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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霎间，空气凝固。一根针掉在地上都能听见。王仁先冷冷地望着阿岩，而其他上百双眼睛则冷冷地望着王仁先。阿岩的第二句话更令全连震惊：“我疼他！”当地人把“疼”当“爱”讲。这是赤裸裸的爱情宣言呀。全连把目光转向她。她勇敢地与全连官兵对视，泪水渐渐涌上了她的眼眶。
  三天后，团里下达了对王仁先的处分决定：降为排长，党内严重警告。又过几日，进攻开始。连队开拔。阿岩又烧了一壶放了糖的水，去找王仁先。连队不让王仁先见她。村口，部队逶迤而前，阿岩站在大树下焦急地张望。有些官兵从她身边走过时，轻蔑地议论，甚至还朝地上吐口水。阿岩均不在意。王仁先过来了，不朝这边瞥一瞥。走过去后，也再未回头。
  当夜，老山鏖战通宵。火光映红了南中国的天空。从第一声枪响直到最后寂静。阿岩一直坐在村头，一瞬不瞬地看着老山方向。她的眼睛在黑暗中熠熠放光。丈夫拽她回屋，她不肯。丈夫气极，打她。下手极重。辫子开了，头发散下来，遮住半张面孔。血和泪一起淌。她整整坐了一夜。
  部队攻克老山后，王仁先迅即被派到最前沿“李海欣高地”。营长事后说：“我就是要把他派到最危险的地方。不派他派谁？”七月十二日，对方以一个加强师反攻。战斗残酷到了极点。王仁先表现十分英勇，还击毁了一辆坦克。更重要的是，他利用报话机向后方炮兵报了一千多条情况，使我方大炮宛如长了眼睛。老山岿然。
  数月后我登上“李海欣高地”时，仍可见草丛中白骨枕藉。对方发现“李海欣高地”上的王仁先，全力进攻。战士全部战死。王仁先打光最后一颗子弹，对报话机喊了一声：“我走了！”遂被炮弹击中。死时二十五岁。全连在老山主峰上目击王仁先奋勇冲杀，感慨万千。他死时，大家都摘下钢盔。
  一个月后，连队撤下老山，又回到阿岩的村庄休整。部队刚进村口就看见了阿岩。她像一株相思树似的伫立在送走部队的地方。连队官兵依然从她身边鱼贯而过，不知怎的却换了一种心情，没一个吭气。连营长都低着头匆匆而过。部队全部过完，天已瞑，阿岩的身影依然在暮色中绰约。根据王仁先在战斗中的表现，团里为他报请一等功，但上级不批，还发下话来：“这种人还立什么功？”连队大哗。
  王仁先被安葬在麻栗坡烈士陵园。为他立墓碑那天，连队官兵全数来到陵园。远远地，他们看见，一个窈窕的女子的身影在坟前晃动。走近才看清那是阿岩。他们被眼前的情景惊呆了：王仁先的坟头上密密麻麻地插满了香烟，全是过滤嘴的。一片白，仿佛戴孝。后来他们才知道，阿岩卖了家中唯一的一头耕牛，买了十几条王仁先爱吸的那种上等香烟，在坟前全部撒开，一颗颗点燃。她垂泪道：“让你吸个够。”
  我来到老山前线时，王仁先所在连队又重上老山驻守。我执意要去看望。正值盛夏，大旱。老山地区已有两个月不下雨了。阵地上疟疾肆行，军部派两个女军医带着药品与我一道上山。过了“三转弯”之后，天色渐渐变了。乌云翻滚，电闪雷鸣。当我们接近主峰时，天降大雨。好雨！万千条水柱抽打着皴裂的红土地。已在阵地上驻守一个多月的连队久旱逢甘霖，大喜。官兵们一个个脱得赤裸裸的，冲到山坡上，任凭雨浇，他们坚强的裸体白生生的，把人眼睛刺得疼。一百多人啊，那是一百多件雕塑。他们一个个举手向天，呼喊。喊声惊天地泣鬼神。那是怎样一幅动人的图画。我身后两个女军医哭了。我也一阵鼻酸。我觉得我触到了大山的心跳。从老山主峰下来，我特意找到阿岩的村庄。阿岩不在，她出远门了。我问村长阿岩长得什么样，村长说：“阿岩是麻栗坡最美的女人。”
  性而上的迷失
  作者：韩少功
  韩少功（1953—），湖南长沙人，作家。著有《西望茅草地》、《夜行者梦语》等。
  一
