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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时，他的妈走了进来，说道：“楼梯口的电灯泡烧了，这次该我们家出了。”
  他从抽屉里拿出一个灯泡，走到门口又踅了回来，走进厨房。她跟了进去，看到他站在凳子上，用新灯泡换下旧灯泡。见了她，他解释说：“新灯泡自己用，楼梯口用旧的。”
  她愣住了，眼前的灵光霎间化为一片雾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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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Number　：　7337
  Title　：摄影札记
  Author　：菲利普·哈尔斯曼
  Issue　：　总第　147期
  Provenance　：《哈尔斯曼摄影札记》
  Date　：
  Nation　：美国
  Translator　：陈颐
  菲利普·哈尔斯曼（1906…1979），当代著名的美国摄影大师。他的黑白肖像摄影，达到摄影艺术的高峰，成为世界摄影的典范。本文选自《哈尔斯曼摄影札记》，原载人民美术出版社《哈尔斯曼摄影艺术》一书。陈颐、蔡海风、黄文、赵韵芳编译。
  玛丽莲·梦露
  1952年摄　　演员
  1952年我到好莱坞拍一群小明星时初次见到了梦露。她之所以给我留下了深刻印象，是因为她花在镜前的时间比别人都多。她对自己的容貌总不满意——在这一点上，她的观点始终没有改变。她可以为涂一丁点儿口红、或者云掉一点睫毛油花几个小时的功夫，而惹恼等待她的人——这回是我。
  两年后的梦露仍然是个电影里的小角色。在我的建议下，《生活》杂志派我去好莱坞为她拍摄一幅封面照。《生活》杂志的记者，我的助手和我一道驱车抵达洛杉矶郊外她的住处，一所廉价的两室套房。在这套寒酸的住宅里，我明显感到，这人称无声美人的金发碧眼姑娘正在为自我改善而奋斗。我看到一张埃莉奥诺拉·杜斯的照片和大量我没料到会在她这儿发现的书，像陀斯妥耶夫斯基的书，弗洛伊德的作品，《费边社会主义》等等。地上放着一副杠铃。“你用这东西吗？”我问。“是的。”她答道，“我在和庄重作对。”然后，经过两次没完没了的更衣之后，她穿着件半透明的女式长睡衣出现了。我恭维她用不着戴胸罩了。“可是菲利普！”她叫道，“我告诉过你，我正在跟庄重作对。”
  我拍了数百张照片，一张后来被广泛采用，并引起巨大轰动。那张照片是从她身后拍摄的，表现了她那无与伦比的性感步态。最好，我要她站到屋角，用相机对着她，《生活》杂志的记者和我的助手站在我身边。玛丽莲向我们3个人频送秋波。这张照片最后被《生活》选为封面。由于封面赋予她明星的形象，20世纪福克斯变动了与她订立的合同。
  伊丽莎白·泰勒
  1948年摄　　演员
  世界上有一种专门体现自己丈夫性格的女人，而伊丽莎白·泰勒在嫁给她每一位丈夫之后，就会变成另一个截然不同的女人。我第一次见到伊丽莎白时，她还只是个未出闺阁的二八佳丽，正准备接受自己的第一次银屏之吻。《生活》杂志委托我拍摄一张她的肖像，以向读者宣布这个重大事件。
  她身着一件美丽的低胸夜礼服走进我的摄影室，那模样着实令人陶醉。她是个平常女孩子，只是异乎寻常的美丽。很遗憾，我的黑白底片没能反映出她那令人难忘的紫蓝色双眸和长长的黑睫毛。
  若干年后，我为了给《绅士》杂志提供封面，再次拍摄了伊丽莎白。我十分遗憾，从此之后我再也没能为她拍照。而她呢，像一条变色龙似的，继续随着她的每一位新丈夫而变化、成长。
  费雯丽和劳伦斯·奥利佛
  1951年摄　　演员
  看过《飘》的人都不会对我的观点表示惊奇：费雯丽是世界上最美丽的女人之一。当《生活》杂志要我为她拍张照片做封面时，我满心欢喜。
