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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可惜只是个民办教师，你能帮啥忙嘛！”他摇摇头，痛苦而又绝望，　“我现在需要包文正来明冤……”
  “你又胡说了！”秀花在旁边提醒他，“冤已经冤下了，你白说，不顶啥！现时咱只说低头过咱的日月……”
  “低头？”他冷笑着，盯住媳妇，“低头低多久？这要我低一辈子哇？我给谁低头？要是我家里真正是地主，旧社会欺压过群众，那我向人民低头，低到死我也活该！问题在于我们根本不是地主，我纯粹是给那个流氓低头！我受不下这口气…　…”
  “即使是地主家庭，子女也无罪嘛！根本不存在向谁低头的问题。”我给他劝解，“暂时先稳定情绪，以后再向县上申诉……”
  “你知道吗？那个团支书——那个流氓，现在就任大队长了！”惠畅说，“他早已说过，他在惠家庄有两个对手，这回全扳倒了！整垮了我，扫清了绊脚石；打倒了原大队长，他登极了！原大队长是个实干家，从来不尿他。老支书是个老好人　……”
  他说开话以后，情绪稍微稳定了。他告诉我，把他们家从中农变成地主的全部材料，都是那位团支书一手包揽的。团支书是工作组利用的积极分子中的头号种子，他有了报一箭之仇的极好机会。构成地主成分的关键一条是解放前三年的雇工剥削总量，占有多大比例。惠畅家没有雇过长工，只在夏收秋收时雇过短工，于是，用短工总数抵当长工，仍不够比例，团支书在私下哄劝威胁下几个社员，干脆……
  “俺家的地主成分晌午一宣布，后晌，五老汉的儿媳妇洗衣服时，在水潭边给秀花悄悄说，她阿公晌午参加完斗争会，午饭也没吃，躺下起不来了。”惠畅说，　“五老汉把儿子叫到眼前，说他一辈子没说过假话，就说下这一回，全是让团支书吓昏了脑袋。他要儿子甭斗争俺爸！说他已经作下孽，后悔跟不上了……”
  “有这号事？”我完全迷乱了。
  “实事求是……实事求是……”惠畅悲哀地说，“我总相信工作组会实事求是的……谁料想他们也有不实事求是的时候……”
  “那个五老汉的话可靠吗？”我已经不自觉地卷入了，“怎样取得这个活证呢？”
  “没门了！”惠畅依然悲哀地说，“老汉刚露出一点话头儿，团支书便扫见风了，在贫下中农内部把五老汉连批三会，老汉再不敢说话了……”
  我参加过关于“四清”的所有必读文件的学习，自觉地遵守运动中的全部纪律。从理论上，我接受了这场运动必要性的全部论述；从行动上，积极拥护运动的开展。现在，我开始意识到运动中有偏差，惠畅算一个极大的不幸；而那位团支书，该是一位投机而且成功了的奇迹。
  “还是要相信党……相信群众……”　我把这句早已呼熟说顺的真理端给他，　“五老汉的良心……可以证明。”
  “唉……”他不说话了，眼里的活光又褪尽了，悲凉地叹息着，无可奈何地摇摇头，“完了！我将像猪一样活着！刨——食！刨——食！没有理想和追求而只有刨食的生活，不是人的生活，是猪的生活！”
  “你看看，他尽钻牛角。”秀花说，“一村庄稼人，有谁管啥‘理想’哩！管啥‘追求’哩！都是为吃饭穿衣养活娃娃嘛！你多念了几年书，倒背的包袱越重了，连一般人的生活也不想……”
  惠畅又摇摇头，苦笑着，显出不被理解的苦楚。
  “你还可以写作嘛！即就是地主成分，谁也没规定不许地主家庭出身的人搞创作。”我尽管这样说，自己也心虚得很，我之所以这样说，只是觉得需要这样说。而且只有这样，我才有话可说，不然，我说什么呢？只要能有一丝一缕的促进他从悲哀中振作起来的话，我都想说出来，“有成分论，不唯成分论嘛！”
  “你甭尽给我拣好听的说！”他一句话就把我隔远了，“我明白着哪！”
  “无论如何，应该坚持活下去！”我没有任何根据，似乎只是要求。
