但时光一旦从十五岁那年上海的夏天，交错到二十二岁的广州四月，我就经常在酒精下，在照镜的时候，异常清醒地发现另一个我，另一个小偷，毫无防备地跳出来，和我吵架，并且拉扯我的头发，拉得我头皮很痛，她执拗不肯妥协，一如我，于是她每一次出现都和我打架，仿佛她突然跳出来就是为了和我在某段时间里一定要分出胜负来。可是我们始终都只打了平手，谁也没有赢过对方。
  安卡走之后，我问过自己：她究竟是谁？这些年周遭人都藏到哪里去了？我为什么一点也不知道？她寄来的卡片里有大片大片的雪山，大片大片绿色的草原。
  我快要毕业了，有什么东西躲在心口隐隐生痛，又欲罢不能。
  害怕，再读安卡的来信。
  Yvonne晚上在QQ上留言给我说，她要离开北京去厦门大学了，刚刚接到考研成功的消息。
  她说：“兄弟！这是个好消息啊！”
  毕业这么久远了，她还有心思去念书，佩服。
  厦门大学的新闻系，是想学新闻的学子的首选。我望着Yvonne白兔一样的QQ头像，读到这则消息没有感触，想起那年冬天，我在西安写过一封电子邮件给她。大意是说想念从前和苏晨呆在文学社的日子，云淡风轻。
  后来也收到一封Yvonne的回邮，不过是三个月之后。
  Yvonne的信很简单，大意是同情我过了巫山还想云雨的遭遇，但对我马后炮的爱情观念不屑一顾。她说她早就看出来我对苏晨的倾心和爱慕，但是她不想帮我，原因是她也喜欢我。
  那么这个意思，让我有点吃不了兜着走。
  事过境迁，世界每天都在改变。
  艾米丽把自己打扮成花仙子，但是笔记本里新的记录却不快乐：
  他腼腆的笑容里有温雅，像湖水微漾，清爽，只是不容易看到他笑；他干净的，散发着蓝天的凛冽气息，有时候是空气和木质的味道。又不只是这些，还有温柔，嗓音低沉。使人留恋。即使和他在一起也只有静默。
  散漫，被动而且忧伤。他就像哥伦布，他却装着一无所知。
  我是爱上他了吗？
  这样，我的安卡呢？
  我要成为一个没有过去的人，心怀不轨地走向另一个陌生的未来。安卡以前坚定地说过“肯定有未来的！”我信她，我相信她说的一切话，即使明明知道那是烟花的誓言。安卡说等她上完大学就带我去荷兰，就可以让我嫁给她。
  这世界上，没有谁能承诺给我一个玫瑰园。
  我不敢再回忆了，就怕有一天回头所有的路全部都被淹没，连安卡也不能在身边。
  不知道再面对安卡的时候，怎样才能告诉她，我长大的这些年都做了些什么。
  我在网上download了一首龙宽九段的《我听这种音乐的时候最爱你》下来听。
  艾米丽说她喜欢这首歌。
  艾米丽的生活，是以学习为辅的，以娱乐和寻找快乐为主，她好像真的很富有，夜夜笙歌，红酒，乱花钱，买衣服买鞋子。
  艾米丽和我的区别在于，除了她的染色体是两条X　X　而我的染色体只有一条X外，我们还喜欢各自不同的音乐、不同的饮料、不同的沐浴露、不同的鲜花、不同的做爱方位和刷牙的时间，还有不一样的颜色。
  “你是介于流氓和绅士之间既不彻底又无激情的漂亮男人，不好不坏地活在这世界上，让人家挺难过。”
  “为什么难过？”
  “因为你不是水，也不是火。”
  不彻底不坚决就是一种模糊。
  这和安卡阳光下坚定的微笑，形成风格鲜明的对比。
  31。波拿巴在圣·贝尔拿特险坡上
  总是在第二天中午醒来时浑身疲倦，这些醒来的时光，我突然觉得是这样的厌烦，仿佛睡上百年也无法补救。我不喜欢这样。
  夏天特别漫长，仍旧慢慢地继续着。
  这几天的梦里，我终于有了新的发现，知道自己在梦里叫什么名字了。
