桌子”展开讨论，不是物质的桌子，而是桌子的哲学概念。在通过了一系列的例行考试后，萨特开始在他的哲学教授亨利。　德拉克鲁瓦的指导下着手撰写毕业论文，他的毕业论文的题目是《心理生活中的想象力》。在这篇文章中，萨特对欧洲苏格拉底以来的“想象力”概念进行了一次梳理，论文的初稿在毕业前一年就完成了，德拉克鲁瓦教授的评价是“很好”。也许是过于要强的萨特还想“好上加好”
  ，也许是为了保证论文顺利通过，以取得文凭，萨特重新写了他的论文，努力在第二稿中做到有自己的独到见解。这次改写的结果，是使他的成绩在全班排为第５０名，即最后一名。萨特被迫留级重修。　这一挫折给了萨特一个教训，使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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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０３萨特：荒谬人格
  懂得了“做这种事该用创新的方式提出陈腐的主题”
  （Ａ。　马德森《心心相印》第４０页，湖南文艺出版社１９８８年）。
  结果，在第二年的考试中，萨特的成绩排列第一，荣登榜首。大学毕业以后，那个孤独的洛根丁的故事就一直在萨特的脑际萦绕。　他的那些哲学思考，包括他的困惑，他对现实生活的强烈感受，都在不断地给他找麻烦，最后，他以一个男主人公的日记的形式把它写出来了，这就是受到人们高度重视的小说《恶心》。在这部小说中，萨特揭示了他的同胞们那种可悲的、不可确证的存在，并使自己得到了一种开释。萨特说：“我完全是真诚的，请相信我好了。　我就是洛根丁，并非自鸣得意，我是用他来表明我生存的本质。”（《萨特自述》第１５２页）
  看来，萨特与洛根丁的共同性显然并不仅仅在于他们的孤独。
  三、语言与实在
  人通过语言来赋予世界以意义，离开了语言，人无法把握实在。　然而人通过自己制造的语言把握到的实在是真实的实在吗？语言赋予世界的意义是可靠的吗？萨特为此深感困惑，力图对此作出确实的解答。　这种困惑与解答构成了他“存在与虚无”哲学的一个重要部分。　然而，在聆听他的哲学的精确讲解之前，我们不妨先看一看他的哲理小说，再细读一下他的《恶心》。因为，萨特实际上把他的困惑和解答都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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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恶心：对世界荒谬的揭示１３
  进了小说的生动艺术形象中了。露西是一个侍女，安妮是洛根丁的情妇，她们的生存状态似乎不同于咖啡馆的喧闹，似乎不会引起洛丁根的恶心，但她们的存在仍然是可悲的，不可确证的。露西的生活是无意义生活的一个标本。　露西承受着一个普通女人的所有痛苦，她几乎就是一种痛苦生活的化身。　她总是滔滔不断地向人诉说她的痛苦。　她的痛苦主要不是来自于她的劳累与艰辛，而是来自于婚姻家庭的不幸。　对一个女人来说，婚姻家庭的不幸就是最大的不幸了。　她的丈夫是一个比她年轻得多也漂亮得多的小伙子，她对老板娘说：“我是说不出的真心真意宁愿他在外面乱搞女人，只要对他没有害处，我是无所谓的。”
  其实她的丈夫并不欺骗她，也不打她，只是很爱喝酒，每天晚上总是喝得醉醺醺的才回家。他的健康因此受到影响，很快就变得又黄又瘦。　露西不得不克制着自己的感情，也克制着自己的情欲，同时又因这种克制而痛苦。　于是她成天不是向人诉苦以寻求安慰，就是低声唱歌以求自我安慰。然而，洛根丁知道，像她这种人是永远也不可能更加痛苦，永远也不会陷入绝望的。　洛根丁真不知道是该羡慕她的痛苦而不绝望呢，还是该可怜她的无意义的痛苦生活。　无论如何，洛根丁是无法进入这种常人生活的。　人一旦看到了某种真实，他要再过自欺的生活就十分艰难了，这是不是中国人所谓的“聪明难，糊涂难，由聪明而转入糊涂更难”呢？洛根丁看到的真实，恰恰就是生活的无意义，痛苦的无价值。　这样的真实，是任何“聪明”都无法化解的，它足以摧毁既有的任何关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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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２３萨特：荒谬人格
