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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的直接感觉是，他已经做好了一切准备，包括爱情上的割舍，以集中全身心的力气去走自己的路，这无疑给我以强大的冲击。
  我参加了民办教师的考试，在百余名应考者中，我是被录用的四个幸运儿中的一个。我背上念书时用过的那一卷简单的被褥，到社办中学去任教了。临走时，我和他作了告别，约定每周六我回家时，晚上聚面。话虽这样说定了，后来的生活实际却无法保证。作为先行者，他的新作一告完成，就急于送进邮箱，等不及听我的意见了。另外，我所去的民办中学，简直无法预料它的简陋。仲同志只交给我们两座古庙里的房屋，说是暂且“艰苦奋斗”，至于学生必需的桌凳，他说也要“自力更生”。于是我们就用土坯垒泥台阶，上面搭上木板，算是桌子，凳子只好让学生　“自力更生”，从家里自带……无论如何，民办中学还是开张了，破旧而荒凉的古庙里，传出读书的声音了。
  我也无法保证周六晚上去找他，民办中学太忙乱了。我们常常没有休息日，礼拜天用来做义务性劳动，整修学校。加上我刚刚走上讲台，业务生疏，需要更多的时间熟悉教学。这样，我们见面的机会日趋减少，甚至一月俩月也难得聚面一次。我常常回忆和他在一起的情景，躺在水里，仅剩的一支“航运”牌纸烟，换着口抽；坐在马罗的庵棚前，胡说。那种生活结束了，我做了为人师表的教师！
  谢天谢地！第二年春天，当绿色溢满河川的时候，我终于有一篇二千字的散文在市里的《晚报》上发表了。有例在先，我和他再次找到马罗的庵棚，吃了一顿野餐，谈了半夜闲话。虽是久别重逢，却不能再现当年的气氛。马罗没有为我放一声火铳。惠畅也没有惊羡之情，他已经发过大大小小七八篇作品了，早已没有新鲜的感觉。尽管这样，他热情地表示了祝贺，说我能及早发出作品，他心里也更舒坦，我们毕竟是共同患难过的……
  谁也无法预知，就在我们欢乐的时刻，头顶正有乌云在悄悄地聚集，“四清运动”即将开火，首当其冲的，我们的惠畅应声趴下了，再也无力扬起他自信得有点高傲的脑袋……
  下课了，我挟着教案本走回自己的住屋，不禁一愣，秀花惴惴地坐在我的那把唯一的办公椅子上，怀里抱着个正在哺乳的娃娃，这是实在料想不到的事。她看见我进门，慌慌地从椅子上站起，移坐到床沿上，把椅子给我腾出来。民办中学一切都很困难，给教员连第二把椅子也无法配备，任何人来访，反正只有一把椅子可坐。
  她说孩子闹肚子，十多天了，总不见好，实在抗不过去，今天才抱到公社卫生院来就医，看完病了，想立马给孩子喂下药去，因此找到我这里来讨开水，好给孩子喂药。
  这是她来找我的正当理由，显然又是很勉强的措辞，我料就她来找我一定是经过深思熟虑之后的举动，肯定是有关惠畅的情况。我已经从她说话时偷偷扫瞄和我同室而居的乔老师的眼光中看到了这一点，那简直是贼一样惊慌不定的眼光。我就和她先拉一拉闲话，把开水倒给她，好让她给孩子喂药。
  她给孩子喂药，孩子哭起来，把头往她的腋下钻，企图藏躲起来。她两声委婉的哄劝，又两声严厉的禁斥，软硬兼施，还是把一小半白色的药面儿撤在孩子胸膛上了。
  她的变化之大，真是令人惊异。印象中的蕴含在眼睛里的羞怯和妩媚，全然褪尽了。如果形象地比喻一下这种变化，她过去留给我的印象，像是水汽和薄雾弥漫的小河川道早春二月的田野；现在呢？恰如收获净尽的秋风萧瑟的晚秋了。她瘦了，许是哺乳的原因，脸颊上的丰腴的红晕消失了，黄色中透着青色。最使我感到变化明显的，仍然是那双眼睛，那眼睛里有一缕明显的惊疑不安的慌乱的神色。
  第七节
