和乐们买了吃食后，就让留守的人用竹篮吊上去，自己再大摇大摆地从毕牧师的眼皮子底下走过。
  办法很快传开了，个个寝室都备了竹篮。晚上，宿舍楼的背面，十几个篮子同时上上下下，堪称寻源书院一景。
  和乐天资聪颖，书院的几门功课，如地理、英文、中文等，他觉得太容易、太简单了，晃几眼，就能考试拿高分。他的求知欲很旺盛，又有大量的业余时间，恨不得把全天下的书都看个遍。
  毕牧师却想出各种各样的怪招来限制学生学习的自由，他规定，每天早晨8点到下午5点，学生们必须静坐在教室里，任凭教员摆布，不准看闲书、不准交头接耳、不准有意见。
  和乐很憋闷，这和监狱有什么不同？
  不当第一名（2）
  兵来将挡，水来土湮。和乐自有办法。教员在上面讲得唾沫横飞，他在下面“听”得津津有味，手里拿的却是《史记》等所谓的闲书。教员们很喜欢这个认真听讲的好学生，总是让他起来回答问题。和乐早就打通旁边的同学，老师一发问，就有条子递过来。他不慌不忙地站起来，说得有条有理，十足的乖乖学生样。老师们很满意他的表现，常常表扬他听话，和乐不屑一顾，“听话？天下没有比听话更无趣的词了。”
  他抱怨道：“上课和不上课的分别是，在假期，我可公然看书，而在上课的时候我只好偷偷地看书。”
  背书作弊则是智力大比拼了。
  有个教员特别喜欢让学生们背书，省事又可以混时间。可当天色渐渐晚了，学生又背得结结巴巴，他就很不耐烦，大发脾气。学生背书本来就紧张，被骂后，更是缩手缩脚，半天背不出一句话。和乐当然不会为背书所苦，但看不惯老师胡乱拿学生出气，想治治他。
  教员怕麻烦，每次的任务都集中在两三页。学生们得站在回廊上等，唱谁的名谁就进里屋背。和乐钻的就是这个空子。他让先背的同学，以开门为信号儿，表明是书的前半部分，还是后半部分。如此这番，开了三四次门，别人就知道要背的是哪几页了。
  寻源书院的死板教育让和乐厌烦。“我的中学教育完全是浪费。”林语堂回忆中学时光，只有落下这一句评语。
  也因为这样，在别人还在不遗余力地批评私塾教育时，林语堂已经率先向填鸭式的现代应试教育开火。
  他说：“我可以不需教员之指导而自行细读一本10万字的地理书，然而在学校每星期只需读一页半，而费了全年功夫才读完一本不到3万字的地理教科书。其余各门功课，都是如此。此外，强迫上课之暗示，或对教员负责读书之暗示，皆极为我所厌恶，因而凡教员所要我读的书我俱不喜欢。”
  他还认为，所谓最优秀的学生，就是上课时揣摩老师的心思，说老师想让他说的答案；在考试迎合老师的意见，思想老师教导的思想，其实就是“教员腹内的扁带虫”。而考试成绩，不过就是数字的累积，没什么要紧。
  林语堂是永远的第二名，他幽默地解释：“毕业第二名似是我一生学校教育中的气运，我也曾分析其因果如下。大概在各学校中都有一个傻小子，如我一样聪颖，或稍逊一筹的，然而比我相信积分，而且能认真攻读课堂内的功课而为我所不能的。我相信如果我肯在功课上努力一点，便不难得到冠军，不过我不干。第一，我向来对于课程不大认真。其次，凡做甚么事我一生都不愿居第一的。这也许是由于我血液里含有道教徒原素。”
  在美丽的圣约翰，林语堂遇见了“一个真正伟大的人”——校长卜舫济博士。
  卜博士是个“中国通”，娶了位温婉的中国女子。他是严格的清教徒，每天早祷会后，林语堂就会看见他夹着黑色公文包，绕校园步行一周，然后带领舍监查房。9点整，他分秒不差地走进办公室，风雨无阻。要是走出办公室，那一定是5点的下班时间了。卜博士的生活习惯和钟表一样准时，连看书也是一样，每年一本长篇小说，一个月一章，严格控制，决不少看，也决多不看。语堂从卜博士的身上，充分领悟到英国清教的精髓。
