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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因此，我们看到达尔文特别注意他的朋友们和信徒们所写的与他的理论有联系的著作。据他看来，如果他们成功地发展了他的自然选择理论的基本思想，或举出了新的、还没有被利用来说明进化论的事实，那他随时准备对他们大加赞扬，有时可能是言过其词的赞扬，鼓励他们继续进行这方面的工作。如果有谁透彻地理解了他的理论，并在某个报刊对他的理论作出了反应，他总是高兴地给予表扬（还有时反映在他给完全不相识的人写的信中）。另一方面，如果他认为他的朋友们不是始终如一的，而是犯了错误，偏离了生物学中他所主持的“新教程”的方向。因而危害了共同事业，他就在书信里，有时在报刊上坚决予以反驳。我们已看到了他对于爱沙·葛雷和赖尔就是这种态度，我们下面还会遇到这种实例。当达尔文幽居在唐恩时，无论是学术界的会议，还是其他各种公共集会，他都几乎不出席，总之，他对一切会议都不积极参加，他虽身处唐恩，但还是善于把自己的战友组成一个坚固的联盟，勉励一部分人的正确言行，纠正另一部分人的错误言行，从而使所有的人都能为“共同事业”的利益而工作。
  所以列奥　硕耶维奇·达维塔施维里①说得特别对，他说：达尔文“为争取科学中的先进思想的胜利进行了不屈不挠的斗争。况且，他还是这场斗争的卓越组织者和领导者……
  达尔文仔细地观察着在世界各国进行的捍卫进化学说的斗争，总是力求与这个舞台上的杰出活动家建立直接的联系。他总是明确地，虽然也是特别委婉地指导自己信徒们的工作”。
  达维塔施维里恰如其分地指出说，作为斗争的组织者、鼓舞者和领导者的达尔文，他的事迹可以写成整整一部充满事实的书。
  ①苏联古生物学家和地质学家。他由于《自达尔文至现代的古生物学进化史》（1948）一书，而荣获斯大林奖金。——编者注
  我已指出，新出版的《物种起源》获得愈来愈多的拥护者。早在一八六一年，达尔文就在给卡特尔法日的信中指出，接受他的理论最多的是年青的地质学家，其次是植物学家，再次是动物学家。有人从德国通知他说，许多科学家都站在他这一边，不过为了自己的声誉不敢发表意见而已。莱卡尔特、该根波尔、克拉帕列德、亚历山大·勃朗和施列登等人成了达尔文在德国的拥护者。甚至在平静的荷兰也引起了轩然大波。达尔文的朋友古生物学家法更纳，把自己同法国博物学家、迪戍的动物学教授勃留列谈话中很有趣的细节通知了他（一八六四年）。勃留列询问法更纳对达尔文学说的真正意见。使勃留列感到绝望的是，他的学生们，法国的青年们，除了达尔文学说外，什么都不感兴趣，什么都不听。什么都不想，而他这个可怜的人却不了解达尔文。
  新学说胜利的第二个标志是，反对达尔文的发言表现出另一种性质。德国人凯利克，作为进化论者反对进化论者，于一八六五年第一个发了言。他并不批驳进化论，而是反对作为进化论原因的自然选择，并得出了自己的解释。这就表明，已经很难坚持物种静止不变的看法了。不达塞治威克那样以陈词滥调批评达尔文学说的那种攻击仍在进行。因此，在凯利克发表文章的同时，法国又出现了巴黎科学院常务书记生理学家佛鲁兰斯对达尔文的批评。与其说他是从证据方面对达尔文学说进行分析研究，不如说他要表达他对达尔文的愤怒的心情。
  赫胥黎在专门的文章中对这两种批评都进行了详细的分析。凯利克在批驳自然选择原则时，为了解释进化论，提出了一个独特的在整个自然界中占统治地位的“发展规律”。当然，这种解释只是一种虚构的解释，或者是一种没有任何内容的词语，使人不禁又想起赫胥黎提出的意见，科学界人士理解“规律”这个词正象信教的人解释“创造”这个词一样。赫胥黎毫不费劲地把这两人全部驳倒，在给达尔文的信中，他有权把这一点告诉他：“请您在您的印第安式的小屋中挂上两个头发盖”。
