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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重新把套绳挂上肩膀，准备赶路。他帮着我推着车子，拐进另一条小巷。我们默默地走着。小巷里也是大字报和大标语的世界，谁也无心溜一眼。拉上东去的宽阔的大路的时候，我们俩同时站住，准备分手。
  “下次你进城来的时候，咱们喝一杯吧！”惠畅说，“看透世事，不过如此！”
  我们没有握手，那种礼节不适宜我们。我向他点一下头，就弯下腰，拽动了车子。其时，午后西斜的太阳，正照在这座骚乱不安的古城的高高矮矮的建筑物上…　…
  初春的渭河平原绿茵如织，生机盎然。无边无沿的葱绿的麦田里，不时可以看见一片片灿若朝霞的桃花，真是令人目不暇接。吉普车在公路上飞驰，渐渐驶入源坡区狭窄的河口了。除了陌生的司机，车上坐着县文教局王副局长，文化馆馆长，还有省报文艺部的肖编辑，我们四人一起去参加给惠畅平反的会议。
  我和省报文艺编辑老肖坐在越野车的后排座位上，心中不无感慨。将近二十年前，我和惠畅两个肚里装着豆渣和野菜的乡村青年，昼夜兼程，跑了六七十里路，赶到城里去听他的文学讲座，曾经是怎样一番心情啊！二十年后，我和他去给他平反，真是神仙也无法预料这样一种戏剧性的巧合。
  我至今清晰地保存着第一眼看见他时的记忆，他走上讲台，步履轻捷，姿态潇洒，一种翩翩的才子风度，曾经使我顾影而自卑。现在，我和他挨肩坐着，可以清楚地看到他鬓角的一抹白发，眼角有一条条细密的鱼尾似的皱纹，无论如何翩翩不起来了。他告诉我，他刚刚回到省报文艺部不足一月，刚刚平过反。他在秦岭山中一个只有十来户山民的村子里改造了七八年，现在又“复辟”到原来的位置上办公了。他的这样的遭遇，没有谁感到惊奇，连他自己的口气也是淡淡的，因为有这样遭遇的人太多了，多而不怪了。倒是我触景生情，说出二十年前和惠畅听他的文学讲座的事，他的近视镜下的眼睛睁得老大，吃惊之后就感叹世事的匆匆了。
  有趣的是，惠畅的第一篇小说《小河秋高》，正是经过他的手发表在省报文艺版上。近二十年了，他没有见过作者的面，倒不奇怪，经他的手编发的无名作者的作品也不仅仅是惠畅一人。令他吃惊的是，作者竟然遭到这样野蛮的待遇，真是无法想象的事。
  “一个农村青年，刚发了一篇习作，连人家的书籍也给烧了，稿费也退赔了，这简直没法说……”老肖虽然早已跨入中年，情绪仍然很容易激动，“我接到惠畅给我们编辑部的信，看了以后都流泪了……”
  “没收人家稿费干什么？”文化局长也愤愤然，“农村里有些人尽胡整！”
  惠畅把自己的遭遇向报社申述了，因为《小河秋高》的稿子当年是由老肖处理的，现在就仍然由他和我们县文教局联系，共同处理这件冤案。经过与当地公社联系，公社党委也不怠慢，而且提出稍等几天，等惠畅家的地主成分复查完毕，一次过手，彻底地平反。
  平反大会是庄重的，热烈的。公社书记者王一个一个宣布对惠家庄的许多陌生的名字的平反决定，土台上居然站下一排溜，惠畅和他戴过十多年地主帽子的父亲站在那一排溜人中间，一样的黑布棉袄，一样的光葫芦脑袋，从外形上没有什么明显的标志可以区分开来。老肖默默地坐着，夹在指间的烟卷已经烧着指头，才扔掉了，回头对我感慨起来：“啊呀！这么小的一个村子，竟然有这样多人遭到冤枉，真是不可思议！我总以为知识分子遭遇不好，农村似乎没多大事儿！今天一看哪…　…真可以说是城乡里外，体无完肤了……”
  我听着他的话，却在想我的心事，那个乘风而起的团支书，此时该作何感想呢？我留神在台下的人窝里睃寻他的踪迹，终于没有能够看见他的也许已经变得不好辨认了的面孔；而意外地在人圈的外围，看见了马罗大叔。他怎么跑到这儿来了呢？我们村离惠家庄五六里地，他也赶来看热闹了吗？我坐在台子一角，看见马罗大叔双手背在腰后，翘起胡须花白的下巴，瞅着王书记在讲话。老汉老了，背也有点驼了，粗壮的腰身虽然还显着粗壮，雄风却一扫无存了。