  这一招后来被廖翠凤学来管理他的丈夫。翠凤在接受报纸采访时曾说，林语堂的作息时间就是按照英国绅士的做派，起床、刷牙、吃饭、工作，都是预先制定好了的。“语堂就是我的孩子，要是不这么办，就乱套了。”翠凤得意地埋怨道。
  卜博士办事认真，待学生极好，林语堂从神学院出来，就是他的主意。他是真正的教育家，把西方的现代教育模式搬到了圣约翰。
  林语堂的自由天性得到了任意的舒展，他积极参与各项活动，一个人得了4枚奖牌。然而，他还是不满意圣约翰的课堂教育，痛恨考试制度和“学分制”。
  教国文科的是一个前清的老秀才，姓金，还留着辫子，带大眼镜。每次上课，他先照着课本读10行，然后就像佛家坐禅一样入定了，眼睛不望学生，不望书本，不望墙壁，学生面面相觑，有些居然以为他这么做是别有深意，也依样画葫芦，呆望出神。望了一学期，也没有望出所以然来。金夫子新知识匮乏，但喜欢卖弄，有次心血来潮说可以开汽车到美国。他连中国和美国之间隔着太平洋都不知道，学生们以为笑柄，常拿来开玩笑。
  林语堂痛恨老夫子误人子弟，又喜欢他的教学方式，因为他可以肆意地看任何想看的书，而不必像寻源书院一样，做递字条的惊险游戏。语堂的涉猎范围很广，赫克尔《宇宙之谜》、华尔德《社会学》、达尔文的《进化论》、斯宾塞的《伦理学》，甚至包括韦司特墨的《婚姻论》。进化论对林语堂影响最大，他用此说来解读基督教，结果就犯下了《把基督教当文学来读》的布道趣事。历史课时，林语堂读的是张伯伦《十九世纪的基础》英文版，教员诧异万分，对语堂刮目相看。
  上课是浪费时间，考试是浪费生命。考期临近时，别的同学都在“三更灯火五更鸡”地刻苦攻读，林语堂一个人跑到苏州河边逍遥自在地钓鱼。苏州河当时清澈见底，鱼戏浅水，呆上半天，就能收获一小筐。林语堂想，独乐乐不如众乐乐，他怂恿一个好友：大考大玩，小考小玩，玩好了才考得好。那同学被说动了，跟去钓了一晚上鱼。第二天，林语堂照常轻轻松松拿了个高分，那个同学却不及格，一脸沮丧地责怪语堂。林语堂有点愧疚，原来他的学习方法不是所有人都适用的。
  不当第一名（3）
  到美国后，林语堂挑起国外名校的刺来。
  他借着评论《英美德大学》一书，把美国引以为傲的几大名校狠狠地冷嘲热讽了一通。哈佛除外，对母校总得留点情面。他列举了哥伦比亚大学博士论文的题目：《中学便餐室的管理问题》；《学生坐位姿势及书桌尺寸之研究》；《初等学校佣人服役之分析》等等。而著名的克孙教授在国际心理学会第九年会上宣读了他的最新力作《寻常讨厌事物之原来与性质》，据说是费了几年的考据功夫，考证出507种讨厌事件，分别是：饭菜里有毛发；卧床不洁；看见秃驴的光头；看见蟑螂……
  林语堂挖苦地写道：“这种治学是有渊源的。”他还总结了“科学化论文”的套路，大约是：
  第一章　与个人的关系
  第二章　与社会的关系
  第三章　与国家的关系
  第四章　与世界的关系
  “”可以代表“治外法权”，也可以代表“皮蛋”。若是还想做漂亮点，就做一份社会调查，请马路上的甲乙丙丁填写，回家统计一下，画一个曲线图，就是了。
  在哈佛大学，林语堂师从著名教授白壁德。
  白壁德最先倡导新人文主义，主张用古典理性对抗喧嚣的现代社会。他学识渊博，口才很好，很多学生就是被他辩论的力量折服，而成了他的信徒。白壁德在中国也赫赫有名，梁实秋、梅光迪、吴宓都出自他的门下。林语堂曾经和后两个人在一个板凳上聆听过白教授的高论，他还笑话吴宓，学的是传统，长得像和尚，风流韵事却足以写一部传奇。
  20世纪初，白壁德和主张直觉主义的斯平加恩大打口水战，波动了整个文艺界。初生牛犊的林语堂觉得文章应该如行云流水，而不能人为地设置条条框框。“吾爱吾师，吾更爱真理”，他毅然决定为斯平加恩辩护。这是他背离胡适，加入语丝的一次预演。