  梦里，我在总是要走进去备课的办公室门上有三个数字：507　，左边的墙上贴着一个暗红色的字牌：Steven　Spielberg教授，字牌的下面还贴着一张A4纸的表格，安排着下一个月的历史和地理课程。我的名字是暗红色的，与此同时，又在门缝里收到一封信。我想起刚刚在抱着书往办公室走的时候，有个孩子正飞快地跑向走廊的另一边，不知道是淘气的小男孩还是小女孩。总之，我们都穿得很厚，冬天很冷的样子，我的右手袖口处露出几丝已经磨烂的灰色毛衣的线头。
  显然，我在梦里是个怕冷的三十几岁的老头子，未婚，没有女朋友，领着一群不听话的高中生，喜欢看地理杂志。
  信上指责我在讲堂上犯了多次错误，洋相出尽。我紧张地将眼镜取下来，局促地捏在手中。那些信上的字都是汉字。
  正当我望着信纸发呆，桌上的老式电话机响了。我茫然地提起黑色的电话听筒，可能是对方在大骂，因此我的两条眉毛已纠结到一团。随后，我去了走廊另一端的一个房间，并与里面一个老头儿打招呼，他看见我朝里走去，就激动地挥舞着手臂，我以为是上课讲错历史的事儿被这老头儿知道了。
  这老头儿可能是主任或者校长一样的角色，不然他那么凶干吗。
  总之，我隐约觉得是知道发生了点什么事，当然不是指讲错历史年代的事，但也不算什么好事。于是我驱车去了另外一个陌生的地方，并在一幢旧房子楼下停了车。对了，我开的这辆车也很旧，是一九七二年中国产的红旗轿车，全国编号三十七，开起来和老牛拉破车一样，不负众望地哐啷哐啷。这种伴奏使我感到前所未有的滑稽。
  我上楼梯，楼梯两侧墙上的灰闻声而落，纷纷，很听话的样子。在三楼的过道遇到一个很胖的女人，有一双深蓝色的眼睛，多少使人不敢久视。她庞大的身体几乎堵住了整个过道，我望着她充满愤怒的眼睛和身上的肉，十分悲哀地不知道自己应该继续上楼呢，还是掉头就跑。
  我没有跑。
  本来对于“女士优先”这种小动作，我一直都坚持的，并不是说我想做绅士，在某种程度上说是一种美德，但若是我又让来让去的话，只怕是又要见到那双愤怒的眼睛了。穿着长裙的很肥的女人与我说了一句话，由于她的侧身示意了让我上楼的意思，我不得不上。
  我又爬上了一层楼。胖女人跟在身后。
  我把手放进裤袋就摸到一串钥匙，而且还是一大串。我当然是无意识地摸到了这串钥匙。
  原来那个肥胖的女人是我的一位本来十分善良的邻居，由于我住在她楼上，不知为什么楼上的水就穿过楼板滴到她床上了。据她反映，我已经一个多月没有回过家，迫使她不得不打电话到我所任教的学校向院领导哭诉一番。
  “哦，原来如此呀！”
  我如释重负，随口应和。
  一个多月？没回家？难怪她要生气了，也是有理由生气的。
  可我自己都不记得这儿是我的家吗？这种情况下，只有钥匙才能成为证据。
  如果，打得开这门上的锁，我就是她邻居。打不开这门上的锁，我就不是她邻居。
  锁被打开的声音，很清脆。我只是从钥匙中随意挑了一枚，过分看不出破绽的巧合，使我惊讶万分。
  一只宝蓝色的人字拖鞋漂浮在水上，被门打开时的动荡带去了小小的水纹漾动，它竟然像跳起舞来；不远处的袜子却因吸饱了水而沉入底下。我用脚把拖鞋踢开，一晃眼看见那只袜子的LOGO：黄包车。又是中国字呀。
  决定等会儿问一下这位邻居朋友，这到底是哪个国家？
  第一次进了这家门，家里就已经水漫金山的样子，我去了厨房，猫着腰找到了故障处，水管坏了。肥女人帮我拿来了工具。我除了能在课堂上讲错历史之外，看来还会修水管。
  我们很快解决了问题，接着，开始大扫除。在清除房间的积水时，看见一张照片。也许是野猫从窗子爬进来捣过乱，那张照片背对着天花板浸泡在水里。
  我弯腰准备把它拾起来，这时电话又响了。
  外面的阳光十分刺人眼。我打开窗帘，然后又迅速拉拢它。梦被打断，非常遗憾没有看见那沉在水里的照片，到底是谁？电话是So打来的，她说：“快来淘金路，吃烤生蚝哇。”
  我很清楚，Steven　Spielberg是拍《夺宝奇兵》的大导演，和我八竿子打不到一起去。