  我溜下台来，拍拍他的肩膀。他猛然转过头，认出是我，眨着浑浊的眼睛，大声感叹着，拉我在一堆麦草垛子跟前蹲下来。
  “我说咋着！”马罗老汉一蹲下来，就得意地说，“我早就说过，没有千古不明的冤喀！你看咋着！我的活灵验不灵验！自古以来，都是奸贼害忠良，瞎人得势，好人遭罪。反过来呢？好贼没一个能好到底的，忠良也没一个窝囊不明的。你看那些老戏吧，《赵氏孤儿》呢？《白玉楼挂画》呢？嗨！都是这个理儿！而今也一样　……”
  第九节
  他很得意自己的判断得到了现实的验证。他没有读过历史，也没有研究过社会发展史，他只是看过好多古典传统的秦腔戏，他对历史的了解以及对历史人物的评价，都是以戏的内容为依据的，而且拿那些戏所给予他的影响来评价现实生活，有些很对，有些也就偏狭了。
  “你看嘛！现时给人家平反，啥意思？”马罗盯着我，依然很得意，“我说么，为人在世，不管刮啥风，下啥雨，以实为实总也没错儿，你耍心眼搞下虚虚套套的假事，害了人，终究不得长久喀！”
  我很同意老汉这种观点（权且称作观点），而且深有同感，附和他说：“对！实际上就是要实事求是。”
  “有的人一遇运动，就疯张起来了，把实事求是当口诀儿念，实际尽搞虚套子。”　马罗老汉有点愤愤然了，“‘四清’那年，惠家庄那个‘运动红’，跑到我的庵棚里，要我写个材料，证明给惠畅他爸熬过长工。我给他说，我确实熬了一辈子活，可不是给惠畅他爸熬活，我在河北那家财东家，一直熬到解放。那小子还要缠我，我骂他，‘甭给人捏包子噢！包子是虚的，终究要从心里臭的！’”
  “看咋着？”马罗更加得意，“我当初要是给人家捏下假事，现在有啥脸面跟人家惠畅父子说话？你看吧！那个‘运动红’而今黑下来了，我听人说，他今日钻在屋里没出门……”
  那个被马罗老汉卑称为“运动红”的人，自然是那位团支书了。我已不年轻，经历了世事，心中此刻倒也平静。这就是生活，生活就是这样。生活中有惠畅的落难，也就必然有团支书那样的乱世英雄，也不会没有马罗老汉这样用良心和传统道德的盾牌抵挡了袭击的人。
  他已经年近七十，仍然住在河滩上扬树园子中间的庵棚里，队上干部让他搬回村里去，他不愿意，说是在河滩清静惯了，倒不能忍受村子里的嘈杂。我不好意思再问他的那位阿克西尼亚的情况，因为他毕竟是胡须花白的老者了。我对他的那个庵棚又顿生留恋之情，我和惠畅毕竟在那里度过最舒畅的月夜，保留着一种令人眷恋的浪漫色彩，我说：“马罗大叔，今天我顺路回家，晚上到你的庵棚去，咱们和惠畅放开啰，让他带上板胡，我想听你的乱弹了！”
  “好！惠畅今日平反，我给他放一声火铳！”马罗老汉也兴致大发，“为惠畅呜冤放炮！”
  平反大会直开到太阳偏西，会后，我和老肖一行四人，一齐拥挤进惠畅的厦屋。
  那张老式抽斗条桌，依原样搁着，那只红漆暗淡的板柜，也依原来的位置放在背墙根下，墙上挂着大锯小锯，墙根的小木箱里装着刨子、锤子、凿子、钻子，屋里有一股淡淡的木质的气味。桌子上只有一个墨水瓶，使人还能想到这是一位发表过小说与笔墨为伍的人。
  “你最近尽快写出一篇小说，或者散文，寄给我。”老肖对惠畅说，“我们加一条按语发出去，在报上再给你平一下反。”
  “我已经写下一篇了。”惠畅也很兴奋，“二十年没动笔，尽跟斧头锯子打交道，写起来好难哪！心里踊跃，临到提起笔来，没词儿了！我耽搁得太久……”
  “原来的基础还是在嘛！多多写吧！”文教局副局长鼓励他，一片坦诚，随之又指示文化馆赵馆长和我说，“惠畅有啥创作上的困难，要尽量想法解决……”
