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总也不能敞开说，更不能像20年前我们所发生的毫无忌讳的争论那样，那样的气氛无法形成了。我终于决定以说长处为主，然后劝他多读些书，把近年间新出版的中外优秀作品介绍给他。我总怕因为语言不当而使他泄气，所以连自己也觉得莫名其妙地欲言又止，说不顺畅。
  “你怕我灰心，所以不敢直言。”他说，“不过，稿子差劲我是有自知之明的。你放心，我现在的劲头，比60年代那时候还大！现在文艺界的兴旺景象简直叫人睡不着啊！我拼死也要……”
  我虽然在鼓励他，其实自己心里也不踏实，我深知，他要在当今的文坛上露出头角，不会是半年八个月的事，那么，他现在有没有长期苦斗的耐心？
  他的信心很足，说他已经和秀花谈妥，家务事由她包揽，腾出他来看书和学习。他说他将豁出三年时间，从基本功上练起，争取三年以后大见成效。“大见成效”　是当时国内建设的口号。他对个人事业的追求毫不动摇，信心百倍。
  两个月后，正值暑期，文化馆决定举办一次全县业余作者的创作会议，邀请本省近年间涌现出来的几位青年作家讲创作经验，好多本县的文学青年闻讯后奔走相告。开会的第一天，就出现了没有通知的文学爱好者要求参加会议的矛盾，弄得筹备会议的我和馆里的其他几位同志措手不及。可是，惠畅却没有来报到。
  午饭时，我从县招待所回到文化馆，接到一封信，一看那飞扬的笔迹，我就猜出是惠畅的信了。是他病了呢？还是家里有事拖累？打开信封，他却写着让人伤心的话：
  我不能参加创作会议，尽管是十分难得的机会，我要去一家工厂做工。工厂盖新楼，我与几个木工包揽了窗子和门的活路，有一笔收入。我现在无法放下刨子，暑假快完了，孩子上学要交学费、灶费，三个孩子需得近百元，我得去给他们挣回来，好让孩子高高兴兴去上学。这是最急需解决的问题。
  我向省内外的杂志投递过七八篇小说了，全都完璧归赵了。我现在不能不从实际考虑，先放下钢笔，捞起刨子……
  我在县上的创作会议结束之后，就写了一份申请报告去找文教局局长，我想应该给惠畅订一份合同，让他到文化馆来管理图书，有一点固定收入，好应付家庭日常用度，使他能够搁置下锯子和刨子，拿起钢笔来。
  文教局局长同意我的意见，在我的申请报告上签了字。我就到劳建局去办理手续。
  劳建局郝局长接过我的申请报告，只看了一眼，就把老花眼镜摘下来，搁到桌子上，顺手拿起一份铅印的文件，递给我，笑笑，没有说话。
  这是一份由市政府发下的文件，要求县、区以下的机关和工厂全部清退所使用的农业人口的合同工，空缺下的名额用来安排城市待业青年。劳建局长向我摊开双手，做出爱莫能助的表情，就把申请报告送还给我了。我也没有说一句话，礼节性地向他点点头，就把那份申请报告塞到裤兜里，走出县政府办公大楼。没有办法，惠畅看来还得玩他的锯子和刨子！
  我走在尘上飞扬的古老县城的水泥街道上，朝文化馆走去。此刻，我深切地感觉到了：文化馆——这个被一些注重权益的人放不进眼睛的闲事单位，对我来说，实在是侥幸的理想王国了……
  我应邀到市里一个剧院去讲创作体会。
  诚惶诚恐，惶恐不安，先一夜竟然吓得失眠了；无论何时，无论何地，一当我想到要面对千余双各种各样的眼睛，我就惶惶然起来。似乎只有在这时候，我才觉得应该读的理论书却没有读，应该有更好的作品写出来而没有写出，才造成这种理不直而气不壮的诚惶诚恐的畏缩心理。
  我终于走上千余人的大剧院的讲台了。我索性谁也不看，先用一根烟来镇静一下……
  我刚才走向讲台的一瞬，突然记起我和惠畅那年来听老肖做《散文散谈》的文学讲座的事，我那时坐在后排听众座位上，诚惶诚恐，十分自卑；而今我来到讲台上的时候，心里依然自卑、畏惧；我的不知怎样形成的这种根深蒂固的自卑心理啊！
