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的各个版本里，以及在各个不同时期内的著作和书信里，都有所反映。
  他由于找到了自己的自然选择原则，并对它的巨大意义坚信不疑，当然就要降低外部条件直接作用的意义，例如气候，在他之前有许多书籍和文章谈过这个问题，照他的说法是“多到令人恶心的程度”。但是从写《一八四四年概要》开始时起，他就一直恪守注意分析所有难点，分析与他的理论有抵触的所有东西这一习惯，对于外部条件的直接作用，他本人就考虑得“多到令人恶心的程度”。我们可以看出，他在这个问题的评价上，有过颇大的犹豫。所以，一八五九年九月，在他着手写《物种起源》的时候，把气候对生物变化有影响这个见解，说成是最有害的错误。可是，在《物种起源》的第五版里，他却改变了书中好几处说法，使外部条件的一定作用和直接作用，以及“无益”变异具有“更多一些”分量。一八七三年，达尔文在给德坎多尔的信中写道：如果条件对亲体的健康及其后代“相当长期地”发生作用的话，他完全相信，后代就将发生变异。
  因此，达尔文明确地赞成获得性遗传论。他不止一次地说过，按他的见解，变异主要取决于生物的本性，而远非取决于条件的本性，当然他并不否定后者。这就是达尔文之所以非常希望在比较年轻的自然科学家当中，有人能在外部条件影响植物变异方面进行实验。所以在他去世前不久，即一八八一年，给德国自然科学家泽姆佩尔的信里，当指出泽姆佩尔把条件的直接作用的意义看得过重时，他就是以霍夫曼教授当时对人工条件下栽培的植物所进行的实验为例的，这些实验所提供的论据对这种作用有利的相当少。
  随着达尔文主义进一步取得成就，越来越多的作者把他们写的书和文章寄给达尔文，达尔文同外国自然科学家，尤其是同他的著作的译者和同他讨论进化理论中最困难问题的那些拥护他思想的青年人的联系和结识面越来越广泛。对于那些译者，达尔文常常不是局限在公事公办地解决译文问题，而是参与解决出版的细节问题，有时他还象给英文各版本所做过的那样给外国各版本作出增补和订正，并把新打印出的英文版正文条样寄给译者，有时还指出所有他增补和修改的地方，以减轻译者的劳动。
  大家知道，《物种起源》的第一个德文译本是勃龙教授翻译的，却并不能使达尔文感到十分高兴，因为勃龙对待翻译太不认真，例如他删掉了达尔文关于人类起源的那句唯一著名的话，而在译文里加上了一些东西，以致使达尔文的理论在这里受到了批评，招来了许多非议等等。第二个德文译者维克多·卡鲁斯，去掉了勃龙加上去的所有的东西，恢复了漏译的内容，因此准确地传达了供读者独立判断的原文。达尔文满意极了，说“新版本看起来象一部新书了”，并且十分感谢卡鲁斯这位译者的劳动。
  《物种起源》的法文版也一样。第一个法文译本是尔瓦耶译的，她在第一版之后，既没有同作者商量，也不管已经有了新修订的英文版，接着就把她的译本原封不动地又出了两版。
  列·硕·达维塔施维里在他写的著名俄国古生物学家弗·奥·科瓦列夫斯基的传记里，专门有一章来谈科瓦列夫斯基和达尔文之间的关系，这一章写得非常有意思。大家知道，科瓦列夫斯基出版了《动物和植物在家养下的变异》的俄译本，在他去英国的时候亲自结识了达尔文，在他给兄弟的信里称达尔文是“和悦可爱的达尔文”和“和悦可爱的老头儿”。为了介绍读者去看上面那本达维塔施维里的书，我在此仅仅摘引科瓦列夫斯基把他关于Anthracotherium①的那部著名的专题学术著作和《古生有蹄类自然分类的尝试》送给达尔文时写的献词中的一段话：“从我的学业刚刚开始的时候起，您就是我最好的良师益友。在我对英国作较长时间的访问期间，您总是对我的考察给予充分的关注，并创造一切可能条件。由于您的申请，使许多收藏品和图书馆为我开放了，否则也许都会把我拒之于门外。您的名字和您的友谊是我最好的介绍信，它为我打开了所有的大门……。我甚至不揣冒昧地期待着，有朝一日能让我同您在唐恩的好客的住处讨论这些问题中的许多问题，就象我们曾在这里讨论所研究的问题中的某些问题那样。