  “像猪那样活下去？”他嘲笑着盯住我。
  “即使像猪，也活下去！”我直说了。
  “在那个流氓大队长的眼皮下活下去？”
  “无论在谁的眼皮下，都要活下去！”
  “大难活人了哇！”
  “再难也要活下去！”
  “我没信心……”他垂下头去了。
  “我今日头一回听见你说这号熊囊鬼话！过去你自信，雄心勃勃，总是你给我鼓劲。”我几乎是在恳求他，“你不考虑秀花吗？你不想想你的儿子吗？你只考虑你自己过的是猪的生活，意思不大，她娘儿俩又该咋办呢？你不觉得自己太自私吗？原以为你自信，现在看你脆弱！脆弱得连秀花都不如，亏你是个身高膀粗的男子汉大丈夫！拿出大丈夫的气魄来，在危难中才显出你惠畅是个真正的男子汉……”
  第八节
  我也许是实在急了，急中居然说出这一大堆刺激他的话。
  “不要说了！”他忽地一下从门槛上站起，“正因为我从她和孩子的前途考虑，才让她们从这个鬼地主的门楼下逃出去……”他已经走到院子里去了。
  我也走到院子里，看见他在院中一块石头上坐着，我也在旁边一块石头上坐下来。我再也找不出什么更有说服力的话，就把一支烟又递给他。
  “你的好心我知道。你能想到的我都能想到。”他抽着了烟，“你甭说了，回吧！”
  “那就坐坐吧！”我说。
  “坐？坐吧！”他说。
  我带着满心的惆怅和担忧，在鸡叫三遍之后，出了他的家门。他没有送我，在我出门之后，秀花轻声小气地叮咛我一句，就小心翼翼地插上门闩，竟然没有一丝声响。我似乎觉得墙角和柴垛后面，都透着团支书——现任大队长——那个流氓的阴森的眼睛，背脊上觉得沁凉了。
  走出村子，跨上沟泉里的小土桥，我站住脚了。这是往昔里我来找他时，他送我的停步分手的老地方。他第一次没有出门送我，我感到的不是他对我的冷淡，我被一种比来时更大的压力压在心头，几乎确信那个不祥的预感愈加逼真了，我的天哪……
  惠畅没有走绝路，也没有满世界去浪逛，他仍然生活在惠家庄，和他的妻子秀花以及孩子。我没能劝得下他，秀花又是怎样把他终于挽救在自家小厦屋的土炕上，我不得而知，因为随之而卷起的更加猛烈的“文革”的狂风，已经把这个偏僻的黄土高原下的小河川道，搅得浑沌迷乱了。他在自家的小厦屋里活着，即使如他嘲笑的那种猪一样的生活，总是活着，我就放下一条心了，眼前的生活现实是，不仅他谈不上理想与追求，必须过一种只顾刨食的猪一样的生活，小河川道这个小天地里的一切人，除了那些乘风而起的野心勃勃的几条汉子，能够说理想和追求的人几乎已经绝迹了。
  我虽然没有想到自己要过猪一样的生活，眼下却必须与猪在一起，从早到晚，朝夕相处。每日三餐，我必须按时供奉，晚一会儿它们就嗷嗷嘶叫。每天中午需得把它们排泄的粪尿清理出来，两天不清除就变得难以下脚了。夕阳西沉时，我背着一笼猪草从山坡间或河川里回到猪圈旁边的时候，那些大的或小的，伢猪或母猪，早已挤在栅栏门口，甩着尾巴，哼哼卿卿，向我致欢迎词。
  民办中学本来就不大景气，经不住哄闹，学生就回家去了，教师们的工资公社无力兑现，也都回队挣工分去了。民办中学搞半耕半读，养下一群猪，照常要吃食，作为对我的一贯保皇的罪行的惩罚，我和“走资派”校长一面喂猪，一面经管学校的生产地，另外兼顾护校。
  猪饲料完了。我用架子车装了两口袋学校生产的小麦，到西安一家面粉厂去兑换麸皮。朝辞白帝，午达古城，完成了小麦换取麸皮的任务后，我拉着架子车，在背巷里转着，寻觅一家门口可以停车的饭馆，我已经很饿了。
  我忽然看见了惠畅，这真是不期而遇。见面之后，他说他在这条小巷里的某居民家做木匠活儿，上街来买旱烟，没有找到，居民家用上好的纸烟招待他，实在不如旱烟过瘾。
  我们在小饭馆里的很脏的桌子旁坐下来。
  “你啥时候学会木匠手艺了？”