  秀花脸上和头发上落着烧锅时的柴灰，送来茶水，又忙着拉风箱做饭去了。作为一个家庭主妇，大约十几年来第一次接待这样多的城里干部，她很快活，也很拘谨，完全乱了手脚，烧锅也烧不出旺火来，柴烟从小灶房的椽眼里泄出来，她自己也被呛得泪汪汪的。
  “稿子给我带走吧！”老肖说。
  “不好……”惠畅拉开抽斗，取出稿子，交给老肖手里时，有点惶惶，“你要多指正。”
  我们四个人，说了许多重复的鼓励和安慰惠畅的话，就告辞了。惠畅送我们出门时，握手送别，我看到他的眼里已经潮起的红丝儿，有点笨拙地伸出那只已经变形的粗糙的手，和客人一一握过，站在那儿倒说不出话了。
  秀花拍打着围腰布上的面粉末儿，有点懊丧地抱怨我：“你是熟人，也装起客气来咧！让我擀下那么多面，可怎么办？”
  省报编辑老肖打来电话，有关处理惠畅那篇槁子的事，想征求我的意见。他以令人感动的惋惜的口气告诉我，稿子写得不理想。发吧，质量不过关；不发吧，作者属于令人同情的一种特殊状况。他的心里十分作难，而偏于退稿的倾向却是明显的，而且要我给惠畅做些解释。
  “争取发了！”我几乎在恳求老肖，“如果质量差点，读者可以原谅的。他现在需要鼓励，需要声援，哪怕删得只发一千字，就是最好的鼓励和支持……”
  “我知道……”老肖听完我的话，更加难为情地说，“我是编辑，得为读者负责……”
  我体察了一个老编辑的责任心，就不好再使他作难。稿子终于没有发出去。他把原槁退给我，并附寄一件诚恳委婉的长信，让我一并交给惠畅，再做些解释工作。
  我看了这件退稿，稿子的确是差些。奇怪的是，他受了那么多苦难，而他的稿子却仍然是写一位爱队如家的老队长。《小河秋高》写的是一位铁面无私守护集体财产的老贫农。这两篇作品基本相似他的笔调，仍然是60年代那些报刊上常见的笔调，在伤痕文学席卷文坛的时候，显然觉得它太浅了，同时也使我看到，现在文坛上冒出的一批新作家，较之惠畅60年代发表的作品，起步要高过不止一个台级……
  他骑着自行车到县文化馆来了。我在院子里瞅见他，自行车后头的衣架上，捆缚着一摞短木头。坐到我的房子里，他说今日到县上的农贸市场，买下几节圆木，正好可以作大衣柜的材料。他又从提兜里掏出两篇槁子，交给我说：“你给看看，怎么修改。”
  自行车后架上载着他割制家具的木头，车头上挂着的提包里装着小说稿子，无须细问，我就可以想象出来他在怎样生活和追求着文学。
  “还是你念吧！”我说，“你来一次县上很不容易，咱们当面听了谈意见。”
  “你看吧。”他有点不好意思，不念。
  人真是有一种对过去习惯的特殊心理，稍有改变，就使人产生明显的对比的差别，并因此而有许多联想。惠畅过去给我读他的新作而不让我亲自去看，似乎习以为常了，现在他不念，一定要我自己去读，而且脸上少了点自信而多了一点说不清的表情，令我心里反而难受了。
  他坐下喝水，抽烟，翻阅着我桌子上堆积的杂志。我就认真地读着他的小说稿子。
  两篇小说稿子接近读完，我的心里难受起来，与省报老肖退给我的那篇搁一起考虑，我便觉得心情沉重起来。我不能不承认，他的文学的表现方式和表现能力，依然停留在60年代他写作《小河秋高》的水平上，依这样的水平写出的作品，要满足70和80年代交接时期的读者的审美胃口，显然是不行的，我知道了，十多年以来，他是着实与文学相隔太远了，现在所要努力的侧重面，应该在哪里呢？
  “我可以看出，你觉得作品太差。”他笑着说，“我知道我的稿子的实际。你不要难为情，敞开说，我都能接受。”
  我总也不能敞开说，更不能像20年前我们所发生的毫无忌讳的争论那样，那样的气氛无法形成了。我终于决定以说长处为主，然后劝他多读些书，把近年间新出版的中外优秀作品介绍给他。我总怕因为语言不当而使他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