样的反应,他都会离婚的。
  我说一点问题也没有的时候也撒了谎。那是一个巨大的问题,我的家就在我眼前破碎了。但是,我坐在汽车旅馆的早餐桌上,对面就是那个我从十几岁起就开始反抗的人,当时我惊呆了,因为我说了什么错话,可能会一辈子永远失去父亲。如果父母要分开,我准备把自己的命运交给父亲。
  离婚之后的影响持续了多年。我跟艾尔吃饭的次数很少,如果在一起吃饭,又有了产生争执的新话题:艾尔对洛莱塔的处理。我争执说,他应该给她更多生活费。让我惊讶的是,他真给了。
  父亲开始公开追求一位穿白裤子和西装的艳丽的州议员罗里·威尔逊的时候,我变得极其愤怒。1973年新年夜晚,他们在海滩上搞日出婚礼,我脸不刮就跑去了(“我开始留胡子了。”我对他们说),还穿一件运动衫,一头乱发。我本来想表示更强烈的抗议,根本就不去的,但是,我母亲却一定要我去一下。
  我跟艾尔和罗里吃饭的时候,总会无事争吵起来。我讽刺罗里,就如同以前我讽刺艾尔一样,说“所有政客都是腐败的。”艾尔跟我有多年的争吵经验,而罗里不一样,她无一例外总是中我的圈套,之后就哭起来。7年以后他们离婚了,我感到受了维护,因为我又把老爸赢回来了。
  约在我26岁生日的时候,艾尔和我之间的争吵又一次发生转变,这一次是朝好的方向转化。艾尔感觉更有信心了,更牢固地掌握了加内特公司主席和首席执行官的大权。我也“发现”自己在不断地看心理治疗方面的书,一方面进行电休克治疗,一方面接受相互作用分析,还看很多自助书,我找到了面对父亲的勇气和工具。
  第一次是在佛罗里达可可阿海滩上一次私密的父子晚餐。我已经为此预演了好几天,我准备告诉艾尔,说他经常不在家,他多变的情绪,还有他很容易发脾气,这些都伤害了我,并且使我难堪。我还准备告诉他说我爱他,并且要原谅他。我照做了,他也在听。自从我还是个孩子以来,那是我们第一次说爱着对方。
  第二件事情是两天发后发生的。我很晚回家,锁上门,拿了去我卧室的保安钥匙。第二天早晨11点起来,我愉快地四处走动,准备吃早餐,结果发现狂怒的艾尔。他找不到保安钥匙,无法到秘书办公室去做他早晨的工作。我说对不起,他就开始狂吼了。有生以来我第一次只看着他吼,我没有顶嘴,也没有跑走。这事让我大吃一惊,他也是一样。他拿起钥匙,一声不吭就走了。
  两个小时后,他来找我,差不多就要哭出声来,自责地说:“我缺少体贴,我道歉。”放错了钥匙的事件帮助我们找到了彼此相处的钥匙,我们的关系从那以后就更好了。这件事情让我站在不同角度来看待艾尔和早年的那些日子。
  艾尔的软肋公开了
  我开始回忆艾尔对我好的时候:还在小联盟队的时候,他是一位不知疲倦的教练。我养的一条快乐的小狗斯马基死后,他在早餐桌上差不多要流出泪来地祈祷。
  随着时间的推移,艾尔的这一类软肋越来越多地公开化了。1979年,他母亲86岁时过世,此后,每每谈起她来,他就止不住要流泪。1982年,《今日美国》启动后,他跟我和妹妹说,有几十家报纸都在抄袭《今日美国》的样板,边说边忍住幸福的泪水。1986年,艾尔的软肋完全露出来了,当时,他在加内特公司的年度大会上宣布准备退休,并且交出首席执行官的职位,结果让所有人大吃一惊。他的表情和声音夹杂着骄傲和悲伤,差不多话都说不出来了。
  我15岁的时候,艾尔在医院动了一次很危险的手术,想矫正心室纤维颤动。艾尔两岁就死了父亲,我才15岁就面临着也要失去父亲的风险。住院以前,艾尔写了一封信给我,以防万一活不过来。信是这么写的:
  你现在还不太明白,一个父亲在儿子的身上体会到多深的自豪感。我为你的自豪是相当大的,跟任何一位父亲对才只有15岁的儿子的自豪感一样深厚。我之所以自豪,是因为你极聪明、有理想、为人诚实,而且长得也帅。我很自豪,是因为你已经显示出自己可以成为男孩子们的领袖的信心。我知道你将来会成为男人的领袖。我知道你会成就大业,会对你们一代人,你们的国家和你们的世界做出更大的贡献,远远超出我已经做的和愿意做的一切。我希望自己能够多活几年,这样就可以看到你,并且带头为你鼓掌。但是,假如我本人不能够亲自在场,我的精神也一定会陪伴着你。