  翠凤担心得皱紧了眉头，不停地说：“阿唷，小心点啊！”
  随缘读书（1）
  林语堂爱书。
  林语堂爱读书。
  佛家说“人生一缘”，林语堂的“缘”就是书。
  林语堂读起书来也是不走寻常路。
  他反对一切“必读书目”之类的说法，教育部编审的“中小学生必看书€讇妆尽薄ⅰ按笱乜词閫讇妆尽倍际撬档亩韵蟆９湃怂怠巴沸骸⒆洞坦伞保衔嵌潦槿酥凶畋康暗模唤袢怂怠肮攀橛卸尽保衔峭纺苑⒒柚铩？/p》
  林语堂在束缚人性的考试和课堂之外，发现了一片新大陆，那就是图书馆。
  自由地读书，就是图书馆最大的特色。图书馆才是一切知识的源头，也因为图书馆，学校才变得不那么面目可憎。
  他说，一个学校的好坏，取决于图书馆的大小。
  他还说，图书馆是神秘的丛林，每个探险者就是林间的小猴子，为了寻找合适的坚果，从一棵树跳到另一棵树，畅饮潺潺的溪流，品味果实的甜美。
  圣约翰藏书只有约5000册，近1/3是神学类，林语堂多次在著作中抱怨。“一直等我进了哈佛大学，我才体会到在大学时代我所损失的是什么。”
  他钟情于哈佛，就是因为卫德诺图书馆。在那个浩如烟海的书世界里，只要是想看的书，都唾手可得，仿佛站在一个支点上，只要轻轻一翘，就可以托起整个地球。他和翠凤没有钱去看球赛，就借了心仪的书本回来，点燃灯，面对面坐着看。“行到水穷处，坐看云起时”，那是贫贱夫妻的幸福。
  在上海，有了经济能力后，他在自己的家中办起了图书馆。
  书房是林家总管廖翠凤惟一不能插手的地方。林语堂把书房当成一个自给自足的王国，每次看完书，就随手一扔，常看的，就在眼睛看得见的地方，不爱看的，就打入冷宫，埋在层层的书堆下面。书桌乱七八糟地堆满了书，只够铺开稿纸和伸开两支胳膊的地方。他进房间后的第一件事就是把椅子上的书拿开，一屁股坐下来，双腿搁在书桌上，随手拿起一本，可能是阿加莎·克里斯蒂的《东方快车谋杀案》，也可能是牛顿的力学理论，或者是莎翁名著。他还异想天开，要在书房天花板上装一佛教的油灯笼，书房中要有油烟味和发霉的书味，以及无以名状的其他气味才好。
  翠凤觉得乱得难以忍受，语堂就拿“乱中有治”之类的混话来打哈哈。他描述了这样藏书的好处：
  每个人都知道女人的美丽，是在她们予人一种莫名其妙又遍寻不着的感觉，古老的城市如巴黎与维也纳之所以耐人寻味，是因为你在那里住了10年以后，也不确知某一个小巷子中会有什么东西出现。一个图书室也是同样的道理。……这样，一层神秘与可爱的轻纱将永远笼罩着你的书室，你始终不会知道你会找到什么。总之，你的书室便将有一种女人的乖巧与大城市的秘密了。
  林语堂识得的某留学生也有个“图书馆”。那学生通共只有一箱子书，却按大学图书馆的方式，细致而严密地分类贴标签。语堂想找他借《经济学史》，学生马上很得意地说，那书是“580。73A”。语堂惊奇不已，赞扬是“美国人的效率”。
  廖翠凤以为逮着了好机会，当即建议语堂也学习学习先进的管理经验，把书房拾掇一下。林语堂用烟斗一敲夫人的后脑勺，分类是科学，读书是艺术，怎能混为一谈？
  林语堂书房的名字叫“有不为斋”。
  “有不为”，就是“有所不为”，他说：
  我不请人题字。
  我始终背不来总理遗嘱，在三分钟静默的时候也制不住东想西想。
  我从没有休过自己的老婆，而且完全够不上做一个教育领袖。我始终不做官，穿了洋装去呈献土产，我也从未坐了新式汽车到运动会中提倡体育。
  我也不把干这些蠢事的人当作一回事。
  我憎恨强力，从不骑墙，也不翻斤斗，无论是身体的、精神的或政治的，我连看风头也不会。
  我始终没有写过一行讨好权贵或博得他们欢心的文字，我也不能发一张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