已经吃了，闹僵了脸面上过不去。他叹了口气，深呼吸，挺起胸膛走到台前，“诸位，我讲个小笑话，助助消化。”
  闻名遐尔的幽默大师要发言，大家都竖起了耳朵。
  他慢悠悠地说，古罗马时代，皇帝常指派手下将活人投到斗兽场中给野兽吃掉，他便在活人撕心裂肺的痛苦喊叫和淋漓的鲜血中欣赏。一日，皇帝投一个人进了狮子笼。那人不害怕，径直走到狮子面前，在它耳边说了几句话。狮子一连后退了几步，掉头就走。皇帝想，可能狮子是病了，胃口不好，于是命人又放了一只饿了好几天的饿虎进去。老虎面露凶光地扑向那人，张大了嘴，露出森森的獠牙，那人还是不畏惧，走到老虎身边耳语一番，饿虎竟然也灰溜溜地逃走了。皇帝大为吃惊，以为这人有什么神奇的法术，可以令狮子饿虎不吃他。他将那人招来，问：“你究竟向那狮子、老虎说了什么话，使它们掉头而去呢？”那人不慌不忙地说：“其实很简单，我只是提醒它们，吃掉我当然容易，可是吃了以后你得开口说话，演讲一番。”
  演讲趣闻（2）
  宾客被吊足胃口听了前面一大段，心思浮离，不知道林语堂葫芦里卖的什么药，突然听到最后一句，笑岔了气。主人脸青一阵白一阵，还得迎合大家，呵呵地干笑几声。好在这事传开了，饭后的临时演讲日渐少了。
  林语堂平生演讲无数，总是伴随着喝彩鼓掌，但有次讲到一半，他竟然给“轰”下来了。
  世界笔会第36届年会在法国蒙顿举行，林语堂作为代表上台发言。大会规定每个人只能讲5分钟，林语堂觉得5分钟太短，于是找大会主席交涉，要求讲15分钟。大会主席一口回绝，而且说林博士也不是什么了不起的人物，不能破例。林语堂平白无辜被暗讽，火也上来了，较真地说，要是5分钟，他就不讲了。这可急坏了同去的马星野。他赶紧找大会主席私下里协商，主席终于答应给10分钟。他又找到秘书长，秘书长处事灵活，说发言时间也不是死的，先给林语堂安排10分钟，要是时间到了还没有结束发言，可适当顺延。
  林语堂觉得这个决定还可以接受，恢复了神态，兴致盎然地上台演讲了。他讲得投入，妙语连珠，台下时而鸦雀无声，时而哄堂大笑，演讲效果很好。不知不觉已经到了10分钟，林语堂讲得正兴起，没有结束的意思。主席敲了敲钟，很生硬地提醒：“演讲时间已到，请尽快结束发言！”林语堂看了主席一眼，理理东西，径直走出场外。与会者听得津津有味，几次鼓掌要求林语堂接着讲。主席见众怒难犯，只好默认了群众的要求。林语堂却说什么也不肯再回台上。
  于是，这半截子的精彩演讲便永远留下来了。
  吃与记忆（1）
  吃，是故乡的记忆。
  林语堂说：“人世间如果有任何事值得我们慎重其事的，不是宗教，也不是学问，而是吃。”
  每到一个地方，林语堂最先摸清楚的就是吃的地方，高级的，路边的，他要一一地尝试。
  但是，没有东西比家乡的吃食更好吃。
  厦门的亲戚有时到上海来，随身带很多家乡的特产，有自制的萝卜糕、龙眼干，还有凸柑，用糖水腌制的杨梅，连闻一下都沁人心脾。更重要的是肉松，肉松是廖家人的最爱，用一个铁皮盒装着。那时候厦门到上海是一件大事，得坐三天船，廖翠凤很珍惜，收得严严实实，只是偶尔拿出来，让丈夫和孩子浅尝一口。
  林语堂自诩是“伊壁鸠鲁派的信徒（享乐主义者）”，还得归功于他娶了个好太太。
  鼓浪屿的廖家女人都是肯肯实实的实干派，她们把所有的智慧和精力投入厨房，外面世界再风雨飘摇，她们只关心谁的肉丝切得细，谁的肉松做得好。林太乙有一次和廖翠凤上街，她盘算着和中央研究院院长讨论《读者文摘》的相关事宜。廖翠凤自言自语说，待会要停下来买一点肉松带回香港，然后问女儿，你说买肉松好呢，还是肉酥好？太乙还没应声，她又接着说，肉酥有点像福州的小肉干，还有鱼松，味道也很好；牛肉干也不错，有辣和不辣，做下酒菜最好了，送朋友也可以；小孩子好像更喜欢吃牛肉粒，要不要买一点？三斤够不够？要不然买5斤好了。林太乙偷偷地笑，想，也许在母亲心目中，买肉松要比跟研究院院长的谈话重要得多。
