诗草木鸟兽虫鱼疏》，将有关草木鸟兽虫鱼的名词，分门别类地罗列。关于衣、住，礼乐制度、战具、日常用品者，清人曾作《诗经传说汇纂》一书，解说甚详。由上可证《诗经》名词的丰富，和诗人对客观事物认识的广度和深度。动词方面，据后人统计，仅表手动作的，就有五十多字。《关雎》、《疲q》两诗中的动词，即可证明诗人的细致的辨别能力。至于形容词方面，那就更多了。《关雎》的窈窕、参差、展转，《氓》的蚩蚩、涟涟、沃若，都是。诗人用丰富多彩的形容词来绘景塑形，愈添诗篇的鲜明生动。有些词，经过二千五百多年，一直到今天还在使用，如“尸位素餐、秋水伊人、高高在上、‘惩前毖后”等，也成了常用的成语了。这不但说明《诗经》的语言丰富凝炼，且对我国民族语言发展有极大的贡献。《诗经》的句法，主要是四言的；但到诗人情
  绪激昂时，也会突破了常用的形式。如《伐檀》五、六、七、八言的句式都有，《黍离》夹有七言、八言；《君子于役》、《木瓜》夹有三言、五言。《缁衣》：“缁衣之宜兮，敝。予又改为兮。”《祈父》：“折父！予王之爪牙。”“敝”是一言，“祈父”为二言。可见《诗经》的句法，有一言到八言的变化。《诗经》的韵律，是比较和谐悦耳的。在声调方面，有双声、叠韵、叠词之妙，有顶真、排比之变，有兮、矣、只、思、也、忌、斯之声；这些，都加强了诗的音乐性。它给后代文坛影响很大，由诗声的变化，形成乐府、词、曲的各种体式。在韵律方面，也是比较复杂，又很自由的。有的用韵，有的不用韵；韵位也没有一定，主要的有“停头”、“停身”、“停尾。”三种用韵法。如《关雎》“求之不得，瘩寐思服；悠哉悠哉，展转反侧。”古时“侧”读如“稷”音，“服”读如“逼”力音，“哉”读如“资”音。这四句“求”和“悠”押韵，是停头韵；“之”和“哉”押韵，是停身韵；“服，和“侧。”押韵，是停尾韵。还有一种是句中韵，如“日居月诸”，“婉兮娈兮”，“居”和“诸”押韵，“婉”和“姿”押韵。停头韵，停身韵、句中韵后世多不用了。《诗经》民歌为口头歌唱，都凭自然的节奏。据说
  它每首诗原来都有调子，没有平上去入四声之分，都可入乐。可惜《乐经》失传，古今音变化很大；如果我们能照古音来朗诵它，一定更加悦耳动人。现很据江有浩的《诗经韵讲》，介绍《君子于役》一诗的韵读，以见一斑：君子于役，不知其期。曷至哉（音资）？鸡栖于树（音西），日之夕央，羊牛下来（音厘）。君子于役，如之何勿思（音西，以上属“之”部）！君子于役，不日不月。曷其有恬（寺厥）？鸡栖于桀，日之夕炎，羊改下佸（音厥）。君子于役，苟无饥渴（音朅，以上属“祭”部）！
  八　中国文学的光辉源头上面说过，《诗经》是我国古代第一部诗歌总集，它是文学史上现实主义与比兴艺术手法的开头，对后世的影响是非常深远的。沈约《宋书·谢灵运传论》说：“自汉至魏，四百余年，辞人才子，文体三变。相如巧为形似之言，班固长于情理之说，子建、仲宣以气质为体，并标能擅美，独映当时。是以一世之士，各相慕习。源其飈流所始，莫不同祖《风》、《骚》。”意思是说，各个时代的著名文学家，虽然在风格和擅长的艺术形式上各不相同，但都是以《诗经》和《离骚》为榜样的。
  一　《诗经》和《离骚》《离骚》是我国古代第一个伟大诗人屈原的代表作。汉刘安《离骚序》称赞说：“《国风》好色而不淫，《小雅》怨悱而不乱；若《离骚》者，可谓兼之矣”，明确地指出了它和《诗经》的继承关系。在《离骚》中，诗人屈原继承了《诗经》现实主义的传统，兼采楚国民歌的形式和浪漫主义的色彩，写下了不朽的诗篇。楚国本来是战国七雄中最强大国家之一，疆域比任何国都大。刘向《新序》说：“横则秦帝，纵则楚王”，它和秦国在当时是势均力敌的。到屈原参加政治活动时，楚国已由强转弱。屈原虽是楚国贵族，但他具有政治远见，由于上官大夫，令尹子兰一伙党人当道，他两次遭谗流放。屈原作品中的现实主义精神，首先表现在他真实地暴露了当时社会的政治情况。在内政上，屈原主张法治，而党人主张心治。《惜往日》说：“背法度而心治”，‘明法度之嫌疑”，表明了法治与心治的矛盾。屈原又主张“举贤授能”政策，推荐民间有才德的