  有些事情如俗话说的：你越把它当回事它就越是回事。所谓“性”就是这样。
  性算不上人的专利，是一种遍及生物界的现象，一种使禽兽花草万物生生不息的自然力。不，甚至不仅仅是一种生物现象，很可能也是一种物理现象，比如电磁场中同性相排斥异性相吸引的常见景观，没有什么奇怪。谁会对好些哆哆嗦嗦乱窜的小铁屑赋予罪恶感或神圣感呢？谁会对它们痛心疾首或含泪欢呼呢？事情差不多就是这样，一种类同于氨基丙苯的化学物质，其中包括新肾上腺素、多巴胺，尤其是苯乙胺，在情人的身体内燃烧，使他们两颊绯红，呼吸急促，眼睛发亮，生殖器官充血和勃动，面对自己的性对象晕头晕脑地呆笑。他们这些激动得哆哆嗦嗦的小铁屑在上帝微笑的眼里一次次实现着自然的预谋。
  问题当然没有如此简单。性的浪漫化也是一笔文化遗产，始于裤子及文明对性的禁忌，始于人们对私有财产、家庭、子女优育等经济性需要。性的浪漫化刚好是它被羞耻化和神秘化之后一种必然的精神酿制和幻化，放射出五彩十色的灵光，照亮了男人和女人的双眸。直到这个世纪的一九六八年，时间已经很晚了，传统规范才受到最猛烈的动摇。美国好莱坞首次实行电影分级制度，X级的色情电影合法上映令正人君子们目瞪口呆，一个警察说，当时一个矮小的老太太如果想买一份《纽约时报》，就得爬过三排《操×》杂志才能拿到。
  避孕术造成了性与生殖分离的可能，使苯乙胺呼啸着从生殖义务中突围而去。其实，突围一直在进行，通奸与婚姻伴生，淫乱与贞节影随，而下流话历来是各民族语言中生气勃勃的野生物，通常在人们最高兴或最痛苦的时候脱口而出，泄漏出情感和思想中性的基因。即使在礼教最为苛刻和严格的民族，人们也可以从音乐、舞蹈、文学、服饰之类中辨出性的诱惑，而一个个名目各异的民间节庆，常在道德和法律的默许之下，让浪漫情调暖暖融融弥漫于月色火光之中，大多数都少不了自由男女之间性致盎然和性味无穷的交往和游戏，对歌，协舞，赠礼，追打笑闹，乃至幽会野合。这种节庆狂欢不拘礼法，作为礼法的休息日，是文明禁忌对苯乙胺的短暂性假释。
  从某种特定意义上来说，种种狂欢节是人类性亢奋的文化象征。民俗学家们直到现在也不难考察到那些狂欢节目中性的遗痕。
  始于西方的性解放，不过是把隐秘在狂欢节里的人性密码，译解成了宣言、游行、比基尼、国家法律、色情杂志、教授的著作、换妻俱乐部等等，使之成为一种显学，堂而皇之进入了人类的理智层面。
  它会使每一天都成为狂欢节么？
  二
  禁限是一种很有意味的东西。礼教从不禁限人们大汗淋漓地为公众干活和为政权牺牲，可见禁限之物总是人们私心向往之物——否则就没有必要禁限。而禁限的心理效应往往强化了这种向往，使突破禁限的冒险变得更加刺激，更加稀罕，更加激动人心。设想要是人们以前从未设禁，性交可以像大街上握手一样随便，那也就索然无味，没有什么说头了。
  因此，正是传统礼教的压抑，蓄聚了强大的纵欲势能，一旦社会管制稍有松懈，便洪流滚滚势不可挡地群“情”激荡举国变“色”。性文学也总是在性蒙昧灾区成为一个隐性的持久热点，成为很多正人君子一种病态的津津乐道和没完没了的打听癖、窥视癖。道德以前太把它当回事，它就真成一回事了。纵欲作为对禁欲的补偿和报复，常常成为社会开放初期一种心理高烧。纵欲者为了获得义理上的安全感，会要说出一些深刻的话。他们中间的某些人，如果吃饱喝足又有太多闲暇，如果他们本就缺乏热情和能力关注世界上更多刺心的难题，那么性解放就是他们最高和最后的深刻，是他们文化态度中惟一的激情之源。他们干不了别的什么。