  生活的坚强信念。露西的可悲之处在于她对生命的意义从不思考，她的生命，包括她难耐的痛苦都是无意义的。　因此严格地说，她并无真正的痛苦，只有无聊。　而安妮呢，则和洛根丁一样，是在对意义的追求中发现意义的虚无和人生的空虚的。从爱情方面讲，洛根丁的情妇安妮是一个完美主义者。她将生活的“完美时刻”当生活的标准，希望按这种标准去生活。　在她看来，生活应该像一首爱情诗。　她的愿望是美好的，但却只适合于艺术，未必适合于现实生活。　当她用她的完美标准来衡量生活时，她发现，自己的情人十分愚笨，根本就不合标准。　安妮的失望是必然的，因为美的不等于真的，理想绝不是现实，现实规律的“实际怎么样”并不等于价值规律的“应该怎么样”。同时，洛根丁也发现，自己的生活从未有过“奇遇”
  ，这不是因为自己的生活特别单调，而是因为“奇遇”
  的概念只适用于对生活的叙述——它只是一种语言形式。　他在国外闯荡了六年多，讲述起来，还是够丰富多彩的，而且充满了“奇遇”
  ，但在实际上，他并没有真正感到过什么“奇遇”。
  “奇遇”的生活是具有某种意义的，但它却实际上不存在，只在讲述中存在，这一现象使洛根丁明白了：“要使最乏味的事情成为奇遇，只需开始叙述它就够了。”
  是讲述的语言带给了本无意义的生活以意义，这就是人们误以为生活本身有意义的原因所在，是人们被欺骗的原因所在。“人总是各种故事的叙述者，他生活于自己和他人的故事中，并且通过这些故事去观察发生在自己身上的一切；他试图按照他的正在讲述的故事那样，去安排自己的生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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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恶心：对世界荒谬的揭示３３
  人们在回忆自己的生活时，他们会觉得每一分钟都是排列有序的，但那只是一种被讲述的生活，并不是实际生活的本来面貌。　当讲述的时候我们并未生活，生活的时候我们又无法讲述，洛根丁意识到，人们必须在讲述生活与实际的生活之间作出选择：“或者生活，或者讲述。”更要命的是，讲述的生活无论如何不是直接的生活，语言的意义并不等于真实的存在，正如地图并不等于国土，那么我们如何去寻找真实的意义呢？人们寻找生命意义的全部努力，岂不是都出于一种把自制的地图等同于国土，把自己的语言等同于实在的虚妄吗？当语言与存在之间的不协调性被彻底揭露出来的时候，洛根丁感到自己已无力面对真实的存在，在真实的存在面前，他感到了难以忍受的“恶心”。
  这种恶心达到高潮的时候是在一个公园里，洛根丁突然看到了脱离了语言外表的纯存在，由于没有了语言的抽象范畴，这存在就是“许多事物的糊状物”
  ，树根被揉进了存在，或者说这个树根，以及“公园的这些大门，这些长凳，这些稀蔬的草，所有这些都消失了：事物的多样性，它们的个性，都只是一种外表，一个虚饰。　这种虚饰已经溶化，剩下的则是一堆模糊的怪异的东西，杂乱无章——赤裸裸的、处于一种可怕的、令人厌恶的赤裸状态。”
  事物与词语脱节了，树与关于树的描述之间现出了不可克服的鸿沟。　没有任何办法可以把树或者其它存在物转化为词语，因为它们根本上是外在于语言的。　洛根丁感到：“栗树的根部钻入我凳下的泥土之中，我不再记得它是一个树根了。语词消逝了，事物的意义、事物使用方式，以及人们刻划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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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４３萨特：荒谬人格
  事物表面的那些微弱的记号也统统无影无踪了。“
  我们用语言去言说和理解世界，同时也就给万物的存在赋予了一种人为的“必然性”
  ，一种主观的秩序。　一旦我们真正体会到了语言并不实在，我们就能体会到洛根丁的恶心了：“树在摇摆。　喷向天空，倒不如说是在倒塌下来。　在每一刻我都期待着看到树干像枯萎的幼枝一样扭曲，垮下来倒在地上，叠在一起，变成一个梭软的黑堆。它们并不想存在，它们只是不得不如此。所以它们不声不响地干着自己的事情：树液通过其组织缓慢地上升着，一半是不情愿的，树根缓慢地扎向泥土里。　然而在每一刻，它们似乎又都是处在丢开世间的一切消逝而去的边缘上。　它们疲惫而衰老，与周围的一切格格不入，但仍然存在着，这只是由于它们太衰弱了，以致无法去死，因为死亡只能从外界到来，音乐的曲调自己可以自豪地像一种内部必然一样在它们自身之中带来死亡。　只有它们是不存在的。每一个存在的事物出现都是没有理由的，在衰弱之中拖延着，偶然地死去……”
