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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篇文章通篇没有一个字提到杨杏佛，可读者看到南京政府的荒淫无耻和丑恶嘴脸，谁不会哀叹杨之死何其无辜？这可以说是别具一格的写给杨杏佛的祭文。
  好友的故去让林语堂悲痛欲绝，更让人难过的是，他和鲁迅又产生了误会。
  6月20日，举行杨杏佛的入殓仪式。林语堂正在被严密监控，出不得门。鲁迅去后没有见到语堂，很生气，“这种时候就看出人来了，林语堂就没有去，其实，他去送殓又有什么危险！”
  事实上，据《申报》报道，林语堂参加的是7月2日杨杏佛的出殡下葬仪式，也是冒着生命危险去的。那一次，鲁迅没有去。
  林语堂没有向鲁迅解释。他觉得清者自清，没有必要自我辩护。
  然而，鲁迅对林语堂的印象就此大打折扣，两人的裂缝朝着不可避免的方向越拉越大。
  1934年，林语堂和章克标意见不和，一气之下离开《论语》，另起炉灶，办起了《人间世》。
  谁也没有料到，这竟是林语堂和鲁迅友情的终点。
  在《人间世》之前，语堂和鲁迅闹过误会也好，分歧也罢，但始终还是朋友。
  据当时另一知名文人陶亢德回忆，《人间世》创刊前，语堂请文坛好友来家里吃饭。客人来得差不多了，就差鲁迅。大家都知道语堂和鲁迅最近闹得不太愉快，有人好心提醒他，要不要催一催。语堂摆摆手，很有把握地说，不必，他一定会来的。话音刚落，鲁迅就拖着胶皮鞋，嘀嘀嗒嗒地走进来了。
  《人间世》走的是《论语》谈幽默的老路子，只不过取法晚明的公安派，更强调“闲适”和“独抒性灵”，林语堂在发刊词上说：“宇宙之大，苍蝇之微，皆可取材，故名为人间世。”
  照理说，借着《论语》的大热，又是幽默大师亲自操刀，《人间世》一炮而红是可以想象的。但林语堂1933年的鸿运似乎走到了尽头，《人间世》从创刊之日起，就在各路人马的夹攻中摇摇欲坠。
  首先引起轩然大波的便是周作人的五十自寿诗。
  为了给《人间世》造声势，林语堂把周作人的自寿诗抄给相熟的文化名流，再索取和诗，同时刊发在《人间世》创刊号上，并佐以周作人的巨帧照片。这一番精心渲染，周作人的诗作和《人间世》果然轰动一时，满城传诵。
  一些小报也来凑热闹，争相转载，唱和者就像滚雪球一样越滚越大。
  周作人的诗作隐晦曲折，表现的是自由主义的两难心境。他们抛弃了“主义”的信仰和追求后，却不能忘怀现实的残酷，所以，闲适中满是说不尽的苦味。但唱和者多是文才平庸之辈，哪里读得懂背后的真意，一桩文坛雅事竟慢慢变成了肉麻的互相吹捧。
  左盟早就看不惯林语堂提倡幽默的那一套，而自寿诗事件又确实有使文艺界庸俗化之嫌，一些血气方刚的革命小将带头造反了。野容（廖沫沙）写了《人间何世》，指着林语堂的鼻子骂了一通。自此，左翼联盟系统地开骂了。盟主鲁迅骂得最凶，攻击林语堂文学上的趣味主义和自由主义，说幽默文学是“麻醉文学”。
  先前，《论语》的幽默杂文开罪了不少右派作家，右翼分子也一哄而上，恶言恶语地声讨起来了。
  林鲁之争（4）
  林语堂前半生骂人骂得多，这么被骂还是头一次。可他就是叛逆心理，别人越骂得凶，他越要坚持，号称“欲据牛角尖负隅以终身”。
  其间，又发生了几件小事。
  在一次饭桌上，几个广东籍作家兀自讲粤语，说得兴致盎然，其他人听不懂，想插嘴都插不上。林语堂故意讲一口流利的洋泾滨英语，表示是鸡同鸭讲，逗趣一番。没料到鲁迅厉声到：“你是什么东西！难道想用英语来压中国的同胞吗？”林语堂哑口无言。以前据理力争，因为争得起。现在的景况，是没有必要了。有人说，他是怕了鲁迅；也有人说林语堂聪明，明知争不过，不如装“气量、风度”，输也光彩。