  最后一节课的上课铃声响了，乔老师又夹着课本走出屋子去了。她问我上不上课，我说早上的两节课已经上完，她释然坐下来，又不放心地扫瞄了屋内，再瞅瞅窗外，看看没有什么危险，就压低声儿，说：“你哪天闲下了，到我屋去一下……”　她的声音哽咽了。
  “到底咋回事？”我也急忙问。
  “他……”她难过极了，压抑着哭声，“他要走绝路……”
  我的脑子里嗡的一声，顿然麻木了。我已经知道，“四清运动”中，他家的成分变了，由中农一下子升格为地主，他的父亲戴上地主分子的帽子了。我早就担心着他难以承受这样的打击，他的梦想当作家的强烈愿望自然要彻底破灭了，而他的那种自信和浪漫的气质，又怎样能够委曲得下呀！我早已盘算着去看看他，给他一点虽然于事无补，却也能得到安慰的劝解。可是，“四清”一开始，就向全县所有机关、学校、商店和工厂，传达下严格的禁律，在“四清”进行的整个半年时间里，不许干部和职工走亲访友，暗地串通……正常的礼拜休假也宣布取消了，有事须得向工作组请假。我已清楚地知道，一旦被划入敌对阶级的阵营，他的屋前屋后，日夜有民兵放哨，我是无法进入他的那间小厦屋的。大约一周前，“四清”运动宣布结束，从城里来的大批下乡干部，背着被卷，从各个村庄出来了，在公社集中，然后分乘卡车回城里去了，只留下少数干部做运动之后的善后工作，主要是防止刮起翻案风来。禁令解除了，我们也将享受半年来的第一个休假日，我原来就打算周六晚上回家去看惠畅，谁料秀花反而找我来了，可见问题是很严重的。
  “他从早到晚不说一句话！”秀花说，“一天三晌去出工，回到家里，不抱娃也不担水，坐在门槛上，两眼死瞪瞪地老是盯着一个地方。我劝他，他根本听不进去；我想狠声骂，又不敢！晚上，他不睡觉，在院子里走过来，走过去。我把他拉回屋，停不了一会儿，他又出去了，在院子里来回走……”
  我并不惊奇，几乎是我预料中的事。
  “有天晚上，半夜了，他在院子转来转去，我也睡不下，他一下子奔回屋，把我从炕上拉下来，叫我给他寻一本书，他要看书！我说哪里有书嘛？他叫我到你屋去，随便借一本啥书都行。我说黑天半夜，让民兵知道了，了得！”秀花抹着眼泪说，“他不敢逼我去借书了，在院子里扯自个的头发，扣自己的胸膛，我抱住他，叫他打我，我说你想看书想急了，没处出气，你在我身上出吧……”
  我有点忍不住，鼻腔里酸酸的，这个只上过四年小学的农村女子，真是太伟大了。她所能给予他的一切，还有什么没有给予呢？没有了。
  “工作组撤走那天，组长专门找他训话，说是好好劳动改造，和反动者汉划清界线才是活路，要是翻案的话，就要收拾他！”秀花说，“他一回来，跟狂了一样，在屋里喊，‘你定的案要是实事求是，为啥怕人翻呀？哈哈，做贼心虚！我就是要翻！你不训我我还担心，你越训我，我翻案的劲头越大！我要是翻不过来，我活着还有啥意思？翻！翻翻翻！’吓得我捂住他的嘴……”
  我立即提醒她，务必要劝他稳定情绪，不要轻举妄动。据我所知，运动结束前，已布置下严厉的打击翻案活动的条例，为着保卫这场运动的成果，是绝对不许翻案的。惠畅的行动，无疑会招致更惨的结果，怎么能硬撞墙呢？我再三叮咛她，一定要惠畅先沉住气……
  “昨日晚上，他又逼我跟他离婚……”
  “这家伙……打的啥主意啊？”
  “他说，我娘家是贫农，我不必跟他背一辈子黑锅！我说我一不当官，二不写文章，三不想入党，任啥成分都一样。他又说孩子太可怜，跟他注定要受罪，长大了连个媳妇也难找！”秀花说，“他说要我跟他离了婚，把娃儿带走，进谁家贫农的门做后代去……”
  “唔呀……”我的感情又承受不住了。
  “他说……俺娘儿俩一走，他就……满世界逛去呀！再不回……惠家庄来咧！”　秀花哭了，哽哽咽咽，“我今日哄他说我来公社离婚，稳住他……”“闹成这样…　…”我坐不住了，“我这个星期六，后天晚上去劝他，你放心……”