  充满极大热情的，相当年轻的达尔文主义的德国信徒艾恩斯特·赫克尔也常去唐恩，当然他也同样受到热情接待。他是第一个在德国发起捍卫达尔文主义运动的人，先是在他的放射虫类专题学术论文里，明确地表示赞成达尔文的进化理论和思想，然后在德国自然科学家和医生斯德丁②代表大会上，公开表示支持③。可是很难设想有比赫克尔和达尔文更截然不同的人了。达尔文是多么小心谨慎、有条不紊和深思熟虑地待人接物，赫克尔又多么毅然决然、毫无拘束和心直口快地发表意见。赫克尔公开声明，达尔文的理论是一种新的世界观，他尖锐而又明确地拿它同旧宗教神学和旧权威相对抗。他以自己的书，特别是《自然创造史》一书和他宣传达尔文学说的“疯狂似的”方法在德国激起了愤怒、仇恨、诬蔑和攻击的风暴。对他的这些攻击，甚至比对达尔文本人的攻击还要多。因为在德国，咒骂赫克尔已成为一种时髦，把他同达尔文对比，认为达尔文是温文尔雅、谨慎小心的典范。
  达尔文很不以为然。他写信对赫克尔说：“您以毫无必要的方式为自己树敌，世上的灾难和痛苦就足以去唤醒更多的人们了。”
  ①是第三纪曾生活在美州、亚洲和欧洲的一种偶蹄哺乳动物，与猪有血缘关系，但大小似犀牛。——译者注。
  ②现称：什切青。——译者注
  ③关于赫克尔捍卫达尔文主义的活动和斗争情况，以及他和达尔文的观点的差异，见我的《为达尔文主义而斗争》一书。——作者注。
  赫克尔也象达尔文的其他几个朋友一样责备达尔文，说他对反对他本人观点的那些意见过分地强调了，并责备说，这些反对意见正被他的反对者所利用。对此，达尔文给他的答复是：“真理曾迫使我写我已经写出来的东西、而且我觉得似乎这是个好对策”。
  当达尔文收到赫克尔的两卷本巨著《普通形态学》，看来是想请他协助把该书译成英文的时候，他很为难，尤其是因为他对德语还不精通，无法流利地阅读该书。他浏览了一下赫克尔的著作，并挑出几页来读过以后，满怀喜悦地确信，赫克尔对他的《物种起源》评价很高。另一方面，他模模糊糊地感觉到，书中教学方法的细节谈得太多，实质性的新事实、新的（对他来说，详细的观点几乎没有。赫克尔使用了大量的新术语，并造出了大量带有希腊文词根的新词，这使达尔文非常害怕。达尔文对赫胥黎谈了自己的印象，赫胥黎同意他的看法，认为这部书分量太重，翻译起来相当吃力。至于赫克尔确定有机体的相互血缘关系，并在他自己的书里大胆画出来的大量的系谱表和种系发生表，则是赫克尔的勇敢“使达尔文发起抖来”。然而赫胥黎很有理地回答他说：不论谁都一样“应该是相当勇敢，并且应该画出血缘关系表来的。”
  一八六八年，达尔文收到了另一位德国自然科学家奥古斯特·魏斯曼的来信。达尔文感到满意的是，魏斯曼表示反对内格里的意见及其“完善定律”，按内格里的思想，这条定律应被视为进化的根本原因。
  达尔文在答复魏斯曼的时候指出，他总觉得这些“完善定律”是无用的。达尔文给他写的信中说得对：“没有一个拥护完善定律的人能下定义说：那种不可能用选择而获得的‘改善’究竟是个什么样子。”
  在这之前不久，也就是一八六八年，莫里茨·瓦格涅尔的著作《达尔文的理论和迁徙原则》出版了，接着又出了《论地理隔离的影响》一书。如果用赫胥黎的不太礼貌的比喻说法，莫里茨·瓦格涅尔也是一只围着《物种起源》团团转、在上面产卵并把自己的特殊思想之蛆孵化出来的苍蝇。达尔文在《物种起源》里不止一次谈过“隔离”的巨大作用。莫里茨·瓦格涅尔围着《物种起源》团团转，产卵并且孵化出来的那条思想之蛆就是：类型的“隔离”和“迁徙”是进化的最重要的因素，没有这些因素就不可能有进化。达尔文写信能魏斯曼说：“我认为，莫·瓦格涅尔的第一个小册子很精采、有趣（第二个小册子达尔文尚未见到——作者注）。可是我认为，他过分地夸大了迁徙和隔离的必要性。我怀疑他是否考虑到，当他所说的类型迁移到一个新的区域，而在第一代不发生变异的时候，会有什么结果呢？我认为，他对被我称为人的无意识选择的那些原因估计不足；在这些场合下，亚种无需任何隔离，用保留优良、消灭低劣的方法使自身发生变化。”①