  此时洛根丁直接面对着存在，他发现了“存在”是什么。换言之，我们也可以说他直接面对着虚无，他发现“存在”
  必然被虚无所环绕，必然性是一种错觉：“根本的东西是偶然性。我是说人们不能把存在定义为必然。　实有就是在那儿，那些存在着的人让他们自己相遇、但你决不会从他们那里推论出任何东西。　我相信是有人懂得这一点的。　只是他们企图以发明出一种必然性、一种有原因的‘有’来克服这个偶然性。　但是没有任何必然的‘有’能够解释存在。　偶然性并不是能被驱散的一种错觉，一种或然，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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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恶心：对世界荒谬的揭示５３
  绝对，因此，是一种完全自由的天赋。　一切都是自由的，这公园、这城市和我自己。　一旦你认识到这一点，它就会使你心潮澎湃，一切都开始浮动起来……“
  “我倒在长椅上，被这些大量的没有起因的‘有’惊得呆若木鸡，不知所措：到处都开花，孵化，存在在我的耳畔嗡嗡作响，我的肌肉在震颤、在张开，把自己抛向那普遍的展开。　这是令人厌恶的。”
  四、现象学：走向事实本身
  有人曾经问萨特：《恶心》描写了你实际上曾经验过的一种存在境遇，你能告诉我们你为什么一定要用小说来表达它吗？
  萨特回答说，我之所以要用小说的形式来描写它，“首先是因为我的这部小说所描写的并非我本人所实际经验过的”。
  萨特承认《恶心》表现他自己在哲学上的思索，但他自己从未按洛根丁那样的方式经验过那种恶心，因此只好用小说的形式把它写出来。　在这一阶段，萨特的思想还没有成熟到足以写一部哲学巨著的程度，但有关存在的思想，对传统形而上学的怀疑却已经把年轻的萨特缠住了。而且，据熟悉萨特的人回忆，萨特虽然从未像洛根丁那样对着栗树根恶心，但他自己却有过恶心的亲身经验。　人们经常发现萨特望着许多物体发愣，有一次一个朋友让他看碰击着一块大石头的海藻，萨特的脸上立刻出现一种古怪的表情，其状况简直就是萨特所描绘的恶心。　在教室里，他也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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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６３萨特：荒谬人格
  常有这样一种表情，他会突然之间变得冷冰冰的，这样的表情往往会持续一刻钟左右。　而且那时候萨特常常咬自己的手指甲，偶尔一声不响地望着教室四五十秒，然后说：“看看这人面的海洋地，到处看不到一点智慧之光！”
  这种无头无尾的话，往往让全班同学都莫名其妙。只有当一个人在他所习以为常的意义完全消失的时候，才会有这种晕眩的恶心反应。　我们现在无法知道萨特当时的复杂心态，但有一点是可以肯定的，就是：他再也不相信传统的形而上学观念了，不相信那些由形而上学的语言概念所表述的“本质”了。　萨特感到，人就像洛根丁的处境一样，“是额外的，是偶然的，他不能从任何别的事物中推断出他自己，他有一个特定的、不能描述的形状，因为用语言是不能恰到好处地说明这种形状的。”
  （见《萨特自述》第１８９页，河北人民出版社１９８８年）
  对萨特这样的人来说，哲学不是抽象的概念大厦，而是人的血肉生活的一部分，是生命的阳光和空气。　他要的就是实在本身，而不相信由概念推论出来的所谓“实在”
  ；他要的是真实地生活着，而不要只能用语言描述的“生活”。这使他天然地易于接受现象学的态度：回到事实本身。在３０年代，现象学还是一场正在发展着的运动，这是一场悬置一切先入为主的观念和判断、直接与事物打交道的哲学运动，因而也是针对西方传统的反叛运动。　它之所以反叛西方哲学传统，是因为传统哲学既不是严格的科学，又不足以描述人的存在的意义，不足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