  那封信当时对我来说算不得什么。今天,当我思考自己15岁的时候有可能失去父亲的时候,我就得到了一种新的视角,明白自己与父亲的争斗是什么性质的。我本来永远也不可能了解那个对我如此深爱的艾尔·纽哈斯的,我本来有可能永远无法消除自己的仇恨和愤怒的,我本来有可能终生都是一个愤怒的年轻人的。
  最近几年,我们之间的快照变成了金黄色的:
  1986年感恩节,在内华达山塔霍湖的山顶小屋里,我跟艾尔两个人单独吃了一顿父子晚餐。艾尔亲自掌勺,而且以他特有的谦逊风格准备了火鸡、填馅、土豆泥、烤土豆、甜薯、豌豆、玉米、南瓜、青豆、芦笋、球芽甘蓝、罗卜、色拉和面包,足够20个人吃的。所有的菜他一样都不让我帮忙,全部由他一个人做完。
  晚餐期间,他问到我的学习情况,还有朋友和事业方面的事情。他对我的生活有极大兴趣,也愿意谈自己的事情。他谈到了作为62岁的首席执行官,与人约会是什么样的感觉,他多么希望能够在明白宣布《今日美国》开始盈利(做到了),还谈到了他的退休计划。我们满足于这样没有时间限制的夜晚,这是一个父亲与自己的儿子为彼此的友谊表达谢意。
  晚餐之后,他问我洗碗机到底怎么用。艾尔跟我母亲在婚姻早年时自己洗碗,当时太穷了,买不起自动洗碗机。从那以后,妻子、儿童、宾馆的服务人员和秘书以及清洁人员帮他洗碗。他从来没有用过自动洗碗机!这个下雪的感恩节之夜,艾尔35年来第一次开始洗碗。
  没有为父的本能
  我和父亲走到那个感恩节的夜晚费了很长的艰辛之旅。艾尔情绪多变,今天气呼呼的,明天又好像什么事情也没有发生过,给我的感觉是,自己就像人们在办公室里开的一个玩笑,在我当家庭治疗师的那个工作场所,人们开这样一个玩笑:“玫瑰是红的,紫罗兰是蓝色的,我是精神分裂的,我也是这样的。”
  作为家庭治疗师,我知道少年只需要自己的家是一个整体,他们根本不关心父母自己童年时期的感受。在我的少年时期,我从来都没有想到艾尔从来都不知道自己的父亲,从来都没有一手经验,不知道当父亲是如何能够帮助孩子,如何会伤害孩子。
  有艾尔这样一个父亲,益处远远超出害处。他从来都不小气,当他上了年纪,他就开始把自己的智慧、时间、荣誉和两难困境说给我和妹妹听。
  艾尔从来都不强行要我去搞新闻工作。他只是告诉我要热爱自己的工作,当我当上记者的时候,他也鼓励我要接受新闻事业。当我离开这一行的时候,他也很大度地接受,鼓励我要热爱自己的新行当。
  有时候,我感觉自己是“一个可怜的富家小子弟”,没有抱怨的权利。我父亲在我高中毕业的时候送给我一辆里维埃拉别克车,因为我和朋友提出了要求,他就去弄世界杯赛的门票。我们看上去是一个模范家庭:成功的父亲,有爱心的母亲,时髦的大住宅,孩子上一流的学校。
  但是,在表层底下,我们是一个充满痛苦的家庭。在这样一个家庭长大,让我明白了财富和外表是什么。我得知金钱并不能买来幸福,而富人跟别的任何人一样,也有自己的问题要去解决。
  今天,最让我难以忘怀的不是父亲与我之间那一段可怕的生活,而是我们终于度过了那个难关,把一种将死的关系救活了。我伸手搭救,艾尔也伸手迎接。这个“婊子养的”真正的忏悔,应该是艾尔为什么以及如何从着了魔一样完全专注自身利益的家伙,变成了一位勇敢无畏和有爱心的父亲的,他能够对自己的家人表示温情,而对自己的职业和国家又有极大的鼓舞作用。
  艾尔也许永远也不会明白,他在我的童年时期给我带来了多大的影响,他对我受到的伤害似乎毫不知情。但是,最近几年以来,他想努力尽一切可能修复过去没有时间去关照的事情。他邀请我进入他的内心,而且,让我惊讶的是,他还邀请我在他的这本书里表达自己。
  最后一个情景,1987年5月9日,我妹妹简马上就要结婚了,婚礼之前两个小时,艾尔、简、我母亲还有我各自坐在四把木制的折叠椅上,简在弗吉尼亚有一个马场,马场上有起伏的草场。婚礼将在户外举行,已经摆好了很大一个帐篷,正对着蓝脊山。
  我们坐着,就跟过去一家人坐在餐桌上一样──我和艾尔坐在对面,妈妈坐在他右侧,简坐在他左侧。我们谈起来,说艾尔的父母丹尼尔和克里斯蒂娜,还有洛莱塔的父母塞穆尔和安娜以及南达科他州所有的农场主会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