  我不知我是怎样讲完的，只是在台下响起一片活动座椅的庞大的响声之后，我才觉得我属于自己了，这当儿，从台下涌来一伙青年，要我签名留念……
  我和主持这场讲座的文联的老张从后台偏门走出去，就进入一条背巷，我无法相信，老张竟然说我讲得不错，很实际，我只信他是出于鼓励我。
  他约我到附近的一家小吃馆吃中饭。我跟他刚走到小巷里，惠畅却迎面走来。
  “你怎么在这儿？”
  “我来听你的报告。”
  “你听我的什么胡扯……”
  “嗯……”
  我们走进小饭馆了。老张去交钱买饭，我和惠畅坐在桌旁闲聊。
  他穿着一件破旧的细帆布料工作服，胸膛上尚有黄色的厂名，他说是工厂里给他照顾的一件工作衣。他大概是刚从木工车间里来的，身上散发出一股松脂的气味，衣服皱折着，夹着锯屑。
  第十节
  “工厂里有报纸，我在晚报上看到了你讲创作的广告。”惠畅说，“我给人家请了半天假，专门来听。”
  “我的那点子本事，你还不知底儿吗？”我不好意思地说，“你跑来凑啥热闹呀！”
  “不！我就是要看看，你是怎样走上讲台的！”惠畅扬起手，神采飞扬，竟然激动起来，“记得吗？那年咱俩听老肖的文学讲座回去的路上，在那个骡子拉的水车旁边，我说过啥？我说，十年以后，我要以作家的名义登上讲台讲创作。怎么样？我没有登上台去，可你登上去了！咱俩总有一个人……”
  啊！我不由低了头，不敢再看他喜形干色的脸孔。二十年前，他自信，我自卑：他以他的顽强的自信的气势，给我鼓励，给我影响，终于使我从泥泞的乡村小道上，歪歪扭扭地走过来了。可是他呢？
  他夭折了！
  他自信。他刻苦。他顽强。他敢于藐视一切，有一股虎气。他浪漫，思想开阔自舒。他具有成为一个作家的禀赋和气质，有十个惠畅就可能成长起十个中国的青年作家。可是，他却在刚刚迈开一步之后夭折了！
  我抽着烟，不想说一句话。我从来没有这样深切地为他惋惜过。他被整垮的时候，我为他惋惜过，却没有今天这样强烈。我参加给他平反的大会的时候，替他惋惜过，仍然没有今天这样强烈。我由惋惜进而感到难受了。是的，心里十分难受。
  “为我的朋友终于实践了我没有实践的诺言，干杯！”惠畅端起啤酒杯来。
  “为你们二位患难与共的乡下来客在此欢聚，干杯！”老张也端起酒杯，站起来。
  “为了一个夭折了的天才……”我举起杯子，却说不下去了。
  我们重新坐下。
  几杯酒下肚，惠畅的脸颊、额头都红了。他的兴致高涨，话特别多，盯我一眼，不满意地说：“你说我‘夭折’了？我还不服哪！还是老话一句：十年以后再说！”
  我申辩说，只是惋惜，并不是说他已经完结了。“老张哇！咱俩今日初面，你不知道，俺俩年轻时，为了文学这个神秘的字眼，受过多少苦哇！”惠畅激昂地说，　“我们穷得买不起稿纸，买不起一盒二毛二分钱的纸烟！我们住下三毛钱的黑店，晚上叫蚊子、臭虫给咬跑了！我们肚里填的豆渣、野菜，嘴里却讨论的是现实主义与浪漫主义的结合问题……我们从乡村打出来，太不容易了……”
  惠畅说着，伏在桌沿上，呜咽起来了。
  我很心酸，看看四周那些食客在盯我们，我劝他不要太伤感了。老张也受了感动，诚恳地劝他吃菜，喝酒。
  “现时的文艺政策太好了！在这样好的文艺政策里，我心里真是急得痒痒，可是我没有……本事！”惠畅痛苦地摇摇头，瞪着有点红丝的大眼珠，“放开手写吧！多写！写好东西！你写下好东西了，我感到高兴，还有……我们的那个马罗大叔，给你放火铳……”
  我再也忍耐不住感情的潮水，搂住他的肩头，这金子般的言语啊……
  “我已经如愿以偿了！我虽然趴下了，一时三刻难以站起来，没有关系。我们俩总有一个人没有趴下，这就够了！”他诚挚地说着，神态安静，“没有办法，我现在还要去做工，要养活孩子，供给他们上学。你日后在哪里发了作品，甭忘了给我一本……”