  达尔文亲自把自己的理论清楚地分成了两个部分：关于自然选择的学说和关于进化论的学说。虽然关于这一点正如克·阿·季米里亚捷夫正确地指出的那样，只有当自然选择对进化论加以简单和有说服力的解释之后，进化论才能得到承认，但是他还是认为进化论无疑要比自然选择重要的多。
  为捍卫进化学说，达尔文一反常态，第一次冒险参与了报刊上的辩论①。“科学协会”于一八六三年就卡本德《根足虫纲研究绪论》一书发表了书评。卡本德在他的著作中，确定了近代有孔虫目如绝种的有孔虫目之间的遗传联系。卡本德在评论者的说明中，作为达尔文的忠实信徒，维护了进化学说，按达尔文的说法，而评论者本人却是本着德国自然哲学的精神，以“奥温式的方法。”来说明“异源性”，即说明物种是一下子形成的。评论者说卡本德并不是以一个独立的研究者，而是以一个盲目追随达尔文的人来行动的，对于这样一个评论者的意见，书的作者是不悦的，因此投书杂志编辑部，抗议对他的著作作其他解释，同时指出，他的结论的最后是反达尔文主义的：原发型后代虽然脱离了自己的祖先，但还是根足虫纲。
  ①我在这里应纠正我在《为捍卫达尔文主义而斗争》一书（第二版第65页）中所犯的错误。我在提到查理·达尔文亲自参加由他的学说所引起的辩论这件事情时，援引了达尔文本人在1863年4月17日给虎克的信中的一句话（“这是我第一次采取这种步骤，也是最后一次”）所以达尔文参加辩论似乎真的是第一次和最后一次。实际上他还不止一次地利用各种理由投书报刊，特别是投书《自然》杂志。
  达尔文在给虎克的信中以赞扬的口吻提到卡本德给编辑部的信，同时又讥笑地补充道：“……我觉得，他写那封信是为了表明，他虽然接触到了松节油，但并没有被污染”。达尔文参与了这次辩论，并亲自给“科学协会”写了封信，在信中，他“在向异型有性世代交替进攻的掩护下”，列举了许多被他的学说“用推理的方法联结起来”的事实，并且用“当异型有性世代交替的辩护人也同样能把大量事实联结在一起，只有在这时他才能找到对他的完全尊重，找到耐心的听众”这样一些话结束了这封信。他在列举有利于他的理论的事实时，竭力驱散他的拥护者们的发言（卡本德的信和第一次出版的赖尔的《人类的古远性》）可能留下的不良印象。
  因为“科学协会”又发表了一篇文章来答复这封信，所以达尔文认为自己不得不对这篇文章再次作答，第二封信是用下面这几句话作为结尾的：“博物学家究竟同意什么样的观点呢？是同意拉马克的呢？还是同意若夫鲁亚·圣一伊勒尔的或者《创造的痕迹》的作者的？是同意华莱士的观点呢？还是同意我的观点或者其他一些这样的观点？这些都无关紧要，重要的只是他认为物种是由其他的物种产生的，而不是形成后就一成不变。因为凡是接受这个伟大真理的人，他的面前就会展现出一个为他今后的研究而开辟的广阔天地”。他接着又补充道：“由于我看到大陆上认识的进步，看到英国的认识有所好转，所以我深信，自然选择理论无疑将在作出许多次要的变动和改进后而被人接受”。