  “我现在是个不错的匠人哩！”
  “真是想不到！”
  “生活是最严厉的老师啊！”
  他已经从最初的绝望和慌乱中镇静下来，而今摆给我一副世故的面孔。他百无聊赖，借了斧子和锯、凿，自己给自家做小凳，再做椅子，他不能永远以门槛为坐凳呀！这样，他的无所寄托的心，一下子依附在飞旋而出的刨花上来了，而且兴致极高。他有文化，识得图，流行的新式家具他最有兴趣……他可以出门挣钱了。
  “三十年河东，三十年河西，恶有恶报！”惠畅虽然是一副世故的面孔，口气里却有一丝明显的解气的意思，“那个爬上惠家庄最高坐椅的流氓，这回可碰上辣子了！惠家庄的造反派一起来，就把他和老支书推上斗争台子了。人家批那个老好支书是做样子，批他可是实心实意，这熊包虽然伶牙俐齿，招不住一顿饱打，尿在裤裆了，也巨在裤裆了。你想么，造反头儿是原来的大队长，被他整下台的那个实干家，这回造起反来，能给他甜的软的吃吗？”
  他的得到报复的得意是清楚不过的。他已经剃掉了头发，是和所有北方老农民一样的光葫芦脑袋了，鼻翼两边陷进两条又粗又深的皱纹，显示着一种强有力的气势，眼睛里却是傲慢和漠然混合着的得意神情，我吃着一碗羊血泡馍，不用插言，听他得意而解气地说着。
  “你不知道这流氓得势的时候怎样折磨人哪！他知道我爱书，把我的书全部搜出来，就堆在我的门口烧，一边烧着，还一边唱着书名。我在屋里听见那个声音，真是心里往外冒火……好了！他也尝到了挨打挨斗的滋味了！斗他的时候，五类分子照例得陪斗，我爸也低头站着，我已经习以为常了。只要把那个流氓收拾一顿，我爸陪斗十回也值得！”
  “你觉得我的报复心理特别强吧？我也是这时候才发现我没有容人的大量。那天早晨，他一个人在村子西巷扫街道，看看四面没人，我大笑一声，从他身旁走过去，他连头也没抬起来。后晌，我背着工具箱，进城来了……”
  “原大队长拉我造反，我不干，我和他不一样呵！我刚走半月，那个流氓也参加到一派里头，　跟大队长干起来了。　两路人马都归随了县上的两大派，完全是以　‘四清’划开的，听说已经端上机枪干起来了，我们队里没人管，我也不想卖命，躲在城里做木工，挣钱买粮……”
  县上两派武斗的情况，我已早有所闻，看不出有完结的时候，而且愈演愈烈了。我倒是庆幸他超然物外，躲在城里做木工活儿挣钱，正与我目下于世无求的心境相吻合。
  “你怎么样？”他问，“拉车进城做啥？”
  我告诉了他我的状况，不无感慨地说：“我现在真正过的是猪的生活了！”
  “现在能像猪一样无忧无虑地生活，算是幸运的哩！”他现在又给我做宽慰的工作了，“整个国家机器失控了，疯狂地运转起来了，弄死一个人，简直跟踩死一只蚂蚁一样。那些省里市里的大官们，全都性命难保，你我算得啥嘛！活着，悄悄地活着，能活到世事平安就好了！现在，一切都可以抛弃不想……”
  “我也这么想。”我说，“喂猪就喂猪，拉车就拉车，想其余的事儿，想不上了……”
  “记得不？咱俩曾经几次想拜访柳青，都不敢去，怕扰乱了那位大作家。”他的脸上现出痛苦的嘲笑，“想不到，半个月前，我看见柳青了，在西安的大街上，正被人押在汽车上游街。还有……”
  “唔！真是——”我告诉他，那天我也在西安有此幸遇，同样是拉车来兑换麸皮时巧遇的，“你知道吗？我那天回去，把几年来的日记和习作稿，全部烧掉了，书卖给废品收购站了，宣布与文学彻底绝缘……”
  “文学？创作？唉——”他摇摇头，沉吟着，“中国连柳青这样的作家都要打倒，你我还瞎折腾啥呀！我那天晚上，躺在主人家的阁楼上，才觉得我们走错路了，才觉得刨子凿子比钢笔更有用，更实在了……”
  我重新把套绳挂上肩膀，准备赶路。他帮着我推着车子，拐进另一条小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