  我点点头，再也说不出什么话来，就默默地坐着，喝着酒。老张让我们聊着，自己先告辞走了。
  我和惠畅走在古城的街道上，谁也不想去挤汽车或电车，只是悠悠地走着。街道两边的一株株古槐，浓密的叶子变成墨绿色了，初秋的天空，洁净而高远。
  “生活怎样？”
  “活泛多了。我包这批门窗活儿，马上就要完成了，能分几百元。”
  “孩子念书行吗？考学有希望没？”
  “考学？我看玄乎！娃娃倒是用功。”
  “注意身体，挣得够养家就行了……”
  “你也保重！咱们都不是二十年前那时候的体力了……”
  惠畅打来电话，约我到他家去，口吻执拗，不容推辞，他说有重要事情相商，暂时保密。
  我走进惠家庄，他在原址上的厦屋已经拆除，留下一堆废旧的土坯。问问临近的人，说是不用再问，惠畅已经在村子东头盖下新屋，那幢两层楼房便是。
  走过村巷，刚刚泛绿的杨树枝桠中，可以透见一幢漂亮的小楼房，红砖墙，天蓝色的楼栏，米黄色的窗棂，在嫩绿的树叶的映衬下，使人容易想到是退职还乡的高干的居室。
  惠畅正在院子栽花，抖着手上的泥土，哈哈大笑：“如何？看看我这别墅如何？”
  他在自压井管下洗了手，摔着手上的水珠，引我上楼，说：“请你先参观我的书屋。”
  二楼东边一间屋子，摆着三个书架，散发出油漆的气味。书架上摆满了一色新的书籍。临南窗摆着一张书桌，笔墨整齐地置于案头。我真有点惊呆了。
  “如何？”惠畅得意地笑着，“这个学习环境如何？”
  “我好坏算个搞专业创作的，也没有这样好的条件。”我说，“你可真是阔气了！”
  “比较阔气一些了！”惠畅矜持地笑着，“不多！我现在存下两万元了。”
  “嗬呀！两万？”我吃了一惊。
  “你能拿多少稿酬呢？”他坐在藤椅上，捏着纸烟，“充其量也不过我的十分之一……”
  两年多来，我和他很少照面了，我知道他在小河的沙滩上办起一个水泥预制厂，专门预制水泥楼板。我曾经想到，他已经四十多岁，创作上怕是很难再有进展了，搞点实业，赚点钱，把后半生的生活过得舒服点，也许更实际。那个预制水泥楼板的小厂，够他忙乎的，我因此和他减少了往来。想不到，不到三年时间，竟然是这样一番天地。
  “我从今天起，要做专业作家了！”惠畅从藤椅上站起，向我宣布，“我给自己创造下条件，现在要潜心读书，立志创作了！”
  他告诉我，水泥预制厂办起不到三年，已经赚下两万多元了。儿子去年高中毕业，没有考上大学，回来在他的厂子里做工人。今年春节一过，他把这个预制厂交给儿子去经营了。
  “小子有魄力！只有十八九岁，管理这个小厂子还挺有办法！”惠畅很赞赏自己的儿子，向我夸耀，“秀花怕把这宝贝挣了，叫他学习写作，让我办厂子。这小子顶撞他妈说，‘俺爸的黑路我再不蹈此覆辙！我要以实业兴国安家！’你听听现代派青年的口气多大！”
  “你现在……还不死心？”
  “死不下这个心思！”惠畅说，“我和儿子谈了，又跟秀花谈了，家庭会议一致同意我的申请，让我退下来读书。秀花真不错哩！她说，‘甭急，哪怕十年时间发表一篇，也算争了一口气！’我的决心是，临死前能叫出一声来，也算我没白活　……”
  “噢呀……”我深深地被他感动了。
  文学，这个神秘而又迷人的魔鬼！一经缠住一个灵魂，足以使人终生难以解脱。我忽然记起这样一个人来，那是秦岭山根下的一位农民业余文学爱好者，50年代未发表过几首新民歌之后，一直在写啊写着。新民歌不兴时了，他写自由诗。诗歌写不出名堂，他又写小说。至今已经脱落了两颗门牙，年过五十的小老头了，怀里抱上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