  梦里出现的谜语、很多不能解释的东西，就这样离奇地抓住我，它们频繁地出现，以各种方式拷问我的睡眠，使我烦躁不安起来，上班的时候，便开车走起神来。这样太危险。
  我去网络上和RORO说起这事，是不得不考虑去看神经科医生的时候了。烤生蚝，以后还有大把的机会吃。
  RORO说，他认识一位懂得这方面事情的私人医生，曾神奇地治好过几个梦游十分严重的人。也许可以试一试。医生的名字叫菲南。RORO还提供了一串暗号。我感到一下子进入了解放前期地下党的角色。
  我的脑子和梦里那个房间一样，一定是进水了。因为我竟然期待着在那些梦里不出来了，尽管阳光不是很灿烂。无论如何，我想知道一个结果，那张照片上拍下的是什么？我为什么会有一套自己不记得居住过的房子？如果我一个月都没有回过家，那我住在哪里？那个给我写信的孩子是男孩还是女孩？我感到羞耻，一个教师，把编年史讲错是件值得内疚的事情。我的错误使我觉得自己应该被拉出去枪毙。但是，矛盾的是，不管是做哪个国家的高中老师，都不符合我一贯的行为和作风，虽然老师都不算很差的职业，另外我又忘了在梦里问那个蓝眼睛的肥胖的邻居，我们是哪个国家？我知道我犯错了，讲错了编年史的年代，还有小孩子和我作对。我没有结婚，也没有女朋友。
  倒是想帮助那个肥肥的邻居减轻一下体重，完全是从健康的角度考虑。
  我一直对照片的事耿耿于怀，总是盼望着能再进入那个水管漏水的房间，可每次又总是去到另外的梦里，情节一点都不像放电影那么连贯。我希望自己能控制梦里那些情节的发展和变化。无庸置疑，不可能。
  真的应该去看医生了。
  第二日，我去了X　大学的附属医院。
  我极其害怕医生这种职业的人，他们总是看见病人的痛痒而事不关己的样子，也许是他们见过的病痛啵涑梢恢帧巴槠＠汀薄Ｓ惺焙颍矣龅降囊恍┠幸缴堑淖齑揭捕际呛烊蟮模醋齑降难丈椭浪鞘嵌嗝瓷朴诶檬澄锢吹餮硖澹Ｄ暄钊瘢硬还炔倮停植还确抛葑晕摇Ｋ堑慕】底苁橇钗腋械接行┥衿妫盟埔怀≌秸醇谒肀咄旰梦匏鸬暮推健？/p》
  挂号，神经科。导医小姐不喜欢笑，也许是我的表情很严重，她把我扔到六楼一个空荡荡的走廊上，让我自己去21号房间里找医生。然后她顾自走了，也不和我说再见。
  我站在21号房门两米远的地方，一直犹疑，第一次看心理医生，觉得有些理不清的东西，似乎还妄图在前三分钟里清理一下。门开着，我仍是敲了门，才拿着病历走进去。
  黑发挡住她的视线，也挡住了我希望开门见山就能看见的她的脸。
  她抬起头来。是一个美女。用人造的各种标准来衡量，她都是一个美女，五官恰到好处地摆在恰当的位置，不偏不移，不大不小。但我觉得标准的美，就像“游标卡尺”。
  原本是不敢这样大胆地直视女性的目光，但这天很奇怪。
  整个治疗过程应该属于一种催眠。
  不确定我是否被催眠成功，总之，回家之后的最初几天时间里，我连续头痛几日，没有梦，却眼睁睁地瞪着天花板，任十几张脸浮在我的脑海里，它们都是同一张脸，那个女神经科医师美丽但有些空洞的脸。
  她对我的治疗过程是这样的。
  “坐下，没有关系，别害怕……”
  她充满怜悯的眼神，真令人感动。
  “别害怕，来，放松自己，想象你是躺在一片温暖的云朵里……”
  “对，对对，就这样，看着我，看着我的眼睛……”
  “对，很好，很好……不要转动眼睛，就看着我。”
  她微笑着的脸晃动在我的眼前，我正躺在白色的医床上，想起电影里为什么心理医生的房间里都有沙发，是黑色的真皮沙发呢。
  “很好，很好。”
  我又在想她为什么不说“Very　good　！”或者说“Terrific！”
  接着，她拿着一个本子坐在我身边，问了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