  他所谈到的认识的好转变得愈来愈明显。例如，艾恩斯特·赫克尔于一八六三年在德国举行的斯德丁德国自然科学家和医生代表大会上，公开发表捍卫达尔文主义学说的演说，他以自己所特有的直率和明确态度宣布，达尔文的理论是具有最广泛意义的新的世界观。他简略地陈述了达尔文学说，并对物种创造说与物种逐渐发展说，灾变说与地球上的生命是逐渐和连续发展而来的理论，永恒说与特种变异说，一一作了明显的对比。他说出了生命来源于无机物质的发展，并产生出一个细胞的单一生物体的粘液状团粒，说出了所有生物都来源于单细胞的有机体。他大胆地把人类也列入这一设想，并描绘了他所拟定的人类系谱。当然，年轻的赫克尔的发言，在代表大会上引起了争论，许多报刊上都连篇累牍地对达尔文展开了攻击。不过所有这些攻击，却使达尔文的理论，在捍卫与反对达尔文主义的斗争烈火熊熊烧起的德国，得到了空前的普及。
  一八六四年，德国医生和教师弗里茨·缪勒，用德文出版了一本篇幅虽短但内容却很丰富的书《拥护达尔文》。这本书所给予的声援，虽然声势并不浩大，但实际上却大大帮助了达尔文的理论。我暂不详谈这本书的内容，因为已有俄译本。书中曾很有意思地试图用达尔文的理论来建立甲壳纲的系统发育学，并且想要首次搞清楚，物种的系统发育反映在胚胎发育的哪一阶段。缪勒把自己的这本书给达尔文寄去了，于是达尔文给他回了一封感谢信。这是他们相互之间频繁通信的开始。他们经常交换各自的著作。达尔文由于高度重视缪勒的这本书，所以花了许多钱四处张罗出版这本书的英译本。凡是达尔文关心的事，缪勒也都关心，他成了达尔文在国外的助手中最积极的一个。
  一八六四年十一月，达尔文被授予皇家学会柯普雷奖章（这是英国科学界最高的荣誉），这件事也证明某些“认识的好转”。不过在进行这一奖赏活动中所发生的倾扎表明，要通穿偏见这座大山是何等的困难啊，老一代学者极力否认《物种起源》中的思想。
  向皇家学会理事会递交的关于授予达尔文以柯普雷奖章的专门呈文，是由法更纳拟定的。他把达尔文的地质学书籍、动物地理学书籍和植物学书籍摆在第一位，最后才提到达尔文的“伟大”著作：《依据自然选择的物种起源》。法更纳附带说明：“我并不认为，查理·达尔文已证明了有关这一问题的一切东西，但他巧妙地本着寻求真理的哲学精神，解释了这一研究对象，至用大量收集起来的观察现象加以解说，以便如实地把这一研究对象置于合理的科学研究范围之内”。
  达尔文朋友们的建议在会上被采纳了。给获奖者本人颁发柯普雷奖章的隆重仪式一向都是在十一月三十日学会的年会上举行。达尔文由于患病而未能亲自出席。皇家学会主席在学会的年会演说中指出，达尔文荣获柯普雷奖章是由于他撰写了有关动物学、植物学和地质学的著作，还由于他进行了“大量的观察，这些观察都收进《物种起源》一书中”。至于理论本身，主席说：“在我们之中，有些人或许倾向于接受这本书名称所指出的那种理论，然而，还有一些人或许倾向于摒弃那种理论，或者，至少是把他们的决定推延到将来，到那时，知识增加了，这将为最后的接受或者摒弃提供一个更可靠的基础。按照我们一般的和共同的意见，我们坚决从授奖的理由中排除了这本著作”。
  当有人提议发表主席的演说时，对这个演说的最后一句话非常愤懑的赫胥黎，要求宣读关于颁发给达尔文柯普雷奖章的决议纪录，因为他想亲自证实一下，理事会是否真正象主席所说的那样，是在把自然选择的理论从颁发奖章的理由中排除出去的条件下，才同意颁发奖章的。
  决议宣读了，结果是理事会的决议当中没有这种条件。当时贝斯科和法更纳就提出了理由充分的建议，抗议主席的这句话，后来，这句话在发表的演说中就删去了。
  达尔文象以往一样，在接受柯普雷奖章时，收到了许多朋友们的至诚的祝贺信。达尔文在给赫胥黎的复信中说道：“颁给我的真正的奖章，是您所写的信和其他几封这样的信，而不是那块圆形的小金碑”。不过他也意识到，这种公开的奖赏“对于共同的事业来说”，即对在传播他的观点中所取得的胜利来说，是有益处的。
  达尔文在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