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样的经历交流会，我今晚绝对只参加一次了。”他咻咻地说。
  他们上楼来到七号房间。马吉先生重新把木头投入火里。布兰德先生又把房门留出一道缝。教授除下他用一根塑料绳连在一起的耳套，他挥了挥它们，犹如两只分离开的耳朵。
  “老年人的弱点，”他说，“也许在你们看来很傻。不过不瞒你们说，我发现深更半夜爬秃头山，它们可是有用的伙伴。”
  他坐进七号套间最大的一把椅子里，和蔼地冲着两个年轻人笑着。
  “但我来这儿并不是为我的穿戴道歉的，是不是？绝对不是。你们心里在说：‘他到这儿来干吗？’是的，这才是困扰你们的问题。这位足不出户的大学教授不在家里写异教徒的文艺复兴，跑到秃头旅店来干吗？为了回答这个问题，我必须让你们同我一起回溯一个礼拜之前的情景，想像出一幅非常枯燥的学术图画，那就是我的生活。”
  “我在一间黄色调的空荡荡的大房间里，坐在讲台上一张桌子的后面。我前方是一排排的椅子，一百个年轻人坐在那里心不在焉地听我上课。我试图给他们讲述标志着撤克逊天才复活的理想主义诗歌。他们听得很不耐烦。我——先生们，不瞒你们说，有时甚至大学教授也会讲着讲着就离题。这时，我开始朗读一首诗，一首描绘一个六百多年前就死掉的女人的诗。呵，先生们——”
  他坐在大椅子的边缘挺直了腰板。从他厚厚的眼镜片后面，一双眼睛仍能透出光泽。
  “如今不是浪漫的时代，”他说，“人人都在挖地掘金，他们的想像力枯竭了。他们的灵魂变得腐朽。然而时不时地，在最不合时宜的时刻，会闪现出向我们展示伟大荣耀的火花。我的一位朋友在拼命垄断腌菜市场时，瞥见了完美幸福的火花。另一位朋友在百老汇一家餐厅吃饭时，构思出了一首完美无瑕的赞颂纯洁女人的诗歌。所以我们诗意的灵感就像泼墨般的天空中划过一道闪电，瞬间即到。”
  布兰德先生把他的花被子住身上裹紧了一些。马吉先生用笑鼓励着这个新来的讲故事的人说下去。
  “我简单地说，”怕尔顿教授接着说，“只有老天知道充满学究气的教室决不是激发幻党的地方，那些五大三粗的小伙子也不可能理解一颗心旌迷乱的灵魂。”然而——我失去了理性。我诵读的时候，突然心中再次升起一道四十年来都未曾有过的光芒。诗人讲到了女人的头发：
  她的金发像金丝般曲蜷，
  散漫地披洒在她的双肩。
  于是我见到了——像在梦境中——一位在我的晚年我以为早已封存在我的记忆中不会再想起的姑娘。我不能再继续讲下去了，因为我老婆的头发是黑色的。
  我继续读着诗，但我重新唤起的金色梦幻冲淡了诗人颂歌的情节，于是我便拿那位我许久前认识的姑娘与我当今认识的女人们进行比较，呵，先生们！用于微笑的嘴唇在毫无敌意的气氛下吐出措词激烈的辩词。眼睛的目光本来是应与天地之间的朦胧之光相融合的，如今却射出她们称之为反对奴役妇女的火焰。白皙的纤手本是在月光下与年轻恋人的手相牵握的，却在肮脏的街道上举着示威的旗帜。我仿佛看到了那个久远女孩儿的蓝眼睛转过来看向她今日的姊妹们，目光流露出悲哀和责备。我心里极为不安，我对坐在我前方的年轻人们说：
  “曾经有一个女人，先生们——有一个比鼓吹妇女参政的妇女强出百倍的女人。”
  “他们鼓掌欢呼。我心中的激情平静下来。须臾，我又恢复成一个腼腆的老学究。我的幻觉没有留下任何痕迹。我宣布下课，然后返回家。我发现我老婆——她是黑头发——把我的拖鞋摆到了书房壁炉的旁边。我穿上拖鞋，立即着手写一篇小册子，不久被一所德国大学的著名教授发表。我以为此事就算永远地了结了。”
  他神情沮丧地盯着两个年轻人。