  人参与国政，党人则主张任用贵族。《离骚》说：“说操筑于傅岩兮，武丁用而不疑；吕望之鼓刀兮，遭周文而得举；宁戚之讴歌兮，齐桓闻而该辅。”说的是殷商时代的建筑工人傅说、周代杀猪的吕望、春秋中期养牛的宁戚，他们都是劳动人民，因为殷商国王武丁、周文王、齐桓公有知人之明，让他们参加国政国家因此强盛了。在阶级社会里屈原能提出这种远见卓识的主张，诚属不易！第二，表现在无情地揭露党人行为的丑恶，而自己却高度热爱祖国。《离骚》说：“众皆竟进而贪婪兮，凭不厌乎求索；羌内恕己而量人兮，各兴心而嫉妒。”“惟党人之偷乐兮，路幽昧而险隘。”说的是党人只知向上爬，没有满足地追求物质享受，抬高自己，打击别人，互相忌妒，只知个人偷安享乐，将国运带到黑暗险狭的绝路上面去。不仅如此，他还在《怀沙》中批判党人“变白以为黑兮，倒上以为下，……夫唯党人之固鄙兮，羌不知余所臧”。他们颠倒是非，顽固鄙陋，不了解他所主张的善政。这些，不但反映了统治阶级内部实际情况，而且起了批判现实的作用。封建时代国王就是国家的象征，忠君
  和爱国是不可分割的概念。屈原热爱楚国，关心怀王，在《离骚》中表白地说：“岂予心之惮殃兮，恐皇舆之败绩。”“指九天以为正兮，夫唯灵修之故也。”“皇舆”、“灵修”都是指怀王，他指上天作证，不是个人怕祸，而是怕亡国。他抱着“虽九死其犹未悔”的决心，唤起楚王的觉醒；可是“哲王又不悟”，“反信谗而齌怒”。屈原披流放以后，有人劝他到别国去自求发展，何必留恋故土呢？他宁可在故国过流亡生活，舍不得离开祖国人民。这颗精忠报国的心，刘安《离骚序》称赞说：“虽与日月争光可也。”屈原伟大的形象和党人丑恶的形象，正是楚国政治现实中两个针锋相对的营垒的反映。第三，表现在他对人民的关心和对混浊社会的厌恶。《离骚》说：“长太息以掩涕兮，哀民生之多艰”，“怨灵修之浩荡兮，终不察于民心。”这些词句，表现他念念不忘人民的疾苦，怨恨怀王不了解民心，在气愤之下，有时称他傲“壅君”。他在《离骚》和《涉江》中，不止一次地感叹社会风气的败坏：“世溷浊而不分兮，好蔽美而嫉妒。”世溷浊而嫉贤兮，好蔽美而称恶。”“世溷浊而莫予知兮，吾方高驰而不顾。”他厌恶那
  一股蔽美忌贤的风气，但他面对这种现实，只能高驰不顾，没有办法改变它更谈不上救民于水火之中了。他在第一次放逐时说：“既莫足为美政兮，吾将从彭咸之所居。”最后一次放逐时说“知死不可让，愿勿爱兮！，意思是说，我所理想的美政，既不能实现，将要到跳水死的彭咸所住的地方去。我了解死这条路是不可熊推开的，不要吝惜生命啊！屈原的死，是殉国难，不是考虑个人得失的问题，而是整个国家兴亡的问题。不久，果不出屈原所料，秦国就把楚灭掉了。从上看来，屈原作品所反映的都是当时楚国的实际情况。他的创作方法，主要是现实主义的。何其芳在《屈原和他的作品》一文中说：“我们把屈原的作品称为现实主义的杰作的原因，首先在这里。……虽然同样带有幻想，夸大奇特的色彩，但在根本内容上仍然是真实地反映了现实，引导人正确地认识现实，或者唤起对于现实中不合理的事物的反抗，因而他根本精神仍然是现实主义的。”他的分析，颇为确切。