  我知道她当时正患肺结核。然而，当她步入我的摄影室时，我还是被她苍白纤弱的娇容深深打动了。费雯丽问我是否要她略施粉黛，我却觉得如果将她那透明的苍白被原封不动地摄入镜头，会有一种奇特的魅力。她的容貌精巧雅致，她的气质中充满温柔的妩媚和友善。当拍摄结束时，我感到自己拍摄了一个极不寻常的人物——一位天使般的明星。
  5年后，我在伦敦收到一份电报。要求我再为《生活》杂志拍摄一幅封面照片，但这一次是拍费雯现和奥利佛两个人。拍摄在伦敦剧院化妆室里进行。我计划用他俩的头部占满整个画面。由于奥利佛的名气已经逐渐超过了费雯丽，因此，画面中他的面孔也应该遮住她的半边脸。
  我按照自己的想法摆好了他们的位置，但在拍摄过程中，费雯丽从她骄傲的丈夫身边稍稍移开，向他投去迷人、敬慕的一瞥。这下子，她破坏了我原先的构思，却让我创造出一张更加出色的照片。
  萨尔瓦多·达利
  1952年摄　　艺术家
  20世纪50年代，达利的胡子令人惊奇地长起来。当画家返回纽约时，我大为惊讶：他的胡尖儿已经比他的眉毛还高。我想到自己的职责，便开始拍摄他那两撇胡子的动作及其相互作用。在用匈牙利须蜡固定之后，他的两撇胡子可以扭来扭去和向任何方向转动。达利评论说：“夏天有很多美国旅游者来西班牙看我。他们真是为看我的画吗？根本不是：他们只不过对我的胡子感兴趣。公众不需要伟大的绘画作品，他们需要的是更好看的胡子。”
  西蒙和舒斯特公司的迪克·西蒙在看了这些照片后，建议我继续拍摄达利胡子的形象，他要将照片编辑成书出版。
  达利立刻同意了。我却认为应该提醒他们这纯粹是一个理想主义的冒险。我没法想象有谁会买这样一本书。
  “没人认识到我这胡子的商业潜力。”达利说。“只有一家电视网昨天给了我500美元，买下了对我的胡子十分钟的拍摄权。”
  《达利的胡子》一书成为图书出版史上最不受欢迎的书籍之一。
  温莎公爵夫妇
  1947年摄　　贵族
  我第一次给温莎夫妇拍照片是为给《生活》杂志做封面。他俩直挺挺地坐在那儿，盯着我的相机，活像两只饥饿的老鬣狗。在拍完这样一幅照片后，我轻快地说：“别这么像要吃人似的看着我，你们可是世界上最浪漫的一对儿，一位国王为了他所爱的女人放弃了王冠。”
  公爵和夫人微笑起来，他们的头靠得更近，表情也放松了，一下子显得迷人而年轻。我经常在讲课时使用这两幅照片来说明人们在10秒钟之内会发生多么大的变化。
  温斯顿·邱吉尔
  1951年摄　　政治家
  ……
  在走进药园之前　，印吉尔要我别拍他叼着雪茄的照片。我简直不敢相信自己的耳朵，因为我曾经听说过，一位著名摄影师在给他拍照前鼓足勇气，上前拿掉了邱吉尔嘴里的雪茄烟。
  在花园里，邱吉尔步履轻快，我紧赶慢赶才能走在他前面，以便看清他的脸。这个老小孩注意到这点，突然完全醒悟过来，开始跟我较上了劲。当时我正在他右边，他便向左转身往前走；我急步追到他左边，他又马上转向右边。他就这么不断玩着猫捉老鼠的游戏，显然比我要乐此不疲。最后，他来到花园边，坐在一块小石头上。他的爱犬鲁弗斯蜷伏在他身后。
  邱吉尔坐在那儿眺望眼前美丽起伏的英式风光，他的目力所及之处都是他的属地。《生活》杂志花了一百多万美元买到了邱吉尔自传的版权。我明白如果我再出现在他面前，他又会转过脸去。便悄悄选好位置，拍下了他的背景。
  在我所有的照片中，最成功的就是这张邱吉尔的背景，尽管我拍摄的时候满怀绝望。这幅照片被广为复制，并成为26集电视系列片《邱吉尔的英雄时代》每集的结束画面。
  让保罗·萨特
  1951年摄　　作家
  我读过萨特的绝大部分小说和戏剧作品，并对其充满崇敬之情。我想给这位奇人拍照，却担心自己在他眼中只是个无名之辈，恐怕难以如愿。于是，我便问《时代》及《生活》杂志驻巴黎分社主任，他是否对我拍摄萨特的肖像照片感兴趣，他立即同意了。
  萨特的电话号码没有列在号码簿上，但我知道他住在波拿巴大街，从他住所的窗口可以俯看花神咖啡馆。我找到了那座楼，爬上去按响了门铃。萨特的秘书——一位名叫科的年轻人（他后来成了一位杰出的作家）开了门，他进房转达我的请求，旋即转回来说：“萨特拒绝接受《生活》或《时代》的拍照。”我赶紧解释说，我是作家的狂热崇拜者，由于担心萨特不接受自由撰稿人的拍摄，我才打着《时代》约稿的旗号，把它当成一块敲门砖。我的失望之情溢于言表，科便又走进去跟萨特商量。当他再次出现在门口时，他说：“为您，萨特先生同意拍照。”