  “但先生们，我对我们心脏中的那条毒蛇——美国报界——没有好感。此刻我不想花时间抨击报纸。我正为一家品味高雅、发行量不大的周刊撰写一篇这方面的文章。我现在只想说说后来发生的事。第二天，一家晚报的头版登出了我的一张大照片，并恶毒他说这就是那个声称‘一个用过氧化氢染成金发的女郎胜过千百万个鼓吹妇女参政的妇女’的伯尔顿教授。”
  “是的，他们就是用这样可怕的字眼儿把我的话传播出去的。他们在刊登那条消息的时候，我压根儿就不知道用过氧化氢染成金发的女郎为何物。无疑，我表示了抗议。不过我不啻是蚍蜉撼大树，世人的怒火一齐向我喷来。谴责我的电报、社论和信件如洪水一般，几乎将我淹没。狠呆呆的女人在路上拦住我，在我眼前挥舞着雨伞。甚至我妻子也不再理我，说尽管她不必让我赞成她的关于妇女参政权的观点，但她认为我至少不该公开赞美一个在歌舞剧大合唱中常见的女人。大学校长也给我写了个条子，让我在发表言论时要谨慎小心。我——塞德斯·伯尔顿，世界上最最保守的人，还需要谨慎小心！”
  “然而抨击我的言论仍是连篇累牍；妇女俱乐部依旧举行会议批判我；络绎不绝的记者照样闯入我的生活，逼我进一步发表我的看法，并让我指出历史上最伟大的十位金发女郎，等等等等。昨天，我觉得我再也忍受不了了，于是决定出走，直至被人们忘却为止。‘可是，’他们对我说，‘无论是天空或海洋，不管你去哪儿记者都能找到你。’我的老朋友约翰·班特利是秃头旅店的老板，我跟他谈了此事，他便好意地给了我一把旅店的钥匙。”
  老头儿顿住，用一块丝绸手帕揩了揩他的秃顶。
  “先生们，”他说，“这就是我的故事。这就是为什么你们在这个寒冷的十二月清晨在秃头山看到了我。出于同一原因，如今孤独对我来说没有恐怖，流放没有悲哀。这也是为什么面对你们的手枪射击，我毫不畏惧。让我再次重申，对于开枪一事我不会记仇。你们打破了一顶新的圆礼帽，即便一所名牌大学教授的薪水也买不了几顶这样的帽子。不过我完全原谅你们。套用一位诗人的话：为了逃避诽谤，面对大炮我也在所不惜。”
  伯尔顿教授朝四周睿智地眨眨眼。布兰德先生在椅子上已昏昏欲睡，但马吉先生却表现出极大的同情。
  “教授，”他说，“对你遭受到极大的委屈，我深表同情。我敢担保，在这儿你绝对见不到记者，而且黄色报刊在发掘下一个耸人听闻的消息时，很快就会把你忘掉。我和布兰德先生也想简要地陈述一下促使我俩来到这家旅店的前因后果——”
  “简要正合我意，”布兰德插嘴说，“然后我就可躺在我那个厚厚的褥子上去了。我可以大致说说我的故事，明天再补充细节。不久前——”
  比利·马吉打断他的话。他心里突然冒出一个滑稽有趣的妙主意。为什么不试一把？他窃笑着，但表情却异常严肃。
  “如果你不介意的话，我想先讲我的故事。”他说。
  服饰商嘟囔了一声。教授点点头。马吉先生定定地看着布兰德的眼睛，强忍着没有笑出声，开口说：
  “不久前，我是莱顿市的一个男子服饰用品商。我的名字，让我再说一遍，叫马吉——威廉姆·马吉。我按照杂志上的服装式样为莱顿的花花公子们选配衣服，至于领带吗——”
  布兰德先生睁大狡黠的双眼。他直起腰板，花被子衬托得他俗艳不堪。
  “我说——”他说。
  “请不要打断我，”马吉先生温和地说，“正如我所说，我是个幸福的、无忧无虑的服饰用品商。后来——她闯入了我的生活。她名叫阿拉贝拉。啊，教授，你那位金发蜷曲得像金丝一样的姑娘，即使她在我面前也无法与阿拉贝拉媲美。她——她的脸蛋——连最了不起的辞典编纂家也找不出描绘的词汇。而且她的心对你是那样的忠诚，至少我是这样认为的。”
  马吉先生喋喋不休地说下去。服饰用品商眼看着自己的身份和悲惨遭遇都被幽默的马吉盗去，便只好阴沉着脸躲在被子里。马吉先生小心翼翼地一直讲到那个来自泽西城的小伙子的出现；他绘声绘色他讲到服饰用品商为了美丽的阿拉贝拉而进行了决斗。他越讲劲头越高。他讲的许多细节布兰德先生都没有提到。他把悲剧的高潮描绘得极为凄恻动人；暗示自杀的信他也把全文念了出来。接着他讲到他如何再次增强了勇气，如何抛弃了自杀的胆怯心理，决心冒险活下去。他终于讲完时嗓音由于激动而变得干哑。他用眼角的余光得意地朝布兰德瞥了一眼。那位先生正若有所思地盯着熊熊燃烧的木头。