  这些人作为礼教的倒影，同样是一种文化。他们的夸大其辞，可能使刚有的坦诚失鲜得太快，可能把真理弄得脏兮兮的让人掉头而去。他们用清教专制兑换享乐专制，轻率地把性解放描绘成最高的政治，最高的宗教，最高的艺术，就像以前的伪道学把性压抑说成最高的政治，最高的宗教，最高的艺术。他们解除了礼教强加于性的种种罪恶性意义之后，必须对性强加上种种神圣性意义，不由分说地要别人对他们的性交表示尊敬和高兴。他们指责那些没有及时响应步调一致来加入淫乱大赛的人是伪君子，是辫子军，是废物。这样做当然简单易行——“富贵生淫欲”这句民间大俗话一旦现代起来就成了精装本。
  这些文学脱星或学术脱星，把上帝给人穿的裤子脱了下来，然后要求人们承认生殖器就是新任上帝，春宫画就是最流行的现代《圣经》。他们最痛恶圣徒但自己不能没有圣徒慷慨悲歌的面孔。
  这当然是有点东方特色的一种现代神话，最容易在清教国家或后清教国家获得信徒们的喝彩。相反，在性解放洪潮过去的地方，X级影院里通常破旧而肮脏，只有寥落几个满身虱子和酒气的流浪汉昏昏瞌睡，不再被大学生们视为可以获得人生启迪的教堂和圣殿。性解放并没有降低都市男女的孤独指数和苦闷指数，并没有缓解“文明病”。最早的性解放先锋邓肯后来也生活极其恶化，肥胖臃肿，经常酗酒，胡吵乱闹，不大像一个幸福的退休教母。那里一方面有了得乐且乐的潇洒，另一方面也有了爱滋病、性变态、冷漠、吸毒之类的苦果。如果有人去那里宣言只要敢脱就获取了天堂的入场券，就可以一劳永逸地解除性的困惑和苦恼，甚至进而达到人生幸福的至境，这种神经病肯定半个美元也赚不着。
  自由是一种风险投资。社会对婚姻问题的开明，提供了改正错误的自由也提供了增加错误的自由。解放者从今往后必须孤立无援地对付自己与性相关的困惑和苦恼，一切后果自己承担，没法向礼教赖账。正如有些父母怕孩子摔跤就不让他们踢球，我们为勇敢破禁欢呼。但勇敢就是勇敢，勇敢不是包赚不赔的特别股权。一九六八并不是幸运保险单的号码。踢足球就是踢足球，一只足球不算什么特别了不起的东西，不值得大吹大擂，穿上球鞋不意味着一定能射门得分，一定成为球星，更不意味着万事如意。
  三
  对理论常常不能太认真。
  一个现代女子找到了一个她感“性”趣的男人，如果对方婉言拒绝她，这个女子就可能断言对方在压抑自己。你怎么活得这么虚伪呢？你太理智了，我觉得理智是最可恶的东西，是最压抑人性和情感的东西。人生能有几时醉？……
  这个女子开导完了，出门碰到一个使她极其恶心的男人，被对方纠缠不休，她就可能说出另外一些理论：你怎么这样不克制自己呢？怎么这样缺乏理智呢？你只能让我恶心，我从没有见过像你这样无耻的人……
  这个女子的理智论和反理智论兼备，只是随时根据具体情况各派其用，各得其所。你能说她是“理智派”还是“感情派”？同样，如果她心爱的丈夫另有新欢，要抛弃她了，她可能要大谈婚姻的神圣性；时隔不久如果她找到了更可心的人，对方是人家的丈夫，她就可能要大谈婚姻的荒谬性。你能说她是卫道士还是第三者乱党？如此等等。
  理论、观念、概念之类，一到实际中总是为利欲所用。尤其在最虚无又最实用的现代，在我们这些凡夫俗子中间，理论通常只是某种利欲格局的体现，标示出理论者在这个格局中的方位和行动态势。一般来说，每一个人在这个利欲格局中都是强者又都是弱者——只是相对于不同的方面而言。因此，每一个人都万法皆备于我，都是潜在的理论全息体，从原则上说，是可以接受任何理论的，是需要任何理论的。用这一种而不用那一种，基本上取决于利欲的牵引。但这决不妨碍对付格局中的其他方面的时候，或者在整个格局发生变化的时候，人们及时呈现出完全不同的理论面目。比如一个大街上的革新派，完全可能是家里的保守派；一个下级面前的集权派，完全可能是上级面前的民主派。
  这种情形难免使人沮丧：你能打起精神来与这些堂而皇之的理论较个真吗？
  纵欲论在实际生活那里，通常是求爱术的演习，到时候与自述不幸、请吃请喝、看手相、下跪等等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