  ①把同一个地域（没有隔离）内的自然选择的作用同人的无意识选择（即当人不用专门杂交而单纯以保留优良类型，并对之更加着力照料的方法，最终使品种得以改善的时候）作比较，这是最近若干年来最受尊敬的达尔文思想之一，因为他想在这里表明，这些类型的偶然杂交，即看来要使优良品质拉平的那种杂交，终究会妨碍品种的改进。——作者注。
  莫里茨·瓦格涅尔把他的第一篇著作寄给了达尔文，达尔文的答复，照例是指出这位曾多次旅行并研究过许多动物的来信人的功绩，因为特别使他高兴的是，文章作者同意他的大部分观点，文章作者收集了他还不知道的有关隔离对进化的影响的许多事实等等。但是，他对瓦格涅尔也有异议，说他的观点对一些幅员辽阔的区域来说是不适用的，“但我仍然认为，在许多幅员广大的区域里，同一物种的所有个体都在缓慢地发生着变异，变异的方式就象英国赛马的改良那样，也就是通过对最快的马匹的持续不断地选择来进行改良的。”他甚至认为，如果隔离是指在不大的、狭小地域内，那是极有利的。
  后来，在一八七六年十月给莫·瓦格涅尔的信和给莫·瓦格涅尔的拥护者卡·泽姆佩尔的信（一八七八年十一月）里，他又一次谈到这个命题。他谈了他对南美洲的个人印象。不仅在加拉帕戈斯群岛这些隔离作用很明显的岛屿上，而且在美洲那样广阔的大陆上，种的形成正在出现。此外，达尔文还指出，种的形成可以归纳成两类。一类是：一个物种蜕变为两个、三个以至更多的类型，当然，隔离在这里将特别重要。另一类是：整个物种以选择其最能适应者的办法慢慢地、整个地发生变异。
  于是，越来越吸引自然科学家参加的、对进化过程细节的分析工作，迫使达尔文根据各种各样的理由，对一些学者和考察家的来信和文章作出答复。例如，他在一八七二年以及后来，同美国人海厄特就延续发展和加速发展原则问题曾互相通信，这些原则是这位地质学家同较著名的科普一起在他们对古生物标本（例如，菊石类动物化石）进行研究时，为了解释某些规律性而采用的。他在一八七三年写信给法国人德坎多尔，谈了他的巨大困难之处，即认为凡是对亲体暂时起作用的条件，对后代也起作用。他给德坎多尔写信说：“如果后者相当长期地对亲体的健康和后代起作用，我完全相信，后代将起变化。可是，繁殖这门学科多么深奥啊！”所以达尔文答复意大利人梅尔多拉关于“广泛的”变型或明显的差异的质疑时说，他不认为这些东西总有一天在自然界会用得上。例如，他同当时最新的达尔文主义者之一罗马内斯讨论停止使用已成为无益器官的意义问题，认为这是器官退化的原因之一。
  在达尔文这个时期的植物学著述中，关于食虫植物的著作占了显著的地位。早在一八六○年夏天，达尔文就开始这项工作了，当时他已注意到普通的露珠草即茅膏菜或即毛毡苔，并注意到它用它圆形叶片上带粘性的茸毛捉到的昆虫数量。例如，他在共有五十六片叶子的十二株茅膏菜上，发现三十一片叶子上不是有已死的昆虫，就是有昆虫的残骸。有一株六片叶子上全有捉到的猎物，有一片叶子上竟有十三只被捉住的昆虫，主要是双翼昆虫。茅膏菜的猎物中，最大的昆虫是一只蛇眼蝶科属的黄色小蝶。
  这时候，达尔文正在阿什当福雷斯特的一个母系亲戚家作客。有一件事吸引了他。苍蝇粘在叶子上，被粘腺牢牢地裹着。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