  “你下定决心活下去做的很对，”伯尔顿教授说，“你的头脑很明白，祝贺你。也许若干年以后你就会意识到，就算你真娶了阿拉贝拉，你也不会觉得生活之路铺满了甜蜜和玫瑰花。她水性杨花，不值得你爱。很快你就会把她忘掉。年轻人——啊，年轻人甩掉悲哀就像甩掉一件斗篷似的容易。对我来说这个比喻就不适用了。呃，那个——裹着被子的先生，他也有一个故事吧？”
  “是的，”马吉先生笑道，“现在该听裹着被子的先生讲了。他也有故事吗？如果有的话，是什么故事？”
  他幸灾乐祸地望着布兰德的眼睛。他编造的故事被窃走了，看这个服饰用品商怎么办。他会不会愤怒而起，大肆谴责盗走他的阿拉贝拉的人？布兰德先生也冲马吉莞尔一笑。他站起身，做出了马吉先生意想不到的举动。
  布兰德先生沉静地走到桌旁，抄起上面摆着的一本畅销小说。封面上是一个貌可倾城的美女图片。
  “看到这个女人了吗？”他问教授，“是个让男人躁动不安的女人，是不是？就算是这个冻得浑身发抖的服饰用品商也得承认，阿拉贝拉与她相比，就像是一幅阴雨天的下午挂在你祖母家客厅里的一张褪色的石印画而已，黯然无色。你知不知道，教授，这类图片是怎样把小说推向竞争激烈的市场的？不知道？那好——”
  布兰德先生接着说下去。马吉先生仰靠在椅背上，津津乐道地听着。别人偷他的故事，他不会感到丝毫懊恼。他是个有幽默感的人，从而他的对手觉得攻击他的努力不至白费。马吉扮演着心中充满悲伤的服饰用品商的角色，仔细倾听着。
  “我过去就画这样的女人。”布兰德对颇为茫然的教授说。他解释着他的美女画如何使许多小说家购买了小车在公路上兜风。当他讲到小说家们围堵乞求他时，他凭借着想象力恣意发挥。他说，有一位竟开着飞机找到他的公寓。
  “瞧，教授，”他说，“我们现在是同舟共济，都在躲着写文章的。一个一辈子卖领带的人无法真正理解我们的际遇。你我之间存在着某种契合。你知道么，我朝你开了一枪以后，觉得和你有种亲近感，所以我就没再射击。我俩会成为不错的朋友——我从星座上能测出来。”
  他颇为深情地握住老头儿的手摇了摇，然后走开，偷偷朝马吉先生投去得胜者的目光。
  比较文学教授紧锁眉头。他先后朝两个年轻人各扫了一眼，又掏出手绢揩擦发亮的秃头。
  “你们讲的事都很怪。”他若有所思地说，“一个六十二岁的人——尤其是长期生活在平庸的大学圈子里的人——无法与年轻人的敏锐相比。我就不行，不过，这无关紧要，虽然你们讲的事怪怪的。”
  他让马吉先生陪他走到过道，寻找一张床，以便让他度过仅剩下几个小时的夜晚。大衣和小地毯都被用来当了床垫，布兰德先生也高兴地在一旁帮忙。
  “我要是看见报社记者，”他离开时安慰教授说，“可就不止光打他们的帽子了。”
  “谢谢，”老头儿愉悦地答道，“你心眼儿不错。明天我们再好好聊，晚安。”
  两个年轻人走出来站在厅堂过道上。马吉先生压低嗓门儿说：
  “原谅我偷走了你的阿拉贝拉。”
  “欢迎你把她带走，”布兰德说，“反正我已经开始烦她了。”他靠近马吉，后者借着从七号房间透出来的昏暗光线瞟了一眼对方的表情，于是意识到尽管这个年轻人想掩饰自己，他内心深处却充满忧虑。
  “看在上帝的面上，”布兰德高声说，“告诉我你是什么人，在这儿干什么？就说一句话，告诉我。”
  “就算我说出来，”马吉先生答道，“你也不会相信我。让无关紧要的事实等到明天再曝光吧。”
  “不管怎么说，”布兰德一只脚踩在最顶端的楼梯台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