  凭着家传的手艺，爱热闹的廖翠凤在社交圈里比林语堂还受欢迎。
  她最拿手的清蒸白菜肥鸭，鸭子蒸烂了，肉又嫩又滑，鲜得让人恨不得连舌头都吞下去，白菜在鸭油里浸煮得透亮，放在嘴里就化了。还有焖鸡，先用姜、蒜头、葱把鸡块爆香，再加入香菇、金针、木耳、酱油、酒糖，用文火焖几个小时，鸡和香菇的混合香味在屋子里久久散不去，林语堂一口气能吃下三大碗饭。他的朋友常常不请自来，廖翠凤来不及买菜，便烧上一大锅厦门卤面，配上猪肉、虾仁、香菇、金针、菠菜，用鸡汤慢慢地熬。几个大男人端着碗，围着灶头吃得满嘴都是油。有时候翠凤也会做厦门菜饭，把猪肉丝、虾米、香菇、白菜、菜花、萝卜扁炒，混进饭里焖熟，吃的时候撒点胡椒、黑醋，林家小孩最喜欢吃这个。
  在异域他乡的海外，做一顿家乡饭是林家人的大日子。林语堂驾车，全家出动到唐人街买菜。菜市场闹哄哄的，各种难闻的气味充斥其间，林语堂只管选肉类，从寻常肉类到生猛海鲜，无肉不欢。翠凤讲求营养均衡，多买绿色蔬菜。“妈，我要吃清炖鳗鱼！”相如说。“不，我要吃清蒸螃蟹！”太乙也抢着喊。“都有，都有！”翠凤忙不赢地回答。
  三女儿相如最像廖家人，对文学兴趣不大，却对饮食有强大无比的记忆力。她很小的时候跟着林语堂在法国南部某个饭店吃了一顿晚餐，多年以后对菜的用料和做法还记得一清二楚。她得了翠凤的真传，母女俩合伙出了《中国烹饪秘诀》、《中国食谱》等书，都很畅销，前一本还获得了法兰克福烹饪学会的奖状。
  逢年过节，相如帮着翠凤做工序复杂的厦门薄饼。薄饼又叫春饼，是厦门人招待贵宾用的。薄饼皮要用专门的很薄很软的面粉做，烙好放在一边。料子也很讲究，把猪肉、豆干、虾仁、荷兰豆、冬笋、香菇等切丝切粒，在热锅里爆炒，然后放在锅子里用高汤熬，火候一定要掌握好，太干没有汁，不好吃，太湿了，薄饼皮包起来会破，太油了也不好，要熬好几个小时才能恰到好处。吃的时候，桌上用小碟子放着扁鱼酥、辣椒酱、甜酱、虎苔、芫荽、花生末，还有切好的整齐水灵的葱段。包薄饼更有学问，先把配料涂在薄饼皮上，然后一调羹一调羹地把热腾腾的料子包进去，得紧实不能破。一口咬下去，扁鱼的酥脆，虎苔的干香、芫荽的清凉，各种味道混合在一起，实在是天底下最好的美味。林语堂嘴馋，每次包很多料子在里面，还没吃皮就破了，汁液顺着手臂留下来，弄得浑身都是，女儿们没空笑话他，手疾眼快地包好薄饼往嘴里送。
  只有厦门人才吃得出薄饼的好，一顿家宴，吃的是千万里的乡愁。
  著名画家张大千由巴西路过纽约去欧洲，拎了一个新鲜的鲤鱼头来拜访林语堂。翠凤把它红烧，相如则做了一道“煸烧青椒”来孝敬这个四川来的艺术家。林语堂不喝酒，见着多年的故友，开了两瓶台湾花雕助兴。举起酒杯，话匣子就打开了，他们回忆起1943年冬，林语堂到成都，张大千从敦煌写生回来，张群为他们接风，陪客有沈尹默，宾主相谈甚欢，一晃这么些年，老朋友走的走，断联系的断联系，自己已在世界的另一端久不曾回乡……
  大千从欧洲回来，又做东宴请林语堂。他们到纽约有名的中国菜馆四海楼，张大千点的是招牌菜鲟鳇大翅，林语堂第一次吃这种来自南非的鱼翅，研究打趣了一番。还有一道是张大千发明的“川腰花”，另有一样酒蒸鸭，清香可口。
  “嗯，有上海‘小有天’的风味！”林语堂吃了几筷子，连连称赞。
  “玉堂，你还记不记得，‘小有天’进门扶梯上去，迎面就是一副郑孝胥的对联：道道非常道，天天小有天，甚雅隽！”
  吃与记忆（2）
  “且说话，莫垂涎，须知纽约别有天。”林语堂机智地答。