  二　《诗经》和汉乐府诗到了汉代，汉武帝恢复周时采诗制度，设立专门的机构管理这件事，派人到民间采集歌谣。专门机构叫做乐府，它本来是官署的名字，后人就把乐府官署所采集的诗叫做乐府，成为一种诗体的名称。所谓乐府，在当时指有调子可以歌唱入乐的诗，包括民歌和文人制作两个部分乐府的精华是民歌，它深刻地反映了广阔的社会现实，和《诗经》一样，读了它，好象看到一幅两汉时代社会现实的图画。有反映贵族生活奢侈的，如《相逢行》：“黄金为君门，白玉为君堂，堂上置樽酒，作使邯郸倡。中庭有桂树，华灯何煌煌。”有写人民生活困苦的如《东门行》：“盎中无斗米储，还视架上无悬衣。拔剑东门去，舍中儿母牵衣啼。”有写服役痛苦的，如《十五从军征》的“十五从军征，八十始得归。道逢乡里人，‘家中有阿准？’‘遥望是君家，松柏家累累’。”有写官吏对人民掠夺的，如《平陵东》：“顾见追吏心中恻。心中恻，泪出漉，归告我家卖黄犊。”有写弃妇哀怨的，如《怨歌行》：“常恐秋节至，凉飙
  夺炎热。”有刺统治者生活荒涅的，如《陌上桑》：“使君一何愚，使君自有妇，罗敷自有夫。”有写兄嫂虐待孤儿的，如《孤儿行》：“冬无复襦，夏无单衣。”有怕后母虐待自己子女的，如《病妇行》：“抱时无衣，襦复无里。”有写游子思乡的，如《悲歌》：“悲歌可以当泣，远望可以当归。”有叙述青年男女在封建礼教压迫下的婚姻悲剧的，如《孔雀东南飞》。有抒写男女恋爱不被任何险恶环境所吓倒的，如《上邪》。有对“有他心”的男子诀绝的，如《有所思》。由上看来，汉乐府民歌多数是叙事诗，它真实地反映现实，描写生活，继承发扬《诗经》的现实主义传统，在引导后来诗人们走向反映生活真实的道路方面，起了不小的作用。余冠英同志在《乐府诗选序》中说：“《诗经》本是汉以前的乐府，乐府就是汉以后的《诗经》。《诗经》以《变风》《变雅》为精华，乐府以《相和》《杂曲》为精华，同是‘感于哀乐，缘事而发’的里巷歌谣。同是有现实性的文学珠玉。”“中国文学现实主义精神虽然早就表现在《诗经》，但是构成一个传统，却是汉以后的事，不能不归功于汉乐府。”他指出了《诗经》和乐府的血缘关系及对后人的影响。
  三　《诗经》和三曹诗两汉是辞赋的天下，诗歌创作较少。桓帝、灵帝时产生的古诗十九首，和托名的苏武、李陵诗，作者多为知识分子，他们吸取《诗经》、《楚辞》、乐府民歌的营养，在五言诗艺术技巧方面，虽有所提高，但他们的生活面是很狭窄的，所反映的社会现实也不广。汉魏时代，三曹打破了两汉辞赋独盛的局面，使诗歌成为当时文坛上的主要形式。他们面临着东汉皇朝的政治腐朽、军阀割据、互相混战、通货膨胀，给人民造成深重的灾难的局面。曹操、曹王、曹植父子三人都是当时社会的目击者，也是诗歌爱好者。在他们创作中，有些深刻反映了汉末动荡时代的社会现实，带有浓厚的忧国忧民的思想感情。沈约《宋书·谢灵运传论》说：“至于建安，曹氏基命，三祖陈王，咸蓄盛藻，甫乃以情纬文，以文被质。”他指出了建安诗人在创作上有社会内容、有思想感情、有艺术技巧的特点。曹操用乐府诗的题目和调子抒写富有新内容的诗，其代表作有《薤露行》、《篙里行》。《薤
  露行》叙述董卓焚烧洛阳，人民被赶入关的惨状：“播越西迁移，号泣而且行。瞻彼洛城郭，微子为哀伤。”《篙里行》描写袁绍、袁术假借讨伐董卓的名义，各自争夺权利、互相混战的事实，给人民带来“白骨露于野，干里无鸡鸣。生民百遗一，念之断人肠”的灾难。余冠英《三曹诗选序》说：“这两首批评政治、叙述现实的诗，被后人称为‘汉末实录’，称为‘诗史’（明人钟惺语）。“所谓实录、诗史，就是说富有现实生义精神。曹操还有被后人传诵的四言诗，如《龟虽寿》：“老骥伏枥，志在千里；烈士暮年，壮心不已。”《短歌行》：“对酒当歌，人生几何？譬如朝露，去日苦多。”它采用《诗经》四言的形式，而具有新内容、新情调、新语言，被后人称为“复兴四言诗”的作家。曹丕是曹操的次子，他虽然当了魏国的皇帝，但有较高的文化修养，读过五经、四部、史汉、诸子百家之言。他的伟大成就主要在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