  鲁迅曾写信劝告语堂不要搞这些小品了，多翻点英文名著才是正途。语堂回信，“等老了再说”。时过一年多，鲁迅给曹聚仁写信，提到了这件事：“这时我才悟到我的意见，在语堂看来是暮气。但我至今还自信是良言，要他于中国有益，要他在中国存留，并非要他消灭。他能更急进，那当然很好，但我看是决不会的，我决不出难题给别人做，不过另外也无话可说了。”语堂听说后，无奈地解释道：“亦近挑拨呢。我的原意是说，我的翻译工作要在老年才做。因为我中年时有意思把中文作品译成英文。……现在我说四十译中文，五十译英文，这是我工作时期的安排，哪有什么你老了，只能翻译的嘲笑意思呢？”
  文学立场的泾渭分明，再加上一次又一次的误会，鲁迅不再把林语堂当朋友了。
  徐在上海大观楼补摆婚宴，鲁迅来得晚，一看见林语堂夫妇在座，二话不说抬腿就走。而他的《天生蛮性》一文，只有三句话：
  辜鸿铭先生赞小脚；
  郑孝胥先生讲王道；
  林语堂先生谈性灵。
  辜鸿铭是前清遗老，郑孝胥是伪满总理，把林语堂和他们相提并论，鲁迅的鄙夷之情可以想见。
  两年之后，林语堂远赴美国，终此一生，两人再没有相见。
  1936年10月19日，鲁迅因肺结核不治而亡。4天后，林语堂写下了这样的文字：
  鲁迅与我相得者二次，疏离者二次，其即其离，皆出自然，非吾与鲁迅有轾轩于其间也。吾始终敬鲁迅；鲁迅顾我，我喜其相知，鲁迅弃我，我亦无悔。大凡以所见相左相同，而为离合之迹，绝无私人意气存焉。
  《旅行家》
  赛珍珠抛来橄榄枝（1）
  1934年，对林语堂而言，不是值得怀念的年份。头一年响彻黄浦江畔的幽默大师翻过来，居然成了过街老鼠，人人喊打。左联办了个刊物叫《太白》，专门批判林语堂的闲适小品。
  捧红踩白，乃是人之常情。林语堂现在是箭靶子，高唱幽默之风的大众媒体以迅雷不及掩耳之势改弦更张，登起骂林的文章来，一个比一个叫嚣得厉害。
  林语堂心里不好受。《人间世》卖得不理想，经济的压力是头一桩；和鲁迅绝交了，是第二桩；早晚被骂，是第三桩……
  他从山中来，宽容坦然地面对风风雨雨，然而从高处猛然跌入谷底，人非圣贤，谁能等闲视之？
  弱者等待时机，强者创造时机。
  在上帝关了门之后，林语堂找到了一扇打开的窗子。
  那就是诺贝尔文学奖得主赛珍珠。
  赛珍珠尚在襁褓之中时，就被传教士父母带来中国。她接受的是中国传统的私塾式教育，听的是奶妈讲的中国民间传说和“水浒”、“三国”等。她说：“我一生到老，从童稚到少女到成年，都属于中国。”
  在美国，有不少所谓的“中国通”，但都是挂羊头卖狗肉，以揭露中国的丑陋习俗为主要卖点。中国人几乎成了懒惰、愚蠢、长辫子、畸形的代名词。这些作家根本不懂中国的文化，有人翻译《水浒》，竟然把武松打虎时称老虎为“大虫”硬生生地翻译成“Great　Worm”（大的虫子），李逵口中的“鸟官”译成了“Bird　Officer”（鸟的长官）。
  赛珍珠很痛心恶意丑化中国人的行为，立志要写出不同形象的中国人。她以中国农村为题材，创作了《大地》、《儿子们》和《分家》三部曲。《大地》一经出版，立即风靡美国，还被译成多国文字，成了西方世界了解中国的通行范本。她花5年的时间，精心翻译了《水浒》，书名译为《All　Men　Are　Brothers》（四海之内皆兄弟）。
  林语堂对这本洋《水浒》是赞不绝口，说她翻出了中国古代小说的精髓。
  刚巧，赛珍珠来了上海。有位作家请吃饭，林语堂听说赛珍珠也在被请之列，主动要求主人把席次排在赛珍珠的旁边。