  按照萨特事先约定的日子，我获准走进他的工作室。萨特坐在他的书桌后，我一眼看去，不禁大吃一惊。他竟是个散开性斜视患者！他的一只眼睛每锐地审视着我，另一只眼睛却看着旁边的墙壁。他的全身洋溢着天才和智慧，唯独这双眼睛像一个刺耳和不和谐音。一个人看我的方式往往具有最深刻的含义——这是我在大多数作品中试图捕捉的东西。如果换一位摄影师，此刻他恐怕会欢喜之极，竭力强调萨特那怪异的相貌。我却因自己心目中偶像的缺隐深感痛苦。一个比较容易的解决办法是拍他的侧像，但最后我还是另辟蹊径。我调了调照明方式，使萨特的眼镜框在他的眼睛上投下一个阴影，遮住了他的弱点。
  一周后，我拿着几张照片来找萨特。他对着其中一张凝视良久，这是他的形象第一次没因为散开性斜视受到损害。我可以多要一幅这照片吗？”他问我，“我想把它送给我母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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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Number　：　7338
  Title　：意外的收获
  Author　：
  Issue　：　总第　147期
  Provenance　：北京青年报
  Date　：1993。6。12
  Nation　：
  Translator　：萧萧
  几年前当我住在南太平洋岛国塔希提首都帕佩特时，手头非常拮据，我以每月3美元的租金租了一所离城约35英里的房子，虽只有一间屋子，四周却有两英亩肥沃的土地。我决定搞个菜园。
  然而种菜的经历令人失望。无数的小红蚂蚁搬走了大部分种子，剩下的好不容易冒出点绿芽，又被地蟹吃光了。但我决心再试一次，于是又向美国邮购了1美元新种子。不过当我清除杂草时，发现蚂蚁和地蟹早已在等候了——看来我只能靠写作维持生计了，走投无路的人都这么想。
  那天下午，我正在除去生锈的打字机上的污垢时，住在附近的一位名叫霍浦生的中国人驱车经过。我知道他有个园子，便叫住他，把种子给了他，并告诉他每个小包里包的是什么种子：莴苣、扁豆、南瓜、西红柿、玉米。他咕哝地问道：“要多少钱？”
  “不要钱。”我回答说，“就算我送给你的礼物”。他的一双黑眼睛闪着光，但没有其他方式流露出感情——中国人总不习惯于拥抱之类的礼节。
  我立即忘掉了霍浦生，因为我满脑子想的都是一个问题：在我能写出一篇文章或小说并把它卖出去之前，如何用128法郎——约合5美元——生存下去。即使文稿寄到美国后立即发表，在至少3个月内我也没法指望收到支票。
  3天后，我正在搜索枯肠地写一篇文章，忽然听到有人敲门。来人是霍浦生，他带来了三个西瓜，一瓶酒，一监子鸡蛋和一只母鸡。“一点小意思。”他说，说罢便匆匆走了。
  他慷慨的礼物无异于救命之物。我立即计划美美地吃一顿鸡肉，可转念一想，又把鸡拴到院子里的一个木桩上，用食物喂它。
  从新西兰去美国每月一次的轮船应于次日清晨抵达帕佩特。为了省钱，我决心亲自步行把文稿送到船上去。天快亮时，我到了帕佩特，这时轮船正进港。我默默地祈祷了一番，把那宝贵的包裹寄了出去。这时一位秃顶、矮胖的中国人过来问我：“你认识霍浦生吗？”
  这个人说他叫李胖子，是霍浦生的朋友，在帕佩特开了家商店。霍浦生曾写信告诉了他种子的事。我早晨坐公共汽车走后，李胖子便走了。然而我到家下车时，司机交给我一只箱子。打开一看，里面装有巧克力、坚果、一瓶酒和两件丝绸睡衣。还有一张小卡片，上面写着：“霍尔先生，这是给你的。李胖子。”
  这段时间里，我专心致志地养鸡，写作，差点把李胖子的酒忘得一干二净，直到有一天心东和他的孩子们来串门，我便和他们分享了那瓶酒，把李胖子送的巧克力拿给孩子们吃。
  第二天一大早，我在门廊上发现了一些香蕉和桔子等。从那以后，我再没缺过水果和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