  他们还谈到了齐白石，张大千说：“白石成为大画家是打二百板屁股打出来的。”林语堂不知其中的典故，急忙问怎么回事。张大千呷一口酒，缓缓道来，原来齐白石年轻时做木匠，雕花很出名，后来因为某个缘故被法庭罚了两百下屁股，逃到广西，才开始用铁笔学画。
  “真的吗？下次见到他要好好说一顿了！”林语堂拍拍大腿，开怀大笑。
  林语堂有个消化力惊人的肚子。
  他第一次到廖家做客，大食量让待字闺中的翠凤记忆犹新。
  他给翠凤写信说：“我的肚子里，除了橡皮以外，什么也能够消化的。”翠凤念给女儿们听，几个人笑到捂着肚子叫唤。
  林语堂很少生病，偶尔伤风感冒，翠凤让他忌口，林语堂反驳说：“我会医自己的病，就是多吃东西的方法，我的病就会好了。”实在找不到吃的，他就向女儿讨水果吃。
  他喜欢在半夜起来吃东西。有一次他觉着肚子饿，煎了5个鸡蛋，还吃了两片脆饼。还有一次，他吃了4片饼干。翠凤取笑他，他理直气壮地说：“昨天夜里我觉得饥饿，我一直想了十多分钟，不知道起来的好，还是不起来的好。我又觉得很惭愧，仅仅为了吃东西，睡了还要起来，不过我若不吃些东西，让肚子空空的，那末，我便不能入睡了。”他又吃了一块脆饼，嘟哝着说：“可怜我呀！我现在已觉得比较好些了，但仍旧有点饿哩！”
  林语堂不是客气的人，但是真正饿了，也会假装说：“我不要吃什么。”要是说：“牛肉汤很好喝！”意思就是再喝一碗。他出了名的喜欢烤牛肉，做得好他吃得吧嗒吧嗒响，做得不好，他也吃得很香。
  他最恨人家8点钟或者8点钟以后开饭，遇上这样的宴席，他一定填饱了肚子再去。
  他在《说肚子》一文开门见山地说：“凡是动物便有这么一个叫做肚子的无底洞。这无底洞曾影响了我们整个文明。”
  杂糅的生活（1）
  20世纪30年代的海派风格是既中又西的。
  林语堂是英文学术性刊物《天下月刊》的编辑之一。主编温源宁在海外长大，中文说得磕磕巴巴，穿西装、拄拐杖、喝英式下午茶，比英国人更像英国人，但喜欢读中国古典文学；吴经熊哈佛法律系毕业，是霍尔姆斯大法官的学生，会五六门外语，可只要一开口人人都听得出来他是宁波人，家里的摆设完全是中国传统风格；劭洵美追随徐志摩在剑桥读过两年书，和盛佩玉结婚后，买了一幢维多利亚式的花园洋房，大半时间却花在苏州河边绿银交映的竹林小屋里。他不穿西装。
  这些人搞了一个“星期一晚间俱乐部”，不外出寻欢作乐，只是静静地围在炉火边聊天。林语堂常常带着翠凤参加。刚开始他还西装笔挺，后来就换成了全套的蓝缎袍子，洋帽变成了土帽，衬得他越发的清瘦，不过脚上穿的还是皮鞋。他说打领带是“系狗领”，而且西洋的“一切可笑的习俗当中以握手为最。”
  翠凤会说英语，在那群海归派太太中算是很时髦的了，她是基督教女高音唱诗班的主要成员，有一阵还参加了踢踏舞班，不过只是为了减肥而已。
  林语堂有收集留声机片的嗜好。每天晚饭过后，他把房间里的灯全灭了，只留下柴火荧荧地燃烧，静心享受好音乐，有卡罗索、莉莉邦丝的流行歌曲，也有贝多芬、莫扎特、肖邦等古典乐曲，偶尔也弹钢琴，教女儿们唱《一百零一首最好的歌》、《渔光曲》、《可怜的秋香》、《妹妹我爱你》，他也听，当然还有好友刘半农作词、赵元任作曲的《教我如何不想她》。
  到戏院看电影，林语堂喜欢看罗纳·考尔门英国上流社会的风度，卓别林的闹剧他笑得前俯后仰。玉如她们则偏好秀兰·邓波儿的戏。
  雨后的清晨，他穿着不透水的雨衣，一个人沿着苏州河岸散步，呼吸夹着水汽的清新空气，全身的毛孔没有一个不熨贴的。
  林家公寓所在的忆定盘路离繁华的上海市中心较远，房子是西洋式建筑，有很大的庭院。林语堂让佣人种上高大的白杨和各式的藤蔓植物。他还从城隍庙买来两只荷花缸，直径两尺有余，养上几朵睡莲，金鱼浅游其间，不时吐出快乐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