  林语堂没有面子意识，更何况是向名作家请教。席上他畅谈中西文化之对比，赛珍珠不时点头称是。临别前，赛珍珠说：“各位如果有新作，我可以作介绍人，在美国刊行。”在座诸人都以为是普通的客气话，没放在心上。林语堂一条筋，听话不转弯，回家就把在《中国评论周报》上发表的几百篇“小评论”厚厚实实地包起来，送到了赛珍珠下榻的饭店。
  过几天，赛珍珠给林语堂挂电话，要求见面详谈。林语堂于是邀请这位美国知名女作家来家里吃顿便饭。
  赛珍珠很重视这次会谈，化了个淡妆，头发像中国旧式妇女一样，挽在脖子后面。她已经结了婚，丈夫是普通的传教士，夫妻感情不太和睦。美国庄台出版公司的老板华尔希对她很着迷，追到中国来了。
  她很有礼貌地问语堂，华尔希已经看过那些文稿，觉得新鲜敏锐，想在旗下所属的《亚细亚》月刊上发表，林先生意下如何？
  林语堂连声答应。
  谈完了正事，两人闲扯开去。他们都出生在传教士家庭，有很多共同的话题，聊得很投机。
  赛珍珠说：“有些美国人，在中国住了几年，就以‘中国通’自居，写的文章不堪入目，全是小脚和辫子之类。中国有值得骄傲的文化，为什么没有人来介绍呢？”
  林语堂想了想，出其不意地说：“我倒是很想写一本，说一说我对中国的实感。”
  “那你为什么不写写看！你可以写好的。”赛珍珠来了兴趣，十分热忱地说，“我盼望已久，希望有个中国人写关于一本中国的书。”
  赛珍珠当即打电话给华尔希，询问他的意见。华尔希也表现出难以想象的热情，极力要求林语堂马上动笔。
  无心插柳柳成荫，林语堂成了赛珍珠的特约撰稿人。
  有了赛珍珠的一力承担，林语堂半点都不敢怠慢，立刻投入工作。
  《吾国与吾民》是一本介绍中国文化的通俗读本，预设有十章，分别讲中国人的德性、心灵、理想、生活、政治、社会、艺术等，任务量很大。林语堂每天在床上边吸烟，边构思，腹稿打得差不多了，就立即起来记下来。他常常半夜突然想到什么，一骨碌地爬起来，拿起笔，刷刷地写个不停。
  与此同时，林语堂还要维持《人间世》的日常工作。良友书店是大股东，已经投了大笔资金，销量虽然不太理想，但是就此罢手，亏得更多。而《论语》的专栏也不能不管，林语堂只能忙里偷闲，每天写一段，就像皮匠订鞋子一样，一针一针，是“青山白云芒鞋竹杖影中写出来的，也是心手俱闲时一段一段一章一章写出来的。”
  林家进入备战状态。林语堂以前忙完工作，就和翠凤拉拉家常，逗逗孩子，现在一回家，就扑进书房有不为斋。廖翠凤绝少进书房，实在有事要和语堂商量，就轻轻地进来，出门又轻轻地合上。她叮嘱孩子，爸爸在办大事，谁也不准烦爸爸。活泼好动的二女儿玉如探头探脑地徘徊在书房门口，想从锁孔里偷偷看，看看怪里怪气的父亲到底在搞什么鬼。
  赛珍珠抛来橄榄枝（2）
  高朋满座的林家变得门可罗雀，小孩子咯咯地大笑时也捂住嘴，走路蹑手蹑脚的，翠凤把忆盘路的林家寓所打造成孤立的小岛，她要给丈夫一个安静的写作空间。
  林语堂把《吾国与吾民》的大纲抄在纸上，撕成一条一条，贴在书桌上，每天对着进度表，一丝不苟地完成。有时候写不出来，他就把灯灭了，点燃烟，深深吸一口，再用力地吐出来。烟火在黑暗中时暗时亮，林语堂全身放松，闭上眼睛，两脚抬在桌子上，脑海中一片空灵。屋外万籁寂静，只有邻居家的狗偶尔狂吠几声。这样子休息半刻钟，他抖擞精神，拉开灯，文思如泉涌，写下得意的一段。
  到了7月中旬，天气热，各种工作又烦闷，林语堂和各方面商量后，决定和家里人去庐山度假，专心一意地写稿子。
  庐山牯岭是著名的避暑胜地，气候清凉，盛夏时节还得穿夹袄。风景很美，峰峦葱茏，溪流潺潺，青松、丹枫遮天蔽日，时不时微风吹过，松涛就像温柔的海浪声，让人沉醉。
  林?