  “我实在没办法……才来找你。”秀花抹着眼泪，“我也知道，你到俺地主屋去，说不定要给你抹黑……实在没法子了！”
  “后天晚上，我一定去，你放心。”我给她再次肯定说，“你要耐心，甭急，甭烦。他在难中，免不了胡思乱想……”
  “我说他，咱当不了作家当农民，也一样活着。咱劳动挣工分，养咱的娃娃，只要我不嫌弃你是地主成分，咱就过咱的日月。”秀花委婉地说，“他这人……心眼太直，写不成文章，看不成书了，就不想活了……你去时，好好劝他，骂他，他不恼你……”
  我的心情十分沉重，再也找不出什么安慰她的话来。是的，她对他已经做到了一个贤明的妻子所能做到的一切，我还能给她说什么呢？她没有文化，与惠畅在思想上和知识上差着相当远的一大截。她和他吵过架，怄过气，因为惠畅与那个医学院的女同学的往来而生过疑窦，吃过醋。可是在惠畅遇到灭顶之灾的严重困境里，她却如此的主意坚定，支撑着这个濒临破毁的家庭。
  她抱着孩子告别了，走出古庙改修成的民办中学的大门，下了土台阶，走到公路上，我叮嘱她慢走，她却悄声问：“我到你这儿来，对你有啥妨碍么？我背黑锅，挨谁谁染黑……”
  我又能说什么呢？似乎她是特务，和我密谋颠覆共和国政权似的……
  她抱着孩子走了，脚下匆匆，因为抱着孩子，腰部朝一边歪扭着，往前走去，渐渐远了。我忽然想流泪。我记起在她家的小厦屋里，听惠畅读他新创作的小说的情景，在惠畅的自鸣得意的读稿声中，伴奏着她在炕头纳扎鞋底时麻绳穿过布底儿的咝咝咝的声音，那么和谐，那么安详，而今已经恍若隔世了……
  他简直像一条被囚笼关锁着的……狼！
  我不无胆怯地走进他家的街门，又走进他的那间熟悉的小厦屋，看见他的第一眼时所产生的强烈印象，就是这样：他像一条被关在笼子里的狼。
  他的浓密的头发蓬乱而肮脏，粘着灰尘，大约两三个月没有剪剃了，几乎盖住了耳朵。他的胡须从两鬓直到下巴上，浑成一体，芜杂无章。最可怕的是那双眼睛，布满了红丝，呆滞而又冷漠，盯一眼令人心里打颤。
  他没有和我打招呼。坐在门槛上，朝我翻了一眼，就低下头去了，两只手的指头叉在一起，胳膊时搭在膝盖上，竟是那样一种颓败的样子。
  秀花急忙招呼我坐，却找不到一个可供人坐的椅子或板凳，等她从灶间取来一个小凳的时候，我已经在炕边上坐下了。变化太明显了，他支在墙根的抽屉条桌没有了，他往常坐的那把椅子也没有了，背墙根的装粮食的红漆板柜也不见了。不用问，属于被没收的财产而已经易换主人了。只有背墙的半墙上，凌空吊着的那两只红色木箱，还依样吊着。那是秀花娘家的陪嫁嫁妆，按政策条文不予没收的。这间小小的厦屋，现在变得空荡荡的了，只留下那个土炕，占去了厦屋的一半地盘，进门来找不到一只可以落坐的东西，惠畅总是坐在门槛上。
  我感到一种从未体验过的凄凉，不知该说什么了。是的，是凄凉，这个词儿准确不过，而且是我从未体验过的。我虽然熬过了从未经历过的三年困难时期，忍受过饥饿的种种滋味，却没有感受过什么叫凄凉。我没有什么可以安慰他的话能够说出口，不由自主地把一支烟塞到他手上。
  他接住烟，翻着红丝斑斑的大眼盯我一下，就擦着了火柴，猛吸一口，呼呼呼吐出一股又粗又长的烟柱，扬起头来，怪笑一声，摊开双手：“全完了！顷刻间天塌地裂，土崩瓦解，落得个白茫茫一片大地真……真干净！”他随口胡诌着，忽然两手抱住脑袋，哇地一声哭起来。
  我已经意识到他的精神上的绝望，已经濒临崩溃的边沿，我说：“惠畅，你冷静一下，有话咱们好好说说，你需要我帮忙的话，我尽力而为，你甭……”说完，自己也觉得贫乏而又无力。
  “你……可惜只是个民办教师，你能帮啥忙嘛！”他摇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